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新千年 ,全球化理论研究倍受注目 ,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显学。在中国 ,全球化研究也呈繁荣之势 ,这主要得益于 2 0年来中国奉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全球化发展进程正进入深层次阶段 ,这种形势可以通过人们对全球化的不同称谓窥见一斑 ,如“世界化”、“国际化”、“跨国化”、“一体化”、“相互依存”、“趋同”等。随着各种全球化势力的影响和日趋频繁的国际交流 ,中国正在成为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所谓“地球村”的一部分。然而 ,全球化进程与后现代的总趋势有着密切联系 ,正如英国学者吉登斯所言 ,全球化与后现代话语是同步发展的。不言而喻 ,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今世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主要表现在上述理论彻底动摇了人们普遍赖以认知的有关文化、历史、主体性和文化身份等固有观念。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一切假想的等级制度和人为的界限 ,也使得传统的文化标准发生位移 ,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大众文化 (消费文化 )呈现出各种形态 ,并对精英文化(高雅文化 )构成了有力的挑战 ,当前中国文化的语境变迁充分证明了文化发展的“范式转变”已非奢谈 ,大量事实昭示着文化发展的新律动、文化研究的新课题以及新的阅读策略。本文拟对当代文化景观做出粗略理论描述 ,讨论全球化以及现代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如今 ,我国的文化处境与西方日益接近 ,在不少领域已迅速与国际化接轨 ,风靡全球的文化思想 ,现在也已为中国人所享有。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诸多世界性的问题。<1 ,2 > 2 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化思想界追赶西方潮流的时期 ,在短短的十几年间 ,就将西方学术思想百年来的成就 (文艺理论 )操演了一遍 :形式主义文论、精神分析、结构 -解构主义、符号学、接受反应美学、存在主义、阐释学、女权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理论 ,等等。 90年代 ,中国的文化艺术和学术理论已近乎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比如 ,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 ,解构主义理论、大众文化批评的兴起就几乎是与西方同步进行的。如今 ,中国翻译和引进西方文化学术著作数量之大、影响之广也是改革开放前所没法相比的。可以说 ,中国文化与学术已经追赶上了世界文化与学术潮头。不容忽视 ,大众文化的流行已超出民族国家的疆界 ,我国的大众文化的形势也与全球化文化发展走向并行不逆 ,影视、文化消费日趋国际化 ,并按国际标准进行生产运作 ,以互联网、音乐电视和多媒体为代表的文化消费方式也日渐流行起来。现在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还是在两者交叉的人文科学方面 ,外国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话语差别都在逐步缩小。更为明显的是 ,国外的大众文化与国内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异甚至比国内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小 ,国外国内的大众文化更易交流和沟通。全球化促进了中国文化和学术与国际发展总趋势的汇合 ,一种全球化性质的、民主的、富有活力的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可望由此而产生。<3 >振兴中华文化 ,提高中国文化大国地位 ,与国外学术界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在反省和批判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同时 ,更试图建立中国学派 ,自立于世界文化学术之林。这一情势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十多年的引进和追赶西方文化思潮 ,至 8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西方已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注意到了西方文化内部的松散和差异 ,即西方文化与学术内部也存在着主流与边缘话语、精英与大众文化之别 ,并发现作为西方边缘文化及学术话语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非同凡响 ,由此开始着意介绍和引进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如果说中国起初引进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中国文化批评“反霸权”话语的需要 ,而到了 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认识已有了飞跃。许多学者认识到后殖民主义尽管是作为批判殖民主义面目出现的 ,但它实际上又形成了殖民主义新的变种。因为挑起后殖民主义讨论的主要批评家 ,并非来自西方大国的“前”殖民地或“后殖民地”国家 ,而是一些虽有着第三世界血统 ,但实际上却在西方世界的话语圈内显露锋芒 ,并逐步向其中心和主流学术圈靠拢的知识分子 ,如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均是亚洲血统 ,在他们身上既有明显的“东方文化情结”,又有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强烈认同。他们分别执教于英美的一些著名学府 ,作为具有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血统的知识精英 ,他们有别于西方主流理论家 ,但又总试图以其具有东方文化背景、且操持西语写作的双重“后殖民批评家”的身份 ,以雄厚的文化资本和学术实力向居于西方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想界发起有力的挑战 ,且屡试不爽并最终得到主流理论界的承认。但是 ,不容否认 ,赛义德等人在西方获取的国际精英学者的身份掩盖了后殖民理论的“他者”的话语本质 ,即掩盖了东方话语的本质 ,因为赛义德等人东方学者的身份最终随着他们在西方获得终身教席而西方化了。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学人很少有人把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认同为中东或亚洲学者 ,而宁愿把他们看成是“入流”欧美学界的西方学人。由此 ,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重任将要落在东西方文化学者的肩上。对此 ,中国文化人将会做出自己独特贡献。新世纪初 ,文化研究仍是欧美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这一肇源于西方的学术理论的影响已超出了西语世界 ,并向东方国家推进 ,在我国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通过文化研究这一活跃的理论旅行 ,学院知识分子的智识活动溢出了大学校园之外 ,也超出了传统的经典命题的范围。文化研究关注的范围广泛 ,包括阶级、民族话语、文化政策、传媒、受众研究、大众文化、身份政治、文化全球化等社会文本 ,因此具有迫切的政治性和批判力量 ,文化研究和传统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精英主义乃至文学主义的旨趣迥然不同 ,带有明显的左派色彩。这一理论注重辨析各种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即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中的权力运作对文化本身的影响与干涉作用 ;文化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密切联系 ;分析文化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是如何表现自身和受制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文化研究致力于对当代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批判 ,也包括文化和文学话语的重建。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开始提出一些更具理论深度的问题 ,并从不同的文化视角进行探讨 ,包括“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新传媒技术”、“理论的可译性”、“新传媒制度与意识形态”、“反霸权力量”等。<4>当前 ,西方全球化模式的演进 ,资本的内在作用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正影响世界经济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 ,文化研究理论适时地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批判姿态 ,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所触及的广泛的社会文本有别于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和形式主义美学传统 ,这有助于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 ,交通和通讯日益快捷 ,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 ,必将进一步促进东西方的文化思想交流 ,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 ,跨国文化交流和思想理论的碰撞将不可避免。因此 ,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不失去原有的文化身份和思想理据 ,便成了知识界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回应的重要问题。当今的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领域正在注入越来越多的全球化因素 ,从而使其更具生命力。理论研究和批评趋势正朝着超越传统模式的方向发展。研究者正在对上述门类诸多的“新理论”加以具体分析和学术批判 ,在推动文化研究的不断更新和向前发展同时 ,充分发挥各种理论的长处 ,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研究 ,使文化和文学研究获得一种开放性的视野。如借鉴文化研究理论在西方的政治批判性、意识形态性和解构性 ,把它运用于中国文化与文学语境将会给本土文化和文学批评者带来新的体验 ,把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相结合有助于扩大文学批评的领域 ,也有助于文学批评向更深层次发展。不可否认 ,在对“新理论”和新思潮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 ,“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语 )或“批判的知识分子”将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即“文化研究领域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参 与对抗的公共领域之中的重要性。由抵抗的知识分子所实施的反学科的实践如果只有大学校园内的听众,那么它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力。反学科的批判实践应当更加广泛地发生在公共领域。就文学研究与批评而言 ,文学批评家应当自觉地参与重大的文化价值问题的讨论 ,并把这种讨论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当前的文学批评尤其应当积极关注新出现的、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 (比如大众文化 ) ,认真地而不是情绪化地分析它们的意识形态效果”。<5 >为此 ,新型知识分子就要摆脱传统批评模式 ,调整审美视角 ,以求索创新精神努力重新构建新话语规则和批判语言。如今 ,文化思想上“欧风美雨”的来临以及中国语境下的全球化文化氛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应当着重指出的是 ,虽然中国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并日趋加入全球化进程 ,但中国的治国方略、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并没因此而改变 ,中国仍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指导理论。可以认为 ,作为解构“正统理论”和“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对此失去了应有的理论阐释效用。目前 ,文化理论领域的改革开放正呈两种倾向向前发展 :一方面 ,改革者 (包括文化人 )主张放眼未来 ,加速全球化进程 ,并且从中受益 ;另一方面 ,在改革的进程中 ,由于缺少披荆斩棘的精神和对“过去时光”的留恋而使一部分人难以坚持一贯 ,进退两难。 2 0世纪末期出现的“文化热”从对西方流行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的热烈拥戴到对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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