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也称九品官人法，是三国时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的选举制度。此后 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官途径。该制度初行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１〕 ；“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２〕，一时收到了“儒雅并进”〔３〕的效果 。但是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发展和演变，权门势族把持选举，该制度遂沦为巩固门阀政治，阻塞寒素 人才入仕的工具，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４〕的格局，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极大流 弊。针对九品中正制的这种弊端，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加以指陈，魏时复侯玄就认为宜“令中正但考 行论辈，官长各以其居能否，献之台阁，台阁据之，参以乡间德行之次，拟其论比。”主张中正唯 论德行，余事委于他司，认为“机权多门，乃乱之源也。”〔５〕晋初，刘毅、卫、段灼、李重等 又极陈九品中正制之弊病，强烈呼吁废除之。其中以刘毅所论最为典型，他认为“魏立九品，权时 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６〕笔者认为刘毅所论过于繁琐，九品中正制种种流弊都衍生于中 正权力过大，精力不济及其品状不当和产生的方法不好四个方面。现据刘毅所论“九品有八损疏” 分此四个方面略陈九品中正制之流弊，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首先，因中正所拥有的权力过大 而产生的流弊。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都应该建立约束机制，明确其权利和义务，使之能更好 地为现行政治服务。魏文帝为革除察举制的弊病，更好地选拔人才，实行九品中正制。该制度初行 时虽收到了“儒雅并进”的效果，但随着门阀世族控制选举，中正权力日趋膨胀。一是表现在掌有 进退人才的大权。例如，梁敬帝太平二年诏“诸州各置中正，依旧访举，不得单承单状序官，皆须 中正押上，然后量授。”〔７〕《文献通考》卷２８亦曰：“后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 月与吏部铨择可否。”二是表现在对其没有形成考校和赏罚的约束和控制机制，以致于他们在铨定 九品时，“高下任意、荣辱在手”，形成了“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８〕 的局面，从而衍生出许多弊端。刘毅针对中正权力过大问题，在其一、二、四条论曰：“今立中正 ，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 考校之风，私无告讦之忌”；“君子无大小之怨，官政无绳奸之防”；“今之中正，委以一国之重 ，而无赏罚之防。……今禁讼诉，则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９〕赵 翼针对此种状况亦云：“然进退人才之权，寄之于下，岂能日久无弊。”〔１０〕１全以意为轻重 ，随意定格。“本立格之礼，将谓人伦有序，若贯鱼成次也。为九品者，取下者为格，谓才德有优 劣，伦辈有首尾”。但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代表门阀世族势力的中正权力日渐膨胀，原有审核和 赏惩制度破坏无遗。形成“公无考校之风，私无告讦之忌”，使中正“务自远者，则抑割一国，使 无上人；秽劣下比，则拔举非次，并非其身。公以为格，坐成其私。”〔１１〕即他们在铨定九品 时，全以自己的好恶为依据，随意定品，徇私舞弊。刘毅在其八损疏第一条就说：“今之中正，不 精才实，务依党利，不称均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 强弱，是非由爱憎……。”〔１２〕从而造成“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案舞弊于上台，真伪混淆，知 而不纠”的状况。〔１３〕史载刘卞入太学，“为四品台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 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访问知怒，言于中正，退为尚书令史。”〔１４〕“曾子邵薨，子岐嗣。劭初 亡，袁粲吊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铨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 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歧品，人谓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１５〕由 以上二例我们不难看出，中正定品时，“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无朝庭考绩之课”，“爱憎决于心 ，情伪由于己”，利用权势，公报私仇。２受纳货贿，伪造品状。由于品状的高低是获得不同官职 的重要依据，被评为上品者，使身价倍增，不但可直接入仕做官，甚至可荫及子孙。例如，温峤“ 举秀才，灼然二品，司徒辟东阁祭酒”，〔１６〕邓攸“举灼然二品，为吴王文学”。〔１７〕所 以上品对时人来说，吸引力极大，当时“人人望品，求者奔竞”〔１８〕已成为时尚。这对拥有极 大权利的中正贪脏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史载：“李宣茂兼定州大中正，坐受乡人财货”；〔１９ 〕“阳尼，出为幽州平北府长史，带渔阳太守，未拜，坐为中正时受乡人财货免官。”〔２０〕这 些贪官污吏还用篡改品状的卑鄙手段，达到其做官为吏的目的。如“王仲与世居赵郡，自以寒微， 云旧出京兆霸城县，故为雍州大中正”。〔２１〕“如皓旧吴人，父家居淮阳上光，既宦达，自云 本出雁门。……清为肆州大中正”。〔２２〕有的甚至还自书品状，如“王济为太原大中正，访问 铨邑人品状，至孙楚，则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２３〕。针对这种弊病，刘毅 论曰：“今之中正，……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枉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极于身，必 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熊远也论之曰：“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 举道废，请托交行。……是故公正道亏，私涂日开，强弱相凌，冤枉不理。”〔２５〕深刻地揭示 了中正利用职权贪脏枉法，请托交行的本质特征。３期强凌弱，造成怨讼敌仇。随着门阀政治的巩 固，高门世族始终处于统治阶级的最上层，他们拥有历代担任高官显职的特权。为独操威柄，高门 势族之间“权门兼并，强弱相凌”。作为门阀世族统治利用的工具，中正也屈服于邪恶势力，以强 凌弱，不按规定给予铨定品级，造成怨讼敌仇。史载：“孙秀为琅王牙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 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独济焉。”〔２６〕此事表明， 八王之乱不仅是皇族之间的斗争，也是世族之间为独操威柄而进行的斗争，结果造成“恨结于亲亲 ，猜生于骨肉，当身围于敌仇，子孙俱其殃咎也。”〔２７〕刘毅论其弊曰：“自王公以下至于庶 人，无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国之重，无赏罚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讼者众”；“驳 违之论，横于州里；嫌仇之际，结于大臣”。〔２８〕其次，由于中正精力不济而造成的弊端。众 所周知，中正的担任者都由本地在朝廷或在郡国负有众望的在职中央朝官兼任，他们只能于供职的 闲余时间来顾及中正的品第，况且所辖范围大至一州，小至一邑，有的还兼领几州之职。如王述“ 领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２９〕王慧龙“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３０〕孔奂“领扬东扬丰 三州大中正”；〔３１〕宗元饶“领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３２〕一个州郡要品评的人成百 上千，而中正身居朝中，对所品评的人物不可能做到认识和了解，也没有精力做调查访问，品状只 是“采声于公府，纳毁于流言”罢了。在此情况下，势必会产生听信谣言，以传闻为依据的弊病。 例如晋初荀勖表让豫州大中正曰：“被敕以臣为豫州大中正，臣与州闾乡党，初不相接。臣本州十 郡，方与他州，人数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论，此乃臧否之本，风俗所重。”〔３３〕刘毅 针对此种弊病论曰：“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徒异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 而中正知与不知，其为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弊，听受则有彼此之偏。 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遂使进官之人，弃近求远，背本逐末。” 〔３４〕应璩在其《新论》中亦论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疏如马齿，生 不相识面，何颜别义理。”〔３５〕深刻地揭示了产生这种弊病的原因。再次，因中正所立品状不 当而产生的弊病。中正在评定品级时，对一个人所作的品状都十分简单，只不过一两句话而已。如 “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此种评语内容十分空洞，其才学、政绩如何，并不能得到确切了解。并 且由于品状二者的性质不同，故有品虽高而状最下的，也有状虽好而品不高的。如吉茂同郡护羌校 尉王恢子嘉，……冯翊郡移嘉中正，嘉叙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曰：“德优能少。”〔３６〕由于九 品次第以品为主，势必会产生崇虚名，抑功实的弊病。史称：“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 见之，乡里以为贬，坐是沈滞累年。”〔３７〕闫缵父卒，继母不慈。缵恭事惟谨，而母疾之愈甚 。乃诬缵盗父时金宝，讼于有司，遂被清议十余年。〔３８〕这些事例说明，中正所重视的不是真 才实学，而是浮夸虚名。故刘毅论曰：“凡所立品状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虚饰名誉，相为好丑 。……今则反之，于限当极，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积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 ；”“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状才能之所官，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 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 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天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锐人事。”〔３９〕吕思勉 先生在其《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选举》篇亦曰：“九品中正之弊，果何如乎论者皆曰：‘用人 不容不论其才，才又各有攸宜，中正品平，皆不能具。若论考绩，尤不应舍功实而采虚名。”最后 ，从中正产生的方法看九品中正制的流弊。我们知道，中正由中央在职朝官担任，他们既可由公卿 推举、司徒选召，也可由州郡举辟、大中正的推荐。这四种选举方式都是以资望为准，选举大权牢 固地掌握在门阀世族手中，从而使选举只重门第，不重才能；被品评者之间结交朋党，互相存举， 产生了极大流弊。１只重门第，不计才能，严重堵塞了进贤任能的道路。进入西晋，九品中正制沦 为世家大族统治的政治工具后，拥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庶族，永无进品之望，而“饱食醉酒，忽忽无事”〔４０〕的高门世族，旋即官之上品，坐至公卿。刘毅论之曰：“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稍下，兴则扶上。”反映了当时的实况。〔４１〕铨定品第时，中正要“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４２〕出现了“中正所选，唯在门第”〔４３〕的局面。如东晋王沈“少有俊才，出于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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