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着睿智和哲思的时代 ,宗白华称之为“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① 。而最能体现出这种精神、智慧和热情的 ,我以为不是缘情绮靡的诗和铺张扬厉的赋 ,而是那些灵光闪烁、益人神智的清谈清言和思虑深湛、文采精拔的论体文章。有关清谈的研究 ,海内外学者的相关成就令人瞩目 ,而有关这一时期论体文的研究 ,则不免稍显逊色。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 ,探绎其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的基本特征 ,试图为魏晋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值得关注的边缘领域。一汉魏之际是中国学术大蜕变的时期。绵延已久的两汉经学在自身日趋繁琐的同时 ,又与空疏的谶纬神学相结合 ,章句之学渐疏 ,而溺于迷信、拘于尊古的习气日长。曾经因受到汉代统治者独尊而辉煌一时的儒学 ,遂不得不慢慢消隐在主流思想和主流学术之外 ,以道家思想为本体的玄学在经过了较长时期的酝酿后悄然登台。魏明帝时代的傅嘏、荀粲、裴徽等即开始以校练名理为务 ,把汉以来奉为至尊的六经黜为“圣人之糠” ,而且“叛散五经 ,灭弃风雅”② 的呼声则早在此前即已响起。虚胜玄远的理趣遂借经学蹈弊而入主当时的思想界。正始时 ,何晏、王弼以天纵之才气 ,以道家理念诠解儒家经典 ,把老、庄与《周易》相结合 ,在士流中扇成风气 ,成为士人清谈的主要谈资。玄学的兴起是对汉末繁琐空疏的经学和神学的反拨 ,它打破了某种思想体系长期独尊的局面 ,援道入儒 ,兼重思辨和感悟 ,使玄学以亲切而灵动的面目出现在士人面前。正始十年 ,王弼、何晏相继去世 ,而由他们奠定的玄风却未尝稍熄 ,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 ,并得嵇康、阮籍以及晋代诸贤的加盟 ,而蔚成一时代思想学术的主流。这股充满睿智的主流以清谈和论体文创作为主要的表现领域。“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 ,便是‘论’。”① 朱自清在此是就先秦诸子体式的变化而言的 ,但于魏晋由清谈而著论 ,也是如此。只是先秦诸子毕竟表现为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 ,而魏晋则是一体二用 ,是同步进行着的。论体文的起源很早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认为 :群论立名 ,始于《论语》。《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虽有“论”名 ,但很可能是后人追题的。《文心雕龙·宗经》 :“论、说、辞、序 ,则《易》统其首。”前者追溯以“论”名篇的起源 ,后者禀经以谈“论”的体式 ,其说虽有可商之处 ,但对后人影响实至为深广。论的品类颇杂 ,刘师培《论文杂记》认为 :“九家之中 ,凡能推阐义理 ,成一家之言 ,皆为论体。”但按照刘勰的说法 ,只有在方法上“弥纶群言” ,在内容上“述经叙理” ,才是论家之正体。清谈 ,作为一种思辨和谈论方式 ,直接渊源于东汉时期的清议和谈论 ②;而魏晋的人物品评和玄学潮流以及论体文的创作与之相结合 ,更使其学术意味和文学色彩愈趋浓厚。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中曾将魏晋士人分为“学者”与“谈者”两类 :“学者以老、庄为宗 ,而黜六经 ;谈者以虚荡为辨 ,而贱名检行身者。”“……其中未尝无好学者 ,然所学亦正以供谈资。”赵翼的划分是符合实际的 ,他既揭示了学者与谈者的不同 ,又注意到了二者的联系。魏晋清谈的范围相当广泛 ,但其主要内容不外人物品藻和谈玄说理二端。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论说第十八》中即从清谈和著论双水并流的角度 ,分析了二者之间相互生发的依存关系 :魏晋之际 ,世极乱离 ,学靡宗主 ,俗好臧否 ,人竞唇舌 ,而论著之风郁然兴起。于是周成、汉昭之优劣 ,共论于庙堂 ;圣人喜怒之有无 ,竞辨于闲燕。文帝兄弟倡其始 ,钟、傅、王、何继其踪。迨风会既成 ,论题弥广。③刘永济这里将“人竞唇舌”和“论著之风”相提并论 ,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世说新语》卷中《品藻》等部分 ,即大体是当时清谈人物的记录。古代帝王以及其他历史人物和魏晋之世的名士 ,都是被品评的主要对象。而在清代严可均辑录的《全三国文》和《全晋文》中 ,品评人物的论文也是开卷可见。有专评一人的 ,如魏文帝的《孝武论》 ,夏侯玄的《乐毅论》等 ;有两人比较的 ,如孔融的《周武王汉高祖论》 ,魏文帝的《周成汉昭论》 ,曹植的《汉二祖优劣论》 ,钟会的《夏少康汉高祖论》 ,张辅的《管仲鲍叔论》、《班固司马迁论》等 ;也有综论一群人物的 ,如戴逵的《竹林七贤论》等 ;还有权衡两地人物的 ,如孔融的《汝、颖优劣论》 ,伏滔的《青、楚人物论》等。这些形式多样的人物品评 ,虽然不一定全部是庙堂共论和闲燕竞辨的文字结晶 ,但其中与之关联密切的毕竟不是少数 ,如魏文帝的《周成汉昭论》、钟会的《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等即与庙堂共论的主题完全一致 ④ ,其互相之间的影响当然也是有迹可寻的。值得注意的是 ,魏晋士人臧否古人 ,实含有以古喻今之意。譬如嵇康的《管蔡论》就大胆为当时公认的历史罪人管叔、蔡叔翻案 ,认为他们原是“服教殉义 ,忠诚自然”的贤者 ,所以屡得文、武、周公三位圣人的重用。后来成王继位 ,周公摄政 ,他们远在东隅 ,“不达圣权”、“不能自通” ,所以才“抗言率众 ,欲除国患 ,翼存天子 ,甘心毁旦”。他们的叛乱在当时的形势下 ,实属迫不得已。嵇康对周公的微辞 ,显然影射了当时挟持着曹魏少帝 ,常以周公摄政自拟的司马氏父子 ,其现实意义是昭然若揭的。其他如阮籍《达庄论》等对钟会等所谓“礼法之士”的批判 ,也是隐约可感的。所以清谈和论文的对象与主题虽然是相似的 ,但在论文中的展开似乎更为明确和坦诚 ,这大约也是它们同时兴起而不能互相代替的原因。魏晋清谈的大宗是玄学义理。《文心雕龙·论说》曰 :“江左群谈 ,惟玄是务。”鲁迅曾从清谈主题的变化分析由汉末清议到晋代清谈的历史变迁说 :“汉末政治黑暗 ,一般名士议论政事 ,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 ,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 ,渐渐被害。……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 ,就不敢再议论政事 ,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 ,这就成了清谈了。”① 谈玄是当时热门 ,许多名士都醉心于此。大凡本末有无的问题、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言意关系等 ,都是清谈圈内热衷探讨的问题。当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玄理的内容是因时而变的 ,从老庄到释藏再到融通各家 ,不能一概而论 ②。而且每一时期的思想也显得较为复杂 ,像王弼、郭象虽多据老庄思想立论 ,但调和儒道的意思也颇为明显 ,而裴、范宁、干宝则更以维护传统礼教、捍卫儒家经典为己任。有的学者把魏晋南北朝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期 ,大约正是基于这一思想现实 ③ 。而且由于参与清谈的人数众多 ,自然也就会出现一些谈得很杰出的人 ,譬如何晏就堪称早期清谈的领袖人物。《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云 :“晏能清言 ,而当时权势 ,天下谈士 ,多宗尚之。”另如东晋的谢安、支遁等也都谈锋甚健 ,声誉广被。但由于清谈不仅仅“理致甚微” ,而且“辞条丰蔚 ,甚足以动心骇听”④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当时和后来的论文创作。《世说新语·文学》云 :支道林、许 (询 )、谢 (安 )、盛德 ,共集王 ( )家。谢顾谓诸人 :“今日可谓彦会。既时不可留 ,此集固亦难常 ,当共言咏 ,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 :“有《庄子》不 ?”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 ,便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 ,叙致精丽 ,才藻奇拔 ,众咸称善。于是四座各言怀毕。谢问曰 :“卿等尽不 ?”皆曰 :“今日之言 ,少不自竭。”谢复粗难 ,因自叙其意 ,作万余语 ,才峰秀逸。既自难干 ,加意气拟托 ,萧然自得 ,四座莫不厌心。支谓谢曰 :“君一往奔诣 ,故复自佳耳。”口谈与笔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 ,有些论文或许就是敷演清谈的内容而写就的。像此处提到的“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 ,谢安“自叙其意 ,作万余语” ,就很有可能是后来收录在《全晋文》中的某一篇 ,当然现在我们难以作具体的实证了。与清谈内容的“聃、周当路 ,与尼父争途”⑤ 相对应 ,魏晋时期注释老、庄的风气也颇为盛行。《晋书·向秀传》云 :“庄周著内外数十篇 ,历史才士虽有观者 ,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 ,发明奇趣 ,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 ,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 ,郭象又述而广之 ,儒、墨之迹见鄙 ,道家之言遂盛焉。”故魏晋之世玄风独振 ,实赖向、郭之力。论文创作也以阐释老庄思想为宗旨 ,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 ,如魏代阮籍的《达庄论》、《通老论》 ,何晏的《老子道德二论》 (已佚 )、《无为论》、《无名论》 ,晋代王坦之的《废庄论》 ,李充的《释庄论》 ,孙盛的《老聃非大贤论》 ,江的《通道崇检论》等。可见其时论文创作的热点所在。王弼、何晏、嵇康等都是清谈与著论同擅名声 ,同为时人和后人称赏的人物。他们的清言妙谈在《世说新语》中有着生动的记录 ,他们的论体文章也曾领一时之风骚。但到了西晋时期 ,像王衍、乐广等人 ,论文已鲜有传世者 ,一人而兼有二者之长的情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清谈家的学识有分限 ,口才有辩讷。讷者在清谈现场不免会词穷气弱 ,便每每以笔论为武器。《世说新语·文学》云 :“江左殷太常 (即殷融 )父子并能言理 ,亦有辩讷之异。扬州口谈至剧 ,太常辄云 :‘汝更思吾论。’”殷融大约属于善属文而不善口辩一类 ,据刘孝标注引《中兴书》 ,他著有《象不尽意论》、《大贤须易论》等 ,“理义精微 ,谈者称焉。”又 :“兄子浩 ,亦能清言 ,每与浩谈 ,有时而屈。退而著论 ,融更居长。”可惜的是 ,殷融的论文一篇也未能流传下来。无独有偶 ,挚虞也是能著论而不擅清谈的人物 ,而乐广则是能清言而不擅著论 ,《世说新语·文学》云 :“太叔广甚辩给 ,而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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