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中，张承志可能是最遭非议的一位。个中原因有二，一是以强烈的道德激情，对一切的变节 、不义行为，对当下的社会现实，以及对体制内中国文人的尖锐抨击，将自己推向了知识阶层的对 立面；二是断定中国是一个无信仰的国度，化六年时间，深入大西北，愈来愈显示出狂热的宗教倾 向，推崇流血牺牲的异端之美，并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哲合忍耶教派，更为强大的汉文化体制所 难以认同。 在这一切背后，张承志的民间立场发生着决定性的内驱作用。在他被迫的知青生涯 中，尤其是后来自由漫游于大西北的旅途上，越来越发现了民间蕴藏着的美质与伟力，并以此为中 介，最终让心灵栖息在真主的怀抱里。张承志独特的人生之旅，是一部当代知识分子苦苦追求精神 信仰的心灵史，自有其不菲的借鉴意义与探究价值。一、权威下的“迷失” 张承志是扛着“为 人民”的大旗走上文坛的，并一直坚守奉行这一宗旨。毋庸置疑，这样的价值取向是以世俗的政治 权威为中心，以强大的汉文化传统为立足点与出发点的。在三十六岁前，张承志与其它汉族作家并 无本质的区别。但张承志却地地道道是一个回民，血脉里流淌的是伊斯兰祖先的血液。他本来的人 生走向，自然是戴一顶白帽，从牙牙学语始就高声赞颂对真主的感恩，做一套套刻板的宗教功课， 直至长成全身心浸润在真主光辉里，将灵魂托付于天国的回族男子。但张承志生逢一个新制度初创 时代，在政治意识主宰一切，革命激情充斥日常生活的大环境中，世俗的政治权威不可阻挡地取代 了真主，作为个体的生命也就无法选择自己的精神信仰。这样，先在身份与生存的现实呈现出巨大 的非同一性，张承志与母体之间的脐带被无情地斩断了。伊斯兰文化对他人生初始阶段的有限影响 ，无由成为人格中具有排它性的内在特质与精神力量，他被迫着整合进了强大的汉文化体制，神性 的信仰之芽过早地夭折了。 很久以后，张承志这样追述自己的宗教因子：上小学时听姐姐说： “你的名字叫赛义德”。他“常见到外祖母独自跪在墙前，微低着头，神情坚忍，口中默诵着什么 。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她嘴角颤抖着，‘主啊’，她呼道，她的这种举动给我留下了烙刻般的 印象。或者说，她传达给了我一种痛苦的刺激。”<1>而在游戏争斗中，汉族孩子所唱的那些充 满侮辱意味的歌谣，又使张承志幼小的心灵受到创痛，感到了他与汉族孩子的不同。在对自己所属 群体的朦胧认同中，张承志的灵魂燃起了宗教的火苗。但时代的急风暴雨注定要浇灭这微弱的心火 ，张承志对此怀有深深的忧伤：“无论是生存规律的制约还是社会条件的改造，都是曾经使像我这 样生长在大都会的青年渐渐淡忘了自己在血统上的那一点独异。”<2> 世俗的伟人代替了宗 教的神灵，现实的革命取代了神性的天国。时代投射给张承志的是热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新 制度在初创期呈现出勃勃生机，激活了整个民族渴望改变现实的激情，它提供给人民另一类关于未 来世界的图景。这种理想主义导致的狂热与革命性，深刻影响了张承志一代人，成为行动的原动力 。张承志说：“象我这样的人必须崇拜”<3>。他崇拜的是世俗的领袖，他的理想也完全是汉文 化所孕育出来的模式。张承志始终高举信仰的旗帜，不愿与他所鄙视者同流合污，正是受了这理想 的奋力鼓舞，产生了强烈的自尊自信的。而在行为方式上，则表现为“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情结 。新制度的建立，必然张扬既往的英雄与英雄业绩，对英雄的颂赞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调，人们的言 行被无形地规范化了，英雄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也就成了个体最高的楷模。这种行为带有很大的 功利性和模仿性，个体意识必然泯灭在集体的无意识里。而“文化革命”为张承志们提供了肆意表 现英雄主义的最好舞台。 张承志是“红卫兵”符号的发明者，王蒙称其为“原红旨主义”者。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红卫兵运动以服从领袖意志，崇拜世俗权威为群体性的特征，张承志的 青春表演无论其怀抱的理想多么神圣，也难逃被现实政治玩弄利用的命运。“革命”一步步走向了 它的反面，催生出人性中一切恶的因素，人性、人道被摧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红卫兵运 动在根子上是一场反现代文明、反文化人道的恶作剧，张承志们无疑以残酷的青春表演做了悲剧性 的祭品。 对这样一场“革命”，与共同经历者相比，张承志显出了独异性。他不但不表示自责 、忏悔、反省，反而作了整体性肯定，实行了坚决辩护。他说：“在所谓老红卫兵的成员中，我尚 未发现有谁比我对红卫兵的造反含义更肯定；也没有谁比我对特权阶层更敌对……我毕竟为红卫兵 ──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和叛逆性质，坚决地实行了颂赞。”< 4> 人们当然可以指责张承志过分陷于自我迷恋，丧失了应有的审视历史的理性精神，只是， 对张承志来说，他要卫护的已不局限于一事一物，而是要借此卫护深深根植于他生命深处的理想信 仰，并进而确立他赖以存在的全部意义。 此时的张承志，在世俗政治权威的引导召唤下，已自 觉地融入了汉民族文化系统，离他的母体文化越来越远。那记忆中飘闪的微弱的心火，成为遥远背 景上的隐伏存在，非有巨大的外力催生便断不会重新燃起。二、边缘化与角色背离 伴随“革命 ”高潮的渐次退落，张承志们难以找到新的人生坐标。在动荡变幻的棋局中，他们又能够扮演什么 样的角色？世俗的政治权威再次圈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一声令下，庞大的红卫兵群体一夕间悄然 瓦解，被驱使到边疆、草原、村落、山寨去了，这无异于宣告了红卫兵特定政治使命的完结。知青 运动同样不过是政治权力一次精心策划的产物，但落实到个体头上，确乎对张承志们的价值取向与 人生信仰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这种变化不仅是身份的改变，更标志着从政治舞台退入以民间文 化为中心的边缘地位。 “民间”一词是与官方相对的概念，即“非官方的”“底层的”。从地 理上看，它远离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地带，是有相当的松散性与自由度，构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与 秩序；从文化上看，由于所处的边缘位置，民间文化有效地消解了主流文化的控制渗透，形成别具 一格的文化心理形态，带有明显的粗鄙化与多元化特点。对写作者来说，“民间”所包含的指向性 ，一是“根据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向度，……来观察生活，表达生活，描述生活的文学创作视界 。”二是表现的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5>这样，“民间”既是作家表述 的对象，又是作家审美价值与评判立场的出发点与坚守点。 从红卫兵到知青、牧民的角色转换 ，张承志经历了痛苦的过程，划出一条清晰的不断下沉深潜的层次脉胳。当他一踏入内蒙古乌珠穆 沁草原，民间草原就表露出潜在或公开的冷漠敌视。《阿勒克足球》中，蒙古族少年拒绝知青做他 的老师；《黑骏马》中大车老板对白音宝力格说：“说真的，我们早就把你忘了。……城里人就是 那么没心肝，亲娘老子死了也不理睬……”这种隔阂敌视甚至转为公然的斗殴，白音宝力格看到： “在一大堆人中间，阿爸正和一个穿黑布袍的大个青年扭作一团。阿爸显然是喝醉了酒，歪斜着身 子朝对手乱踢……黑衣青年抡起拳头，咚咚地擂着阿爸的后背……牧人们扯开了阿爸。……知青那 边，有人怪声怪气地吹着口哨，引起一阵粗野嘲弄的大笑。”知青和牧民，呈现两个敌对的营垒。 究其原因，有行为方式的难以认同，抢工抢粮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陌生，但最终归结在政治意识 形态与边缘民间的矛盾，即两种文化形态的对立。民间社会深厚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封闭自足，必 然表现出强烈的自卫排它意识。 生存场景的突然转换，造成了张承志巨大的心理失衡，并带来 精神的失落痛苦。“于是，我们开始了一天苦似一天愈混愈惨的知识青年生涯。”“青春，……原 来她这么艰难，贫穷，寂寞又充满不安宁的颠簸。”<6>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张承志们原有的 理想受到严重的挫伤，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去直面民间的一切，并努力去适应民间的价值尺度。 象牧民一样热爱自己的马匹与马鞍，在茫茫草原上放牧，同年老的额吉同守漫漫长夜，学习民间话 语与习俗，粗野地唱歌喝酒，这一切提供着情感认同的中介。深入民间的过程，使张承志们脱开了 主流文化的制约，向质朴厚重的粗鄙化大地贴近。自然，这种容纳是同步进行的。《阿勒克足球》 中，蒙古族少年从老师（黑衣青年）眼里看出了痛苦，希望医生姐姐与老师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阿 爸把酒倒进老师碗里，与撕打过的“仇人”和好了。而完成这一容纳的是知青英勇的行为。杨平从 狂奔的马上救下小巴特尔，自己摔得昏死过去；黑衣青年为从烈火中救出足球而牺牲，上千的马队 为他送葬，“老幼男女围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哭着和亲爱的老师、我们的兄长告别。” 必须 指出，张承志对民间的认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看到了民间社会蕴藏着的深厚动人的品格与魅力， 并由此获得了与众不同的独特体悟。《金牧场》里的骆驼倌桑吉，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虐待，咬牙沉 默，不抗辩，更不牵累别人，吊死在不足三尺高的毡墙上。这种以决绝的方式反抗邪恶，守着内心 难移的信念的勇气，充满了宗教意味，确实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北望长城外》里的丁二，他的 豪勇爽直，对人的同情，高超的劳动技能，充满民间色彩的故事和智慧，对知青有着无穷的引力。 最能体现民间美质与品格的，是草原上的母亲们。张承志无限深情地歌唱过这样的母亲们：面对凶 神恶煞般的八个汉子，平静地捻着毛线，神情坚定而严峻；在寒冷的冬夜，脱下皮袍披在知青身上 ；失去了最后一个亲人，却仍在为所有生命的幸福祷告；仁慈而宽厚，以坚毅的品格默默承受灾难 的打击……她们以不同的侧面合力雕塑出一个完美伟大的母亲形象：人民。“在‘额吉母亲’这个 普通单词里，含有那么动人的、深邃的意义。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主题！”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里，张承志这样倾诉道。民间社会以其坚定仁厚的品格与野性本真的魅力深深折服了张承志，打掉了知识者常有的对民间俯视鄙薄的优越感，建立起血肉一体的母子关系。众多的知青作家的作品，在展示这一历史时，言说与描述的主体不是养育他们的底层人民，而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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