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是周初最重要的封国之一 ,它从公元前10 2 2年微子启建国至公元前 2 86年齐、楚、魏三国灭亡 ,历 32代 ,享国 736年 <1>,几乎与周朝相始终 ,而且 ,在相邻大国晋、齐都发生政权易姓的情况下 ,保持了一姓家族统治。古人曾这样评述宋国 :“中国唯宋爵尊国大”<2 >,“宋虽灭 ,本大国”<3>。公族大国宋国在历史上虽也有过一时的富强 ,但始终未能跻身强国之列 ,其原因何在 ?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作一浅析。一、地处中原 ,无险可守 ,强邻环绕 ,弭兵周旋宋国都于睢阳 (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 ,初封时 ,其统治的孟诸地区面积较小 ,后来由于战争频仍 ,疆土屡有变更。其统治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江苏徐州以西 ,安徽宿县以北 ,河南开封、杞县以东 ,山东荷泽、定陶以南一带。从整个地理环境来看 ,宋国是中原各国通往东南吴、越的交通要道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宋国地处黄淮冲积平原 ,其东部虽有芒砀山 ,基本上还是无险可守 ,故而易攻难守。从政治环境来看 ,宋国四面为强邻环绕 ,易遭别国进攻又难以扩展疆土 ,惟有巧妙周旋方可保全。这种特殊的周边环境直接影响着宋国的发展。宋国在对外关系上只能是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公国之尊”的地位和强国搞好关系 ;另一方面在大国之间扮演“主和”使者的角色 ,以便能受到弱小国家的尊重。只有这样做 ,才能明哲保身。宋国的执政者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春秋时期 ,齐国最早称霸 ,与齐国关系最密切、地位最尊者便是宋国 ,齐桓公把他最喜欢的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 ,以让宋日后立公子昭为齐君。齐国这样看得起宋 ,就是看重宋国的“公国之尊” ,而且多多少少还有点顾及周王室的面子。此后晋国称霸 ,宋与晋关系也极为密切 ,“晋灭阳 ,而地赠于宋”<4>(Ｐ975 - 976 ) ,“楚伐彭城而赠宋鱼石等五人 ,晋取彭城而还宋”<4>(Ｐ911) ,“晋灭曹、卫而地赠宋”<4>(Ｐ916 - 917)。战国时期 ,三晋兴起 ,七雄争战 ,宋国在政治舞台上虽是个不起眼的小国 ,但仍能保全自身 ,靠的还是在外交上与强国搞好关系。宋国对外关系的另一特点是在大国之间主和。这种外交方针也是由宋国处在齐、楚、晋三大霸主之间的不利地位决定的。每一霸主争霸之战都难免会殃及宋国,宋国这样做既是为自己考虑 ,又可赢得弱小国家的支持和尊重。公元前 5 79年 ,宋国执政者华元奔走于晋、楚之间 ,促成了第一次弭兵 ;公元前5 4 6年 ,宋国大夫向戌又促成了第二次弭兵 ,在与各国的周旋中 ,向戌的活动最为突出 ,堪称春秋时期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他不仅促成了第二次弭兵 ,还出席了晋侯在温举行的诸候之宴 ,并与诸侯六大夫结盟以讨伐高厚 ,而且又因为宋国遭遇灾而会诸侯大夫于澶渊 <5 >。时人称“宋向戌 ,郑公孙侨在 ,诸侯之良也”<5 >。可以看出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 ,宋国的发展总是受到诸多外来因素的干扰 ,对强国的依赖严重束缚着其自由意志的发挥。宋国一直在强国环绕中苦苦挣扎 ,就像生长在石缝中的小草 ,有时也得到一线天日 ,但始终难见明媚的阳光。这样活着是痛苦的 ,也是无奈的。试想 ,在这种情况下 ,宋国又怎敢奢想富国强兵、雄霸诸侯呢 !但人总有不理智的时候 ,宋国曾两次图强称霸皆落得悲惨下场。一次是宋襄公时 ,齐桓公霸业中衰 ,宋襄公不自量力 ,欲接替齐桓公在中原建立霸业 ,结果在孟 (今河南睢县西北 )会盟时被扣留 ,宋国被楚攻九个月 ,以至宋人易子而食、析骨而炊 ,险些亡国 ,宋襄公本人则于次年重伤后丧命。另一次是宋王偃时四面出击 ,与齐、魏等国为敌 ,最终招致亡国之祸。二、不思改革 ,发展缓慢(一 )公族执政 ,因循旧规宋国为殷之遗民 ,周因于殷礼。春秋以来 ,王室衰微 ,过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而为“自诸侯出” ,列国逐渐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 ,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许多诸侯国纷纷打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世官制度 ,先后建立起以新兴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新的统治秩序。如鲁国的“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田氏代齐、三家分晋 ,都是春秋时期新旧势力斗争而最终新势力战胜旧势力的典型。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胜利 ,为封建制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场斗争 ,在各诸侯国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原宋、郑、卫等国 ,新兴势力虽曾做过夺权的努力 ,但由于旧势力仍占优势而皆告失败。宋国基本上恪守周礼 ,任用公族执政 ,宗法制度稳固 ,官制因循旧规 ,由强宗大族擅权。宋国的宗族与政权密切结合 ,政权始终为华、乐、向、皇、鲁等大族所把持。华、乐、皇是宋戴公之后 ,向、鲁是宋桓公之后 ,势力都很煊赫 ,合称“戴桓之族”。宋昭公曾对此不以为然 ,想采取措施革除强宗的力量 ,但不仅没有实现 ,反被祖母襄夫人杀掉 ,由此可见宋国的旧势力旧观念是何等的强固。随着列国政治结构的变化 ,它们在官制及经济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以适应对外争霸、对内稳定局势的需要。列国官制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很不相同。总的看来 ,晋、楚、齐变革较大 ,中原的宋国及鲁、卫、郑则较为保守 ,基本因循周制。从整个春秋时期考察 ,宋国的官制情况大致如下 :首先 ,任用公族执政 ,异姓贵族很难挤入 ,执政官员不拘一职。如孔文以大司马 ,华督以太宰 ,华元以右师 ,向戌以左师 ,乐喜以司城 ,皆操一时国柄。这和晋执政官长期限于中军元帅一职 ,楚限于令尹、司马两职等国的情况是不同的。其次 ,主要官职一般设复职。见于史书记载的有太宰、少宰、大司马、少司马 ,大司寇、少司寇等。目的是互相牵制 ,分割权力 ,防止专权。再次 ,宋国为维护君臣关系 ,特意增设“右师”和“左师”两职 ,以处理臣下犯上作乱之事。华元曾说过 :“我为右帅 ,君臣之训 ,师所司也。”<6 >以此可见左、右师的职能。由于宋国官制的这些特点 ,宋国君权比鲁、卫、郑等国强固得多 ,这在当时是为人所公认的。国君依赖公族而又善于制约 ,从而形成了一种紧密牢固的关系 ,这在当时确是别具特色的。然而究其实质 ,不过是对西周宗法制较好地运用发展罢了。从这里可以看出 ,春秋宋国的官制虽然也在变革之中 ,但始终没有冲出周礼的框框 ,仅仅是对旧制度修订补充 ,而不像晋国那样 ,灭公族 ,废宗法 ,冲破礼的束缚而大胆前进。这样 ,在宋国 ,旧的上层建筑愈是完备 ,新的制度就愈难产生 ,这在事实上阻碍了它的前进。进入战国以后 ,在春秋兼并战争中脱颖而出的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强国 ,在完成对本国旧势力的夺权斗争后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社会改革 ,掀起了变法运动 ,对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造 ,以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变法各国共同描绘着战国绚丽多姿的时代彩图 ,不思进取的宋国似乎没有意识到亡国之患 ,其政治上的寂寂无声和七国改革的喧天锣鼓形成鲜明对照 ,在历史舞台上渐趋销声匿迹。战国后期 ,宋国贵族醉心于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公元前 32 5年 ,辟公子偃即位后 ,不思整顿内政 ,而是“淫于酒、妇人” ,对外又与强国为敌 ,结果招致公愤。公元前2 86年 ,齐泯王联合魏、楚伐宋 ,杀王偃 ,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7>。(二 )民风淳朴 ,消极无为在春秋时代 ,中原宋民善良仁义、愚笨守旧是出了名的。其流风遗俗 ,至西汉犹存。司马迁在论及各地风俗时曾指出 ,梁宋“其俗犹有先王遗风 ,重厚多君子”<8>。所谓“郑昭宋聋” ,就是说郑人聪明机灵、宋人愚笨呆滞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宋襄公仁义之师了。不少寓言故事如“守株待免”、“拔苗助长”、“削足适履”等 ,也是讽刺宋人愚笨呆滞、不能变通。宋民这种消极的性格心理特点的形成 ,推究起来 ,是有一定原因的。一方面 ,作为殷之遗民 ,宋国因袭了殷代的礼仪制度。殷先民古朴保守的思想观念如对“天道”的敬畏及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充分体现在宋国的执政者身上。他们在政治上禁闭保守 ,因循旧规 ,缺乏魄力 ,无雄心大志。这种思想导向严重熏染着宋民。另一方面 ,宋国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也影响着宋民的性格心理。宋国生存于强邻环视的中原腹地 ,难以向外发展 ,境内缺乏山川之饶、渔盐之利 ,中原宋民以农耕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春耕夏耘 ,秋获冬藏 ,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在这样一种有规律、有秩序、宽缓安定的生活环境中 ,逐渐形成了文质彬彬的性格和尚文习礼的风俗。他们重厚忠朴 ,讨厌战乱 ,相对缺乏冒险精神。所以 ,春秋时期 ,两次重要的弭兵大会都由宋人倡仪 ,并在宋地召开 ,不是没有原因的。战争会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会盟的结果总会有一段和平时期 ,这对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宋国是有利的。三、战争频仍 ,弱者淘汰春秋以来 ,齐、晋、楚、秦等大国先后称霸 ,中原战争频繁 ,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一有战争 ,小国首先蒙难 ,特别是宋、陈、郑、蔡介居齐、楚、晋三大国之间 ,被祸最深。据《春秋》记载 ,在 2 4 2年间 ,列国进行战争共 4 83次 ,朝聘盟会 4 5 0次。这些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实际上是大国对小国的掠夺。晋国规定各附属国 :“三岁而聘 ,五岁而朝 ,有事而会 ,有协而盟”<9>,借此从小国那里掠取财物。小国通过“聘而献物”的办法乞免大国的欺凌 ,所以 ,小国在大国之间总是“唯强是从”<9>,“朝贡不乏 ,玩好时至”<9>。此外 ,小国人民还得为大国统治者服兵役和劳役。小国对大国简直到了“无岁不聘 ,无役不从” ,战战兢兢 ,不敢“忘职”的地步 ;有时不仅向一个大国奉献 ,还同时受到几个大国的宰制。战争给中小诸侯国带来种种惨祸、灾难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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