北宋建国后所实施的“以儒立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方略 ,使北宋士大夫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体 ,这是学界的共识。然而 ,在北宋崇文重文的政治环境下 ,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却是见仁见智。这不仅关涉到对北宋士大夫的基本估价 ,而且也涉及到对北宋王朝盛衰成败的认识。一人们的精神风貌 ,是与人们对现实境遇的直接感受密切相关的。因此 ,要对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作一客观实际的评价 ,首先必须对其现实境遇作一扼要的考察。如果从纵的向度进行比照的话 ,北宋士大夫自身的现实境遇比前代是大大改观了。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时干戈纷扰 ,军阀混战 ,武夫专横跋扈。他们拥兵割据 ,独霸一方 ,武夫控制了从上到下的统治权。在武夫的政治天平上 ,文人是无足轻重的。后汉史弘肇就曾经这样直吐真言 :“安朝廷、定祸乱 ,直须长枪大剑 ,至如毛锥子 (笔 )焉足用哉 !”<1 > (史弘肇传 ) 这种观点是当时武夫们的一种普遍文化心理 ,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在武夫独尊的社会氛围下 ,凌蔑、排斥和残害文人的现象屡屡发生 ,文士们常常“絷手绊足 ,动触罗网 ,不知何以全生”<2 > (卷 2 2 ) ,只好消极避世 ,放弃了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救世精神。而那些入仕的知识分子 ,为了远祸避害 ,则是卑躬屈膝取宠于武人 ,“恬然以苟生为得”<3 > (卷 3 3 ) ,儒家“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风貌荡然无存。北宋文人士大夫所处的历史境遇与五代是截然不同的。入宋以后 ,鉴于五代武人政治为害天下的弊端 ,封建帝王一开始就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大政方针 ,欲“以文化成天下”<4> (卷 9) 。为此 ,宋太祖即位之初 ,即“杯酒释兵权” ,解除了武臣的权力 ,改用文臣充当武将 ,并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保护文臣的措施。他曾立有三条后世戒规 ,其中一条便是“不杀士大夫”<5> (卷 1 ) ,并明令“不欲以言罪人”<6 > (ｐ54 8) ,对文士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基于文人当政 ,“纵皆贪浊 ,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7> (卷 2 ) 的考虑 ,宋太祖开始重用儒臣 ,在中央机构内“作宰相当须用儒者”<8> (卷 1、1 5) ,地方上则命“士人典州”<9> (卷 1 ) 。继太祖之后的太宗、真宗及历代嗣君 ,也都继承了崇文礼士、以文治国的大政方针 ,同样给文臣以尊厚的地位和待遇。为此 ,他们广罗文士 ,大力发展科举制度 ,重用提拔读书人。如宋太宗即位三个月后 ,一次贡举取士就达五百多人 (整个唐代贡举取士人数最多的一次是 79人 )。宋太宗曾对宰相李等说 :“天下广大 ,卿等与朕共理 ,当各竭公忠 ,以副任用。”<1 0 > (卷 2 6 ) 明确表明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随着制度策略中“重文轻武”政策的推行 ,凭科举大量入仕的士人成为宋代社会的主宰 ,“上自中书门下为宰相 ,下至县邑为薄尉 ,其间台省郡府公卿大夫 ,悉见奇能异行 ,各竞为文武中俊臣 ,皆上之所取贡举人也。”<1 1 > (卷 8) 就连“堂后宫亦必参之以士人之任。”<1 2 > (卷 8) 可谓“满朝朱紫贵 ,尽是读书人。”<1 3 > (卷 2 ) 读书人出身的官员成了国家官僚队伍的主体和政治结构的中坚。《宋史·文苑传》序言中有云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 ,即其一时之好尚 ,而一代之规模 ,可以预知矣。艺祖 (宋太祖 )革命 ,首用文吏夺武臣之权 ,宋之尚文 ,端本乎此……自时厥后 ,子孙相承 ,上之为人君者 ,无不典学 ;下之为人臣者 ,无不擢科 ,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北宋在政治上形成了“文德致治”<1 4 > (卷 43 6 )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1 0 > (卷 2 2 1 ) ,即所谓“以儒立国”<1 0 > (卷 2 2 1 ) 的政治构架 ,儒道的载体士大夫 ,因而亦进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隆盛时代。二宋代文人士大夫现实境遇的改变 ,社会地位的提高 ,直接刺激了士大夫阶层心理意识“在全新水平上的高度自觉”<1 5> ,促进了他们心理态势、精神面貌以及行为方式的变化。首先 ,当朝重用文士的国策使北宋士大夫的角色意识发生了转变 ,“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 ,施展抱负 ,因而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强烈的“仕以行道”的儒者面目。范仲淹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自进入仕途那一天起 ,他便以“信圣人之书 ,师古人之行 ,上诚于君 ,下诚于民”<1 6 > (上资政晏侍郎书 ) 为理念 ,“欲倾臣节以报国恩”<1 6 > (奏上事务书 ) ,因此朱熹说他“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 ,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 ,便做出许多事业”<1 7> (卷 1 2 9) 。他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 ,以及那“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是讲亦忧 ,退亦忧”<1 6 > (岳阳楼记 ) 的政治襟怀 ,无不充分显示了他经邦济世、舍身报国的崇高信念。此外 ,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的苏轼 ,一直想成为像东汉范滂那样的清官贤吏 ,以便为社会干一番经世济时的事业。嘉二年 (10 5 7年 ) ,苏轼金榜题名 ,顿感“致君尧舜 ,此事何难” ,为有了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而跃跃欲试。他唱道 :“丈夫重出处 ,不退要当前。”<1 8> (和子由若寒见寄 ) 一副积极进取、舍身报国的激情溢于言表。在北宋 ,像范仲淹、苏轼这种“士 (固 )为知己者死”的儒者情怀决不是个别人的追求 ,而是蕴藏在同时代人心目中的一种精神境界 ,是一大批士大夫的自我角色认同。王禹所说的“男儿得志升青天 ,须教利泽生于民”<1 9> (卷 1 3 ) ,欧阳修所讲的“大君子之用心 ,动必有益于人也”<2 0 > (与韩忠献王书 ) ,李觏所倡导的“诵孔子、孟柯群圣人之言 ,纂成文章 ,以康国济民为意”<2 1 > (ｐ2 96 ) ,周敦颐所提出的“志伊尹之所志 ,学颜子之所学”<2 2 > (ｐ2 2 ) ,以及张载的“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道 ,为去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2 3 > (ｐ3 2 6 ) 之言 ,都是北宋士大夫志在经世、以天下为己任心态的剖示。北宋士大夫这种以不耿耿于得失、不汲汲于目前的阔大胸怀 ,包容个人穷通荣辱的精神 ,使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处世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其次 ,在时代精神感召下 ,北宋士大夫不但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而且在道德上有着严格的自我要求 ,意欲通过道德意识上的自我完善 ,重振为唐末五代兵戎毁堕的道德规范 ,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观北宋大多数士大夫的为人为政 ,其道德自律精神是非常严格的 ,他们注重道德涵养、人格独善境界的培养 ,把修身行道作为自身生命价值的根本体现。欧阳修针对唐末五代以来士人的人格堕落 ,极力强调“道德仁义 ,所以为治”<3 > (杂传 ) 的原则 ,指出“陋巷之士 ,甘黎藿而修仁义 ,毁誉不干其守 ,饥寒不累其心”<2 0 > (送秘书丞宋君归太学序 ) 。强调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境 ,是贫是富 ,是贵是贱 ,都要重操守 ,尚志节 ,做到“势利不屈其心 ,去就不违其义”<3 > (一行传 ) 。周敦颐则认为 :“天地间至尊者道 ,至贵者德而已矣。”<2 2 > (通书·师友 ) 明确主张以有德作为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北宋儒家士大夫在理欲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内在的道德修养 ,更反映了北宋士大夫将伦理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的人格特征 ,体现出对社会群体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现实生活中 ,北宋士大夫也大都能以严格的道德理念约束自己 ,表现出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如“不以己欲为欲 ,而以众心为心”的范仲淹 ,一生清心做官 ,清廉自守 ,家中除“妻子仅给衣食”外 ,“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 ,不动其心”<2 4> (ｐ1 6 2 ) 。年老时其子弟准备为他建造一座养老致仕的园林别墅 ,他拒绝说 :“人苟有道义之乐 ,形骸可外 ,况居室乎 ?”<2 5> 被欧阳修称誉为“德性纯正”的司马光 ,一生“恭俭正直 ,居处有法 ,动作有礼” ,“于物淡然无所好”<1 4 > (司马光传 ) 。程颐一生也是恪守天理人欲之界 ,“举动必有乎礼” ,“进退必合乎仪” ,“修身行法 ,规距准绳 ,独出诸儒之表。”他生时有人曾对他说 :“先生谨于礼四五十年 ,应甚劳苦也。”他回答说 :“吾日履安地 ,何劳何苦 ?他人日履危地 ,此乃劳苦也。”<6 > (ｐ8) 王安石更是一个道德过人的圣贤 ,自进入仕途 ,他一直守身行道 ,被黄庭坚誉为“真视富贵如浮云 ,不溺于财利酒色 ,一世之伟人也。”<2 6 > (卷 2 6 )北宋士大夫当中像这样守身行道的循吏和名儒不乏其人。再次 ,北宋士大夫并未停留在“坐而论道”的玄思层面上 ,同时也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的社会问题 ,并且身体力行 ,将对政治的和道德的积极追求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诚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指 :“自从孔子学派在政治社会中进行活动以来 ,正如人们常说到的那样 ,特别是在宋代以后 ,出现了大批的科举官僚以来 ,在社会上到处可以注意到儒家的为政者和积极分子作为政治社会的领导阶层所特有的经世责任观念。”<2 7> 应当说 ,较之其它朝代 ,北宋士大夫在政治活动中的经世责任观念表现得异常强烈。这首先反映在他们以“每感激论天下事 ,奋不顾身”的参政姿态 ,积极上书论政干预时事 ,“言政教之渊流 ,议风俗之厚薄 ,陈圣贤之事业 ,论文武之得失” ,举凡国家大事 ,都要面折廷争 ,“罄而陈之”<1 6 > (奏上事务书 ) 。因此 ,北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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