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颇为典型。民族传统文化视角中的郁达夫小说 ,在三个方面显示着鲜明特质 :其一是作者的审美情趣 ,其二是人物性格的文化内涵 ,其三是小说体式上的传统渊源。可以说 ,郁达夫小说是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又追求超越的崭新艺术。一审美情趣既是一个时代文化背景的产物 ,又是民族传统文化积淀、变异、更新的结果。郁达夫审美情趣的形成 ,一方面与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风尚等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又与他的个性、气质、修养紧紧相连 ;既受到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 ,又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主情倾向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心雕龙》认为“吐纳英华 ,莫非性情” ,《毛诗序》指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明代公安派标举“独抒性灵”之原则 ,清代袁枚强调缘情为诗的宗旨 ,无不揭橥了性情对文学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文化发展与中国文学历史中 ,诗———以《诗经》为发端的传统抒情诗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 :“诗 ,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 ,还影响了造型艺术 ,它同化了绘画 ,又装饰了建筑 (如楹联、春帖等 )和许多工艺美术品。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国度里 ,象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 ,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 ,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1> 正是诗的“传统”的影响 ,古代小说 ,特别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文人小说都极具抒情特色。在《现代小说所经过的路程》一文中 ,郁达夫将小说形态分为两类 :一类是“只叙述外面的事件起伏的” ,另一类是“注重于描写内心的纷争苦闷 ,而不将全力倾泻在外部事变的记述上的作品”。他的兴趣都在第二类 ,阅读如此 ,创作亦然。他的小说追求的是“诗味” ,他是用小说形式写的抒情诗。郁达夫是以诗歌创作开始文学生涯的。现代作家中他之于旧诗有口皆碑 ,“九岁题诗四座惊”并非诳语。他酷爱白乐天、刘禹锡 ,尤得力于黄仲则 ,对唐朝清代的许多名家均有所研究、有所借鉴。把小说当诗来写 ,于他实在是必然的选择。中国旧文人 ,除了闭耳塞听、敛袂苦读的书生气之外 ,最普遍的就是卑己自牧、虐己自娱、放浪形骸的名士气了。郁达夫和他们有着颇为相近的气质 ,对他们的行状能感同身受。正是这种理解与沟通 ,使他对主情之说心领神会 ,让古诗艺术传统自然渗透进自己的小说创作中 ,并视此为小说创作的理想境界。他强调“完全以情绪为主”的文学 ,“确有永久的价值”<2 > 。这种自觉的审美追求 ,使郁达夫小说呈现出独蕴情趣的抒情效果。唯其如此 ,郁达夫小说明显区别于西方作家的作品 ,即使与郁达夫风格较为接近、颇受郁达夫推崇的屠格涅夫 ,他的小说虽不乏诗意 ,但象他那样纯粹的风景描绘 ,对人物包括了年龄、身材、容貌、服饰在内的详实描写 ,在郁达夫小说中是难以找到的。亘古的民族苦难和个人身世的凄凉 ,使中国古代文人悲怀伤感、好作苦语。深沉的悲凉之音反映在文学中 ,就是一种沉重的忧患意识 ,它已成为历代文人创作的潜在心理动力 ,成为他们的一种审美情趣。中国古代文论很强调释愤抒情传统 ,中国古代诗文中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创造社文学“泪浪滔滔”的倾向 ,其根源在于创造社作家普遍而浓郁地具有苦闷哀伤的生命体验。他们的苦闷哀伤既与现实社会中的孤独感和挫折感密切相关 ,但在更多意义上 ,应理解为现代人悲剧性生命体验的内容。具体而言 ,创造社作家这种生命体验包含两个层面内涵 :向内是对生命形态的情绪感兴 ,向外是对社会生活的痛苦体察。郁达夫说自己生命的悲剧性体验 ,是一种说不出所以然来的悲苦烦恼 :“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这样的苦闷 ,这样的无聊 !”<3 > 如果我们留心一下郁达夫的全部小说 ,便会发现这样耐人寻味的现象 :思考死亡与表现死亡占了大量篇幅 ,而人的感伤与景的清丽又常常被巧妙糅和起来。郁达夫小说一方面显示出从浓重的苦闷到清淡的忧伤的抒情趋势 ,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忧伤向更深处的压抑 ,向空灵处的遁逃。这固然有审美效果上的考虑 ,还在于他是把自然当作“零余者”寻求慰安的逋逃薮的。郁达夫有个重要的美学见解 :“悲哀之感染 ,比快乐当然来得速而且切。”<4 > 正是从这种美学观出发 ,郁达夫在小说中有意识地侧重于描写人物的悲苦不幸与精神危机。他断言“……把古今的艺术总体积加起来 ,从中间删去了感伤主义 ,那么所余的还有点什么 ?”<5>这种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 ,与郁达夫多愁善感的内在气质相通 ,也同他所观察所理解所力图真实反映的“没有一点不是失望 ,没有一处不是忧伤”的现实合拍 ,是释愤抒情传统的现代演绎。二在人物性格心态的发掘、镂刻上 ,郁达夫小说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他本人及其小说的主要人物 ,都有过留洋的经历 ,都汲取了西方文化的滋养 ,但毕竟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们的认知模式、行为规范、心理结构等等 ,都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零余者”是郁达夫为现代小说人物画廊奉献的独特形象 ,也是其小说的基本人物 ,作者称之“生则于世无补 ,死亦于人无损” ,和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有某种血缘关系。不过 ,“零余者”又确实是从古老的中国土地上孕育和生长起来的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 ,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心态 ;狂飚突进的五四时代思潮 ,唤醒了他们对人的价值的新的认识。民族特征与时代特征的融合互补 ,锻造了他们颇为典型独特的思想性格。沉沦的青年学生也好 ,落泊的中年文人也罢 ,满腹的心事 ,满腔的愁闷 ,却不愿诉说出来。不断压抑的结果 ,便是忧郁症越来越严重。自怨自艾是他们情欲渲泄的常用手段 ,以大自然为逋逃薮是他们寻找慰藉的习惯方式。然而现实往往不如人愿 ,哀哀切切、痛不欲生于他们在所难免。不但如此 ,“零余者”身上 ,谦卑懦弱、忧郁感伤互相交织 ,在“克己”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他们既谈不上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 ,也无法享受人的正当权利 ,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本能都要严加克制。这种“自我”几乎丧失殆尽的“生命” ,在我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都不少见。郁达夫笔下人物 ,并非天生就是“多余”的 ,更不是所有人物都如此。《茑萝行》等好几篇小说都写了主人公返乡时“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的心理 ,这种反常心理的根源在“汝当衣锦归 ,否则永莫回”带来的巨大压力。但反过来看其中也有追求的期待。这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心理。民族文化带给郁达夫小说人物的不仅仅是沉重的历史负荷 ,他们身上还有乐善好施的人生态度和劝恶扬善的伦理精神。“零余者”们即便常有无聊与不耻的时候 ,却也善心未泯 ,时时想从泥淖中抽身而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一格言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文化的这种处世哲学 ,正是郁达夫对上述人生进行道德评判的基础。因而他笔下人物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苦闷 ,是与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操紧密相联的。郁达夫曾为自己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深感不安 ,他想借小说“把过去几年间的懒惰的形体 ,在此显现一下”<6> ,以资青年朋友选择人生道路时借鉴 ,满怀深情写安贫重义知礼 ,不只为了慰藉那一度孤苦的心。不惜笔墨去渲染“向善的焦躁和贪恶的苦闷” ,更寄托着他的良好愿望。为弥补小说之不足 ,在一次演讲中 ,他还专门择定《青年的出路和做人》的题目 ,语重心长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从兽性中发掘人性》一文中 ,则鼓吹“温柔敦厚 ,诗人之旨 ,我国的国民性向来说是这样”<7> 。作为五四作家 ,郁达夫主张艺术是“人生的表现 ,应当将人生各方面全部都表现出来”。<8> 我们不必为贤者讳 ,而有意避开郁达夫小说表现性爱流于粗俗与失却分寸之处。我们也不能只注意到这种描写反传统的一面 ,而忽略了对此所作伦理评判的民族特色。郁达夫笔下描写净化欲念的文字可谓多矣 ,《沉沦》、《过去》、《风铃》、《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是表现灵与肉冲突的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主人公们对自己“窥浴”等荒唐举动与意念上的爱欲冲动 ,无不严厉而真诚地忏悔自责。作者关心的不是行为表象 ;而是如此之后的心理反应。这种强烈的不洁感与犯罪感 ,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道德内容。这当然不是说郁达夫认同了“万恶淫为首”的封建道德准则 ,事实上他在性爱描写中的反叛精神是人所共知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民族 ,象我们这样重视伦常关系了。伦常秩序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 ,荀子对君臣、父子、夫妇尊卑主从关系的论述 ,董仲舒提出人伦纲纪与五常之道 ,使封建伦常秩序不断完善 ,并对后世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虽然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思想 ,对此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但伦常秩序的确认和实施 ,从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如故。《茑萝行》是表现家庭血缘关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把主人公“我”置于既是儿子 ,又是丈夫 ,又是父亲的特殊位置。在家庭种种矛盾的交织中 ,表现其对于伦常观的深刻思考。见父知孝 ,见师知礼 ,见友知义 ,见子知亲 ,本是人之常情。当一个人陷于欲为而不能的境地时 ,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苦不堪言啊 !这在“我”的身上得到了真切的表现。郁达夫不象有的作家关注伦常关系的政治性质 ,孝道、妇德、礼仁等道德上的考虑 ,他似乎更为热衷。《银灰色的死》写夫妻的疏离 ,《沉沦》写兄弟的绝交 ,《在寒风里》写母子的冷淡 ,发人深思之处都在“政治”以外。郁达夫不止一次阐释过自己的文学伦理价值观。他认为“文学的伦理价值 ,只能依文学所及于社会及个人的影响与功用来立脚” ,教人为善不是道德的唯一指归 ,“暴露社会的罪恶 ,指出人性的弱点 ,拥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暗示将来的去路等等” ,都是评判作品内容有无伦理价值首先应该着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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