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兆阳是我国著名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 1 91 6年生于湖北省黄岗县枣树店一个贫苦教师家庭 ,因父亲病逝 ,秦兆阳不满 1 7岁便开始自谋生路。 1 938年他投奔陕甘宁边区 ,入陕北公学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 ,结业后 ,曾编《除奸画报》 ,任《前线报》、《黎明报》副社长和社长等职务。 1 94 8年调到华北文艺工作团。全国解放后 ,先后在《文艺报》、《人民文学》担任执行编委和副主编。 1 957年因发表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被错划为右派 ,下放到广西工厂劳动。 1 978年彻底平反后调回北京 ,任《当代》主编。 1 994年 1 0月 1 1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 78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 ,秦兆阳一直从事编辑工作 ,而写小说只是利用业余时间 ,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编辑” ,而不愿被人称为“作家”。但秦兆阳能够被世人铭记 ,除了他是个出色的编辑家 ,还因为他的确又是一位有成就有特色的小说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 ,这位值得研究的作家却被研究者忽略了。当我认真阅读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和有关材料之后 ,总体印象是 :(一 )秦兆阳的小说创作 ,无论与当年解放区作家相比 ,还是放在五六十年代加以考察 ,他都是一个有自觉追求并有独特风格的作家 ;(二 )秦兆阳是一位有才华有潜力的作家 ,他本可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之作 ,遗憾的是 ,他的创作潜能与才华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平反复出后的作品 ,尽管有新的追求和新的特色 ,但就其艺术水准和作品的社会影响力而言 ,都未能超过他的短篇集《农村散记》 ;(三 )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之间存在着差距和矛盾。秦兆阳历来主张从实际的生活出发而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 ,对当时创作上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不仅早有觉察 ,并站在理论的高度 ,对其在方方面面的表现及其危害性 ,进行了大胆而有深度的批评。但他的作品 ,与他的理论主张仍存有这样那样的距离。这种作家自身理论与创作实践之间表现出来的矛盾性 ,不惟秦兆阳所有 ,在当时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现象 ,不妨称为“秦兆阳现象” ;(四 )纵观秦兆阳的小说创作 ,从时间上说 ,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40年代初至建国前为第一阶段 ;五六十年代为第二阶段 ;7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为第三阶段 ) ;从风格走向上看 ,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即从诗意的抒写到理性的思索。下面 ,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二4 0年代是秦兆阳在小说创作上由起步、摸索到逐渐成熟的阶段。此时 ,他的作品数量不多 ,也不太引人瞩目 ,但他却逐渐摸索到了一种适合于自己的写法。较为重要的作品有 :《桌子和筷子的故事》、《路》、《何花秀》、《炊事员熊老铁》、《歪脖子兵》、《说媒》、《东西李庄的故事》、《老头刘满囤》、《幸福》、《相思树》等。这些作品 ,主要描写的是对敌斗争和解放区军民的日常生活 ,其特点有二 :1 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与高扬。毫无疑问 ,秦兆阳属于客观再现型的作家 ,所不同的是 ,他在注重客观再现的同时 ,在观察视角、取材、立意和处理手法上 ,又表现出明确而又相当自觉的自我“选择性” ,让你分明感觉到他的作品是主体意识统摄下的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有机结合 ,这种主体意识的自觉 ,在当时是少见而又难能可贵的。比如 ,从观察视角及取材、立意上看 ,虽然作家当时置身于残酷的战争环境 ,但他所要着意表现的 ,恰恰不是战争的残酷性 ,而是努力去发现、挖掘、揭示残酷环境中存在着的“诗意美” ,即那种“美好的、诗意的、使人油然而喜的东西。”这样的艺术追求 ,似乎与残酷的斗争环境很不协调 ,但诚如作家所说 :“战争是残酷的 ,但残酷之中有兴奋 ,有欢乐 ,有高尚的理想和英勇的精神 ,这都是存在于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美。”这就是他在写作中的自觉追求 ,他把这种写法叫做“笔下流情之路”。可见 ,秦兆阳的作品不仅以写“情”为主 ,而且他还要力求让这“情”由笔端自然地“流”出来。上面提到的作品 ,都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存在于生活中的又被作家真切体验到了的各种各样的“情”和诗意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当属于 1 94 3年写的《路》。从题材上看 ,这个短篇只不过讲述了一个小分队通过敌人封锁线的故事。类似的故事太多了 ,实在说不上新鲜 ,但秦兆阳的《路》却又别出心裁。在他笔下 ,“路”有两条 :一条是可见可视的有形之路 ,一条是看不见的却又处处存在的无形之路。林立的碉堡 ,纵横的沟壕 ,看上去插翅难飞 ,但敌人封锁的只是这条有形之路 ;而这支被打散了的小分队 ,在失去向导的情况下又有无数个萍水相逢、不知姓名的新向导为之带路 ,终于使他们在预定的目的地胜利相会。他们所走的 ,正是这条敌人想封锁而又封锁不了的无形之路———由无数平民百姓构筑起来的畅行无阻的秘密通道。尽管如此 ,小分队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是不言自明的。作家在状写他们历险的同时 ,又不断宕出笔墨 ,写化险为夷后瞬间的兴奋、喜悦之情 ,写夜空星光闪烁的美丽 ,写黄昏村庄里袅袅升起的炊烟 ,是那样平静、安详和富于生活的诗意 ,从中流露出的 ,是战士坚定、乐观的胜利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2 揭示了“革命进程”与“日常生活”之间互为因果的促动关系 :“革命进程”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日常生活” ,而“日常生活”的新变化反过来又加速着“革命进程”。《东西李庄的故事》 ,写黄、赵两家 (住同一条胡同又是门对门)由“冤家”变“亲家”的故事。东、西李庄原本是一个村 ,由于两家地主的纠纷 ,才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个李庄 ,黄、赵两家的仇恨也是由此而生 ,多年来隔门相望 ,却互不来往。但是 ,随着解放区减租减息、除奸反霸斗争的深入 ,不仅打破了这种互不往来的僵局 ,还使两个李庄的村民看到了彼此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感到两村的仇恨也是由两家地主为了各自的利益故意挑起的 ,许多人发现因贪图小利而上了当。至于黄、赵两家 ,此时也都觉得心里没什么了 ,只是碍于脸面 ,谁也不肯先和谁说话。但两家的一儿一女 ,在共同参加民兵训练、识字班、互助生产的过程中 ,逐渐地由原来的不说话到言来语去 ,由走路时的“一前一后”变成“一左一右” ,由“言来语去”到最后的“心心相印” ,再加上村干部从中撮合 ,一对多年的“冤家”变成了儿女亲家。而这一切变化 ,都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悄悄发生的。《幸福》写穷光棍张来子和寡妇郭苦根结为夫妻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如果不是解放区先后实行两次土改 ,他们只能一个长年在外扛活 ,一个领着孩子四处讨饭 ,不要说结婚 ,恐怕连碰面的机会都难有。第一次土改 ,由于他们都分了地 ,又偏偏成了地邻 ,才在互帮互助的过程中发现彼此“投脾气”并互相需要 ,没结婚 ,却成了事实上的夫妻。但因这次分地只是初步的 ,带有实验性质 ,他们分得的土地、房屋、农具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为此俩人经常争吵 ,有时甚至“生分”到了谁也不理谁的地步。直到实行了彻底的土改 ,俩人才解除了后顾之忧 ,正式结了婚 ,又都入了党。张来子在土改中当了干部 ,后来成为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带头人。张来子的新变化 ,都是随着“革命进程”的逐步发展而发生的 ,他的“幸福生活”与“革命进程”息息相关。还有《相思树》 ,应该说是秦兆阳此阶段写人物写得最好的作品。作家在写人物的时候 ,开始把笔触伸向其内心世界 ,并能把握到主要的精神特征。作品的主人公刘老古 ,这个贫苦的农民一贯遵奉的处世原则是要使自己“正常”而不“反常” ,他所说的“正常”便是“认命”。穷人受罪 ,富人作孽 ,这都是“命” ,是上天的安排 ,穷人若有非分之想 ,“不认命” ,便属“反常”。他不敢“反常” ,也不让自己的侄子“反常”。当他发现侄子与财主家的受虐待的小姐铁花相爱时 ,先是劝说侄子不要“反常” ,因为在他看来 ,反常就会招祸 ,当劝说无效时 ,他便委婉地提醒东家注意。正是由于他出于要“正常”而对财主的提醒 ,破坏了侄子杀死财主与铁花逃走的计划 ,致使侄子死于牢狱之中 ,铁花被卖不从一头撞死。刘老古怕因“反常”而惹祸 ,不想他的“正常”之举却葬送了两个人的性命 ,他为此而悔恨并开始怀疑上天的“公正” ,发出了我要“反常”的呼号。但此时高喊“反常”的刘老古 ,只是出于一时的气愤 ,并不敢真的“反常”。所以土改之初 ,他并不积极 ,认为这也属于“反常” ,直到从财主的地里挖出那块界碑 (此碑系刘老古的祖爷爷所埋 ,记录了这块地被财主霸占的原委 )时 ,他才大梦初醒 ,真正意识到他多年来认定的“正常”恰恰是不正常的“反常” ,这就是刘老古觉醒的过程。今天看来 ,作家还只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问题 ,刘老古的觉醒也只是阶级意识的觉醒 ,但作家在表现这一觉醒时 ,却是完全艺术化了的。三50年代是秦兆阳在创作上取得丰硕成果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他在 4 0年代就开始追求的“笔下流情之路”的写法 ,此时已达到了更高更纯熟的艺术境界 ,同时 ,有些作品仍然反映出他的艺术缺陷和局限性。此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田野上 ,前进 !》和由十四个短篇结集出版的《农村散记》 ,两相比较 ,后者更能体现他的艺术风格和文学成就。《在田野上 ,前进 !》是秦兆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也是我国最早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它完成于1 955年 ,全书 34万字。 1 956年正式出版 ,印行 38万册 ;1 982年 1 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重印 ,在时隔 2 6年之后 ,印数仍有 3万 5千册之多 ,从中不难看出这部长篇曾经产生过的影响了。然而 ,一部真正的优秀之作 ,是应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那么 ,4 0多年过去了 ,我们今天又应当怎样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从诗意的抒写到理性的思索——秦兆阳小说创作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