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 ,学术界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其实 ,在散文和骈文创作、文章理论方面 ,袁枚也很有成就。可惜这些方面 ,学术界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对他的文章理论作一番探讨。1 尚 文袁枚尚文的观点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学家与文章家之间 ,袁枚推重文章家 ;二是文与道之间 ,他特别强调文的重要 ;三是注重文章的美学价值。我国传统上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经居首 ,集殿末。这种排列 ,明显体现了学术重于创作的观念。学术之中 ,又以经学为首。与此相应 ,学者的地位高于作者 ,学者之中 ,又以经学家之地位为最高。但是 ,袁枚的观念与这种传统观念恰恰相反。汉代以后 ,儒家经典就逐渐被神化 ,时至清代 ,神化几乎已臻极致。经学在文化领域中的显赫地位 ,正是建立在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之上的。袁枚在《答惠定宇书》等文中 ,以其灵心慧舌 ,高扬“疑经”大旗 ,否定儒家经典的神圣性 ,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经学在文化领域中显赫的地位。经学家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儒家经典。他们的研究范围是那样的狭小 ,因此 ,尽管他们也提倡创作 ,但是 ,在客观上 ,研究成果容易沿袭、雷同。袁枚在《答惠定宇第二书》中指出 :“若执一经而说之 ,如射旧鹄 ,虽后羿操弓 ,必中故所受穿处 ,如此狭径 ,虽跑跑小步 ,必履人之旧迹也。”袁枚并不精于经学 ,但他却能随手从经学大师惠栋 (定宇 )所著《读大礼仪》和《六宗论》这两篇堪称“精确”的文字中 ,举出两条前人已经发明者。惠栋是乾嘉学派两大支之一吴门学派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的研究成果尚且如此 ,其他经学家的就可想而知了。经学家“不能购尽天下说经之书 ,又不能禁绝天下说经之口” ,故经书研究中的雷同和沿袭 ,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了。雷同沿袭者无价值可言。雷同沿袭者多 ,经学的价值 ,当然也就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了。袁枚认为 ,与经学研究相比 ,文章写作就少雷同沿袭之弊。“文章者所以少沿袭者 ,各叙其事 ,各值其景 ,如烟云草木 ,随化工而运转 ,故日出而不穷。”(同上 )文章写作所反映的对象 ,古今有异 ,人我有别 ,因此 ,作品当然也就千差万别 ,不易雷同沿袭了。正因为如此 ,作品也就各有其独特的价值。一方面是研究出容易雷同沿袭的成果 ,另一方面是写出具有个性和独特价值的作品 ,两相比较 ,就不难得出作家胜于经学家的结论了。在《散书后记》一文中 ,袁枚将文章写作与考据相比 ,说得更加明白透彻 ,明确得出了文章胜于考据的结论袁枚一反传统观念 ,坚持做文章家胜于做经学家的观点 ,维护文学的地位 ,有引导青年离开经学、走向文学的作用。这在经学大盛之际 ,对解放思想、促进文学繁荣 ,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文与道的关系 ,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韩愈倡“道统”、“文以载道” ,宋人倡“明道” ,明人力图承韩愈“道统” ,清代方苞讲“义法” ,刘大木魁论文有“义理”一项 ,姚鼐亦讲“义理” ,又主“道与艺合”。他们都主张以文章宣扬或者表现儒家之道并以此自任。许多文章家也是如此 ,经学家就更不用说了。袁枚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尖锐地指出 :“三代后 ,圣人不生 ,文之与道离也久矣。然文人学士 ,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 ,故一则曰‘明道’ ,再则曰‘明道’ ,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 ,都是道其所道 ,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 ,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仁义之人 ,其言蔼如 ,则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认门面语为真谛 ,而时时作学究塾师之状 ,则持论必庸而下笔多滞 ,将终其身得人之得 ,而不自得其得矣。”正是基于这种见识 ,在理论上 ,他也一反传统观念 ,在道与文的关系方面 ,强调文的重要性。六经是儒家之道所存。袁枚在《虞东先生文集序》中云 ,文章始于六经 ,六经是文章之祖。在六经中 ,文与道是统一的。那么 ,六经是以文传呢 ,还是以道传 ?经学家所注意的是道 ,他们当然认为以道传 ,而袁枚则认为是以文传。为什么 ?一是从事实上说 ,六经确实很注意语言的表达。二是从理论上说 :“盖以为无形者道也 ,形于言谓之文。既已谓之文矣 ,必使天下人矜尚悦怿 ,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 ,使人听而思卧 ,则文不足以明道 ,而适足以蔽道。”道要靠语言来表达。表达得好 ,人们容易接受 ,道就容易传播 ;反之则相反。六经和六经之道 ,传播如此之广 ,如此之久 ,所凭借的 ,还是文的力量。道以文传 ,因此 ,“文人而不说经可也 ,说经而不能为文不可也。”(同上 )文人不研究经学 ,照样能够写文章作诗。经学家研究儒家经典 ,以明儒家之道为己任 ,就必须注重文章的表现技巧 ,否则就不足以明道、传道 ,或者影响传道、明道。道一定要靠文传 ,那么 ,是不是只有传道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呢 ?不是的 !好文章未必非传道不可。袁枚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指出 :“何以柳州一老 ,穷兀困悴 ,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 ,偶作《天说》诸篇 ,又多谲诡悖傲 ,而不与经合 ,然其名卒与韩峙 ,而韩推之畏之者 ,何哉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 ,并不表现所谓道 ,《天说》等甚至“与经不合” ,但都是优秀的文章。《庄子》于儒道为异端 ,屈原的作品也不尽与儒道合 ,程朱语录当然是宣扬儒道的 ,但是在袁枚看来 ,“盖以理论 ,则以 (程朱 )语录为精 ;以文论 ,则以庄、屈为妙。”传道的并不一定是好文章 ,未传道的未必不是好文章 !评论文章 ,袁枚更强调艺术标准。当时 ,经学家们贬文章家的地位 ,轻视文章的艺术性。戴震《戴震文集》卷九《与方希原书》所云很有代表性 :“夫以艺为末 ,以道为本。”“文章有至、有未至者。至者 ,得于圣人之道则荣 ;未至者 ,不得于圣人之道则瘁。”<1 > 持论与袁枚绝然相反。由此可见 ,袁枚所论 ,实是有为而发。他对文章艺术性的呵护之功 ,是不可没的。当时 ,还有人认为文章应具有实用价值 ,提倡文章以适用为贵。袁枚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 ,就专门批评了这一观点。他认为 ,布帛菽粟是文 ,珠玉锦绣也是文 ,如果以有用与否来定取舍 ,那么就应该只取布帛菽粟而舍弃珠玉锦绣 ,至少也应该使布帛菽粟贵于珠玉锦绣 ,这当然不合于情理。他明确指出 ,没有实用价值的文章 ,只要富有艺术美 ,同样是好文章。相反 ,有实用价值而没有艺术美的文字 ,如程朱语录、比事科条、薪米杂记之类 ,当然就不能称为富有文学性的好文章 ,充其量只能算是“凡著于竹帛者为文章”这一广义文章概念的“文章”。2 务 纯袁枚之倡务纯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专务写作 ,以期精诣 ;二是所为文纯而不杂。有人认为 ,人必兼数者而后传 ,袁枚却认为 :“此误也。夫艺苟精 ,虽承蜩画荚亦传 ,艺苟不精 ,虽兵农礼乐亦不传。传不传以实求 ,不以名取 ,安在兼不兼也 ?然仆意以为专则精 ,精则传 ;兼则不精 ,不精则不传。”(《与友人某论文书》)传与不传 ,只取决于有无可传的价值 ,而不是取决于所从事的学问技艺本身 ,更不是取决于其人所从事学问技艺门类的数量。要有可传的价值 ,就必须在所从事的学问技艺上有精深的造诣。如果兼治数门学问技艺 ,则难以有精深的造诣 ,当然也就难以传于后世了袁枚认为 ,特别是考据家与诗文家 ,两者很难相兼。其《虞东先生文集序》云 :“艺之精者不能两能 :郑马无文章 ,崔蔡无经解 ,似亦非天所能强。”又《随园随笔序》云 :“著作之文形而上 ,考据之学形而下 ,各有资性 ,两者断不能相兼。”两者为什么不能相兼 ?两者都不容易为 ,无论从事哪一行 ,想要有精深的造诣 ,都是相当困难的。人的精力有限 ,因此不能贪多务得 ,而要有所取舍 ,有所不为 ,才能有所为。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 :考据与诗文写作之间 ,有着根本的不同。诗文写作 ,就其表达的内容而言 ,不论叙事、抒情、写景、议论 ,都要表现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作者的思想感情 ,当然没有任何模式 ,不是任何人所能规定的 ,不是铁板铸就的条条块块 ,而是千姿百态、生动活泼、微妙灵妙的 ,是属于“形而上”的范畴。考据家则不同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 ,不可改变的 ,且往往相同。他们对某一个问题的研究 ,正确的结果只能是一个 ,名物训诂、典章制度 ,本来是如何 ,就是如何 ,就像钢铁铸就的条条块块 ,不当掺进研究者任何主观意识。因此 ,经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结果 ,都属于“形而下”的范畴。就运作方式而言 ,文章家当极尽为文之能事 ,以尽可能完美的艺术技巧表现文章的内容。运用哪些艺术技巧 ,没有、也不可能有刻板的成法 ,要在灵活运用 ,亦即“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故要求文章家必须有“灵气” ,必须能运“深湛之思”。“灵气”、“深湛之思” ,当然也属于“形而上”的范畴。考据家的运作方式 ,则有轨可循 ,而且必循其轨。翻检、对比、核实 ,严格的逻辑推理 ,一点也不能越轨。考据文章的任务 ,是把问题、考证过程、考证结论客观地、明确地记录下来 ,不需要多少艺术技巧 ,甚至可以按照通行的或约定俗成的方式成文 ,如先提出问题 ,罗列材料 ,然后用逻辑推理步步论证 ,最后得出结论。因此 ,考据的运作方式也是属于“形而下”的范畴。就思维方式而言 ,文章写作多用形象思维 ,而考据则纯用逻辑思维。写文章与作考据是如此的不同 ,各有许多独特之处。一个人做惯了考据 ,他留意的、思考的都是考据的一套 ,对如何写文章、文章的种种特点就不大会注意 ,更少研究 ,当然也就难以写出好文章来了。袁枚《与程蕺园书》云 :“近见海内大儒 ,作为文章 ,非叙事口 尊沓 ,即用笔平衍 ,于剪裁、提挈、烹炼、顿挫诸法 ,大都懵然 ,是何故哉 ?盖其平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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