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洋务运动始 ,中国进入工业时代。经济的变动影响到文学形态。从外部关系看 ,职业作家的产生 ,出版业的进步 ,市民阅读群体的出现 ,乃至文学市场、稿费制度 ,应当说都与此有关。事实上 ,在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中 ,不同时期的文学形态 ,大抵也都与工业经济的发展有关 ,在某个时期 ,甚至还构成了文学创作的基础。因此 ,在我们考虑对新文学构成影响的诸多因素 (如思潮、政治、文化等 )之外 ,也不应忽略经济对新文学的影响。一近现代中国当属混合经济时期 ,即旧有传统农耕经济与沿海都市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并存 ,但其间有一个嬗变的过程 ,即产业性大工业因素的不断增强。日渐发展的工业经济不仅改变着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 ,也改变着文学形态。中国文学最初对工业经济的反应 ,应属清末的“反美华工禁约文学”。由于其时中国并无多少工业 ,因此 ,“反美华工禁约文学”应当说起于强烈的民族情绪 ,属爱国主题的表达。欧战前后 ,中国工业获得进步。 1 91 3年 ,全国产业工人已达 1 2 0万。在沿海各都会 ,工业状况已为人注目 ,恽铁樵、叶圣陶、企翁、毅汉、周瘦鹃、汪剑虹等人都有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 ,成为近代劳工文学的滥觞。但由于此时新文化思潮尚未发动 ,因此 ,这些作品仍囿于旧文人气息 ,或偶一为之 ,或以“奇谈”为目的 ,与旧时笔记小说相类似。五四时期 ,中国工业远未达到 3 0年代那种繁荣 ,五四先驱者所寓居的北京 ,又是一个工业极为薄弱的城市。据 1 91 5年的统计 ,北京时有 2 2 2个工场 ,只有 6个使用简单的动力设备 ,其余皆为手工操作 ,而所产大抵以传统器物为主 <1 >( 35 1 ) 。在北京 ,近代工业还未成为经济主体 ,经济上仍处于半农耕阶段。人数极少的产业工人尚未从传统“役民”阶层脱离 ,社会结构仍处于传统社会“官—民”状态。工业经济的意义 ,并未进入作家视野。新文学的最初形态 ,基本上属于知识者文学范畴。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所决定的。由于思潮的强大作用与工业的薄弱 ,决定了首先造成社会结构变化的是文化而非经济 ,自然 ,率先脱离旧的社会秩序是知识分子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劳工。知识者成为新文化的代表 ,其精神也就成了新文学的主导因素 ,由知识者人道观念构成的观察角度成为惟一视角 ,社会分析几乎不存 ,同时 ,知识者也成为“五四”文学中最常见的人物。而五四时期文学的另一人物属类——农民——的出现也与此有关。有论者在谈及此时 ,使用了一个颇为耐人寻思的说法 ,即“五四”发现了“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的农民”<2 >( P1 1 ) 。此处的“人类文化学意义”,应当说与“原生态”同义。由于农民生活与社会属性在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中高度稳定 ,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 ,直至五四时期 ,新兴工业经济还尚未对他们形成大的冲击 ,因此 ,农民生活是五四作家认知传统中国社会的标本 ,五四作家也大都依凭对农民的认识获得对中国社会的认定。不过 ,对于城市贫民 ,五四文学的理解与表现 ,还是多少显示了某种变化。受“劳工神圣”思潮影响 ,五四劳工文学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抽象角度讴歌劳工的创造伟力 ,不出普泛的“人”的观点 ,也不触及社会状况与劳动者具体生活 ;二是揭示劳工的贫困。作品中劳工的身份有了确定性 ,但多为传统意义上的底层劳力 ,如女仆与车夫。而这两类人物 ,实是当时教授型作家日常生活中所仅能接触到的底层平民 ,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以上两类作品并未将劳工作为客观描述的对象 ,而只是作为知识者本人精神世界的补充 ,或表达知识者的人道情怀 ,或说明知识者的道德追求。确切地说 ,上述作品仍属知识者文学范畴。三是劳工的反抗。这一内容值得注意。一方面 ,这类作品已开始把工人看作一种新的社会力量 ,另一方面 ,作品中也现出了试图以大工业角度剖析社会结构的某种端倪。这类作品日益引起新文化中心阵营的关注。从民间传唱到文人创作这一过程 ,可视为五四意识形态对此的认可 ,并暗示了 3 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发展方向。概而言之 ,由于五四时期新兴工业经济的弱小 ,尚未构成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 ,多数作家也无从注意到新型经济对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迁 ,经济背景也未能进入作家视野。即使是对劳工生活的表现 ,也是由思潮启动的 ,囿于人道主义的观照 ,而非社会文化的渗透。因此 ,从总体上讲 ,五四文学 ,应属知识者文学形态 ,而知识者与农民成为文学中两大主角 ,也与经济所造成的社会状况不无关系。二3 0年代 ,中国社会经由战乱而进入较定型与制度化的发展时期。在沿海都市 ,特别是上海 ,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均长足发展 ,各方面都已达到旧中国最高水平。有史家称 ,1 92 0 - 1 93 6年为中国资本主义增长最快的时期 ,工矿业产值从 1 92 0年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 2 4 .6 %上升到 3 5 % ,而近代大工业已占工业产值的 5 8% <3>( P2 6 1 ) 。数据表明 ,其中发展最大的是民族资本家 ,即个人化、平民化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时 ,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人数也急促增加。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力量的快速增长 ,劳资矛盾开始构成中国都市的基本结构 ,并引领着中国社会的变迁。换言之 ,大工业经济业已构成对城市社会的支配性影响。因此 ,至 3 0年代 ,五四新文化开始发生变化 :一是既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文化的延续 ;二是新兴无产阶级政治文化勃兴 ;三是依凭沿海资本主义都市特别是上海的大众文化的诞生。三种文化多元共生 ,都与都市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有关。此时 ,基于对西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被左联大规模地译介。所谓“社会剖析”的基础 ,正是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 ,否则 ,左翼是不能存在的。以茅盾为首的左翼作家 ,大致从工业经济入手剖析社会 ,并发现随经济变动之后社会向资本主义的整体变迁 ,其中涉及政治、文化、道德诸领域。即使是对农村的描写 ,也立足于其与都市资本主义经济的联动 ,如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吴组缃《樊家铺》、《一千八百担》等等。《子夜》这种宏观展示旧上海社会的作品 ,其基础就是上海大工业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尽管左翼作家也写出了中国工业的破产 ,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 3 0年代大工业在中国城市与社会中的重要 ,否则 ,它不会多次进入作家视野 ,也不会成为作家审视社会的基点。事实上 ,工业经济已构成了左翼文学的创作基础 ,左翼作家凭藉经济角度 ,获得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将大工业作为观察中国城市社会的基点 ,至少在三方面构成左翼文学的主导因素。一是从经济制度与国际工业经济背景考察中国社会。左翼作家由经济制度角度 ,对沿海资本主义都市社会制度、法律制度 ,进行全面的思考。茅盾曾一再批评某些作家以义和团思想去看待工人的贫困 ,告诫人们应当注意到对“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剥削到只剩一张皮的描写”<4 >,注意工人与“工场”、“机器”、“生产组织”的关系。为此 ,茅盾曾写下数十篇研究上海的论文 ,其中多涉及各种制度化的社会生活 ,尤以经济为多 ,如股票、证券交易、外国投资等等 ,多以数字说话 ,具有社会学者的气度。而在涉及描写工人生活时 ,左翼作家大都从制度角度进行表现 ,对工人个体生活的描写往往上升为对社会问题的考察。最典型者如田汉的话剧《火之跳舞》:报刊所载纯属性格悲剧的浦东大火 ,在作者笔下成为十足的社会悲剧 ,倒与个人性格无关了。这便是典型的左翼思路。左翼文学大量涉及雇佣劳动这一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经济形式 ,以及扣薪、延长工时、失业等派生物 ,同时 ,一些作品还触及鲜为人知的带有封建人身依附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双重色彩的经济制度 ,像包身工、包饭作、卖身工、童工等。连非左翼作家都深受影响。穆时英《偷面包的面包师》、《油布》、《断了条胳膊的人》等作品 ,也依循同一视角 ,表现“人不如机器”与“劳动者对他生产的东西没有消费的能力”等左翼思想。对于“工人的觉醒与反抗”的旧题 ,左翼文学也用工业社会的分析方法赋于新的意义。左翼作家着眼于都市产业工人集团意识与阶级觉悟的初萌 ,出现在他们笔下的工人斗争 ,往往是有组织、有纲领的集团活动。殷夫诗中就常常涉及工人运动整个程序化内容 ,像工会、委员会、表决、罢工等等 ,都属于大工业经济带来的产物。其二 ,对中国农村的农耕生活与都市工业经济联动的表现。左翼文学中不乏表现农村破败与农民暴动的题材 ,但其观念来源 ,却是沿海都市工业的扩张 ,因此 ,左翼作家较多表现沿海、沿江农村 ,而不是停滞迟缓的内地或边陲。以茅盾为例 ,他文学视野中的乡村生活与景象 ,是相当都市化的 ,作品中常常出现一些小火轮、火车铁轨、空中“铁鸟”、“洋油轮船”等现代器物。他在散文中回顾的家乡乌镇一带的生活 ,也是相当资本主义化了的经济生活。比如镇上的“叶市”,是一种投机市场 ,多头空头 ,类似期货 ,与上海的公债生意相差无几。而太湖一带的农民 ,“文化水准相当高”,原因在于“这一带的工业能吸收他们”<5 >。所以 ,其作品中有关乡村的描写 ,也着眼于乡村与都市工业经济的联动。此外 ,丁玲、吴组缃、吴奚如、王西彦、杨之华、草明的作品也都与此相似。甚至于在左翼文学表现工人这一方面上 ,仍可看出作者对工业社会中人的理解 ,如产业工人由乡民原有的宗族意识转变为阶级集团意识 ,工人在极端贫困之下的人性异化与暴力倾向 ,久居都市而产生的市井性格等等。其三 ,更重要的 ,也是造成左翼文学形态特征最内在的原因 ,是对新的经济环境中人的属性的把握。左翼文学为人物设定的社会环境 ,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背景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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