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纽研究问题是音韵学研究领域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也是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老一辈的学者如 清代的陈澧、章太炎、黄侃，近代的陆志韦、董同和、周法高、李荣、邵荣芬、李新魁等为之付出 艰辛的努力，奠定了重纽研究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张琨、潘悟云、郑张尚芳、薛凤生、刘广和、竺家宁、王硕荃等新一代的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掀起了研究的新热潮。在国外，有坂秀世等一大批汉学家对此也多有涉及。然 而时至今天，重纽问题特别是韵类对立和韵值构拟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才拙，对重纽 问题也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只想就前修时贤对重纽韵类对立和韵值构拟研究作概述，并谈点肤浅的意见，以就教于专家、学者。一、重纽的韵类对立和音值构拟 所谓重纽，是指在同一个韵的喉、牙、唇音声母地位（端透定泥见溪群疑晓影十母）出现两套反切不同的字，反切上字同为一类，下字却可分为两类。这种现象出现在支脂真祭仙宵尤侵盐诸韵。〔1〕我们依惯例，把重纽三等的唇牙喉叫做 B类（甲类），重纽四等唇牙喉叫做 A类（乙类），其余的叫做 C类（丙类）。 音韵学家对重纽两类的划分作过很精细的剖析，并构拟出相应的音值，现简要归纳如下： 1、重纽仅是音类的不同，音值并没有两样。清代的章太炎、黄侃，近代的周祖谟、方孝岳早期也有 类似的看法。其实际上是“音同韵异”、“强生区别”的翻版，跟《切韵》“剖析毫厘，分别黍累 ”的宗旨是相违背的，也与目前的许多方言和域外对音的实际不相吻合的。早期的陈澧《切韵考》 虽发现重纽现象，也体现了语音的不同，但未能说出区别何在。诸如此类的观点主要存在于重纽研究的早期，一般不为后代学者所认可，这里不予深究。2、重纽的区别在上古的来源的不同。这已为广大学者所认可，但这并不能构成重纽区别的全部内容。黄典诚《重纽研究》（ 1994）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不全面的”看法，因为“从古谐声来看，并没有一种截然有别的界线”。〔 2〕 3、重纽的区别在声母的不同。国内的方孝岳、李新魁，以及日本的三根谷彻、平山久雄等均有类似 的看法。方孝岳《汉语语音史概要》说：“等韵对此等重纽是按照它们的反切下字的声母系统而分 三、四等的。大致反切下字的声母是唇牙喉就放在三等，是知、照、来、日、喻三各组，就放在四等。”〔3〕李新魁《重纽研究》（ 1984）还据此纠正了韵图中的一些误排现象。〔 4〕麦耘《论重纽及〈切韵〉的介音系统》（ 1992）认为重纽三四等的区别在于声母带软化色彩和带翘舌兼软化色彩的不同。拟为－ ri（ B类）与－ i－（ A类）。〔 5〕竺家宁《试论重纽的语音》（ 1995）主张重纽二类的区别是对古代 cl－复声母的反映，他认为上古客观存在着复辅音，“反切的重纽现象正是企图反映这类语言结构较为特殊的字，使得反切上、下字看都 属于同类，实际上却又不同类。因为这个－ l－成分既不是起首辅音（用反切上字表示），又不是韵母（用反切下字表示），‘重纽反切’就如此形成。”〔 6〕 4、重纽的区别在主要元音的不同。董同和《广韵重纽试释》（ 1945）就重纽两类分属于上古不同的韵部这一状况，提议以主元音的不同作为重纽的内部差异。 三等主元音较松较开，四等主元音较紧较合，并特别声明这只是“音类的判分，而非确定的音值”。〔7〕周法高《广韵重纽研究》（ 1948）以《切韵》音系为依托，以高丽语、汕头语、厦门话等为参考依据，主张重纽两类的不同在于元音的高低对立。例如，他把真 A拟作－ǐě n－，真 B拟作－ǐě n－，仙 A拟作ǐε n－，仙 B拟作－ǐ n－。在舌齿音的归属上，与董氏相类。〖 8〗张琨（ 1972）把重纽二类的对立视为主要元音前后的差别，例如，真 A拟作－ jin－，仙 B拟作－ j n－。〖 9〗在此之前的赵元任（ 1940）也认为重纽的区别在于主元音。 进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元音说”又有新的发展。欧阳国泰在《原本〈玉篇〉的重纽》（ 1987）中对“音素”和“音位”两个概念进行慎重的区分：“就音位而言，则一韵当然只能有一 个主要元音，就音素而言，则每一韵都可能包含几个音色相近的元音。这是因为在不同的介间条件下任何一个元音的音色都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10〕据此，构拟出重纽三、四等的主元音音位〖〗和〔 E〕。王硕荃在《韵会唇音开合口辨析》（ 1992）一文通过对《切韵》《韵会》（以及同时期的《蒙古字韵》等韵书的比较后得出《切韵》重纽三、四等之间的区别实为《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对音 e与 e的区别。〔 11〕对于 e与 e，一种看法是二者在于元音长短的不同， e是长元音 e是短元音；另一种看法是 e、 e同为前展唇元音， e是低中元音， e为高中元音， e比 e舌位后，其高低的区别体现于口腔的稍闭或者稍开。第二种看法与我们的一般看法（见下文）相吻合。王硕荃先生肯定了第二种看法。 可见，各家的“元音说”大同小异，或是元音松紧或开合的不同（董氏），或是元音高低的对立（周 氏），或是元音前后的区别（张琨夫妇）。这种细微的差别，与我们对三四等的一般看法相统一。目前能区别A、 B类的国内或域外方言中， B类的元音往往舌位较低、较后，因而口腔较开、元音较长； A类的元音舌位较高、较前，因而口腔较闭、元音较短。 5、重纽的区别在于介音的不同。这种看法最为普遍。瑞典学者高本汉最早提出声母“鄂化说”（即 j化说），认为三等韵带有一个辅音性的摩擦较强的－ j－。〔 12〕高本汉没有严密注意重纽问题和 A、 B类的划分，他的“颚化说”有些学者颇有微词，〔 13〕但无疑，它直接导致了之后的学者对重纽的韵类对立尤其是介音的构拟。 国内最早提出介音区别的陆志韦和王静如先生，他们分别在《三四等和所谓喻化》（ 1939）和《论古汉语的颚介音》（ 1948），认为重纽两类的对立在于介音的不同。 B类的介音较松较低，拟为－ I－， A类较紧较高，拟为－ i－，－ I－与撮唇声母相配，－ i－与平唇声母相配，如 pw－、 kw－后面联－ I－ ,K－、 P－后面联－ i－。〔 14〕实际上，他们是把声母和介音结合起来区别重纽的。之后，陆氏在《古音说略》（ 1947）中对此加以详尽的阐述。 李荣《切韵音系》（ 1956）把寅类A（ A类）介音写作－ i－，寅类 B（ B类）写作－ j－。〖 15〗而潘悟云、朱晓农在《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 1982）一文中根据汉越语中 A类唇音舌齿化的现象，主张 B类介音为较松的－ i－， A类介音拟作一个辅音性的摩擦较强的－ j－。〔 16〕所采用的音标符号与李氏刚好相反。 与陆、王、李三家的拟测有所不同的是，邵荣芬《切韵研究》（ 1982）反对把声、介混合起来考虑重纽问题，坚持 B类和 A类“只有介音之别而无声母之别”。〔 17〕因此其构拟的 B类与 A类的介音区别就是纯元音性－ i－和－ j－，－ j－不代表颚化。 李新魁在《重纽研究》（ 1984）推测重纽 B类字是带有 W－的唇化音， A类字带有－ i－介音。 刘广和的《试论唐代长安音重纽》（ 1987）根据唐代不空和尚汉译梵咒材料，推测重纽三四等语音的区别在于介音－ r与－ i－，同时对介音－ r－的来源和存在的时间 、地域做了探讨。〔 18〕 此外，郑仁甲在主张重纽 B类和 A类的区别在于介音和 i和－ i－ ,〖 19〗国外的如有坂秀世（ 1937）也拟为－ i－与－ i－，滕堂明保（ 1957）拟为－ rj与－ i－， Pulley blank（ 1962）拟为－ I－与－ Y，等等。龙宇纯《广韵重纽音值兼论尤幽及喻四音值》（ 1970）主张 B类有一个－ j－滑音， A类则在－ j－滑音后头有－ i－元音。 以上概要介绍了 5种重纽的韵类对比研究和音值构拟情况，此外尚有几家也影响颇大，如黄典诚《切韵综合研究》（ 1994）一书主张重纽两类的区别在于强声弱韵（ B类）和弱声强韵（ A类）。薜凤生的《试论〈切韵〉音系的元音音位和“重纽、重韵”等现象》（ 1996）主张重纽的区别在于元音的性质或韵尾的有无，这是对“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现象的妥协。〖 20〗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以上音韵学家们对重纽 A、 B类对立的阐述和对韵值的构拟，我们可以看出重纽研究不仅追溯到上古的不同来源，也牵涉到汉语音韵结构的各个部分：前辅音、介音、主元音、尾辅音。目前，较一致的看法是：（ 1）重纽两类的对立体现了历史来源的不同，《切韵》时代则基本相混；（ 2）重纽三四等的对立在于介音的不同。此两种看法并不矛盾，正因为二者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在《 切韵》《广韵》时代语音相近却又不完全相同。这种差异很可能就存在于反切上下字“两不管”的 地带—介音。韵书同用一套反切上字，说明声母有别，反切下字虽有两套，但作者又视为同韵，原因大概就在此。二、重纽研究中的几点思考 重纽的研究前后历经了近百年，特别在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是重纽研究的繁荣时期。纵观全局，我们不难发现后代学者的重纽研究大体上都超不出前人的框架，只是在一些小地方加以修正而已。 当前，重纽研究的最显著特点是材料丰富，方法多样，随之而来的是材料处理和方法选择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1、比较法。包括纵的比较和横的比较，前者主要采用《切韵》前后的材料（如之前的《玉篇》、《 万象名义》、《经典释文》和之后的《蒙古字韵》、《五音集韵》等），通过不同时代韵书或韵图 的对比，推导出重纽两类语音发展的痕迹；后者主要是通过各种域外方言对音或方言推求重纽两类在各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演变情况。2、反切系联法。陆志韦最初发明了几遇互切数的计算公式，麦耘、郑仁甲等用之进行反切下字互用的系联统计。即把它们三者（ ABC三类）的反切下字放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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