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给五四文坛造成极大冲击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 ,以他作品中浓烈的叛逆情绪而著称。而普列汉诺夫认为 ,当易卜生在作品中宣传“反叛”时 ,自己却并不知道要反叛什么 ,因此他只是为了“反叛”而反叛。所以当“叛逆的精灵”娜拉摔上了傀儡家庭的大门 ,全世界都被这声音震惊而开始思考之时 ,幕却落了下来。人们单是知道要出走 ,要反叛 ,却没有人知道娜拉走后怎样 ,她的反叛之路将通往何方。普列汉诺夫用他那睿智而优美的语言说 :“易卜生 ,可能 ,跟他同时的全世界的文学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引导读者走出市侩的埃及 ,但是他不知道哪里是极乐的土地 ,他甚至于这样想 ,并不需要任何允约的土地 ,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人的内心的解放。这一位摩西注定了在抽象的荒野里作没有出路的流浪。”1中国现代作家在易卜生的感召下 ,创造出了许多“走出市侩的埃及”的“娜拉”形象 ,易卜生点燃的叛逆之火烧毁了箍在她们身上几千年的枷锁 ,使她们从此流浪在通往“极乐之地”的道路上。而且 ,与囿于人的内心徘徊不前的易卜生不同 ,“娜拉”出走后的流浪历程很快便进入了中国现代作家的视野 ,他们开始细致而多方位地描摹这一群叛女冲破樊篱之后的生存状态 ,挖掘她们特殊的精神内容。通过对“娜拉”出走后流浪历程的剖析和定位 ,体现了他们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思索 ,对于女性人格独立以及生命自由本质的体悟。关于这个命题 ,首先令人想到的自然是中国人的摩西、精神导师鲁迅先生在 1 92 3年做的那个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以及那个著名的论断“……不是堕落 ,就是回来。”2 这个诊断与当时弥漫整个社会浓厚而激烈的叛逆情绪相对照是如此的不合时宜 ,然而我们今天却不得不服膺于先生的深刻与厚重。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对和错来衡量这个论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确实有女性冲破了藩篱 ,而且既没有回来 ,亦没有堕落 ,但是她们付出的 ,往往是生命的代价 ,或者便依据了比自身力量要强大的多的外部因素——革命。鲁迅先生的论断源于他独特的悲观——对“极乐之地”的悲观 ,对通往“极乐之地”的路的悲观。“娜拉”之所以走上回来或堕落的道路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经济和经济结构的因素。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已经警告过 :“所以为娜拉计 ,钱——高雅地说罢 ,就是经济 ,是最重要的了。”3 张爱玲也曾以微微的嘲讽来揭示经济的重要 :“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 ,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走到哪儿去呢 ?走 !走到楼上去 !——开饭的时候 ,一声呼唤 ,他们就会下来的。”4中国的妇女解放历程与西方原本不同 ,它是由五四新文化先驱在文化范畴中提出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家庭结构和意识结构因妇女问题的较早提出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 ,尽管部分女性因反抗而获得了自由 ,但她们未必能就此摆脱传统的家庭角色 ,未必能进入社会并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同时 ,在长期的封建文化中积淀下来的女性意识自身也在阻挠着她们进入社会 ,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女子对于爱情有着特殊的文化心理 ,她们往往天真的认为 ,只要能够走出父之门 ,选择真爱的男子 ,就会实现作为一个女子的全部梦想。这样 ,她们就把婚恋自由这个问题的起点当作了终点 ,并且 ,沉淀在她们意识深处的男权意识也使她们没有欲望去超越这个终点。无论是社会结构 ,还是女性意识本身 ,都把女性局限在了家庭的小天地中 ,失去了到社会中做一个“人”的资格 ,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这种状况对于夫妻之爱的磨损常常是致命的。一方面由于女性在经济上对于男性的附庸 ,从而失去了人格的独立 ,也就难以如恋爱时一样站在与男性同等的地方 ,获得对方的尊重 ,拥有爱与被爱的尊严。另一方面 ,女性受这种寄生的生活方式的影响 ,以及家庭狭小空间的局限 ,使得精神世界日益空虚、无聊烦闷。婚前所孕育的那些理想的光环慢慢褪色之后 ,她们往往成为典型的沾染市民庸俗作派的家庭妇女。另外 ,经济的困窘对于爱情的伤害也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由于金钱的缺乏 ,日常生活逐渐变得粗糙 ,爱情的诗意和美好在现实面前都渐渐遥远了。物质的贫乏和感情的贫乏之间的通道 ,意外的迅速和便捷。在这种情况下 ,注定有相当一批女性无可奈何地由“叛女”变成了“怨女”——她们往往遭到曾与她们并肩作战 ,共同反抗传统的爱侣的抛弃 (在感情上或在婚姻形式上 ) ,从而失落自己与整个旧时代为敌所争来的唯一的财富。杜衡《海笑着》里的芸仙 ,挣脱出无爱的家庭桎梏 ,与同样有着旧式家庭拖累的炎之双双奔往上海生活 ,建立了小家庭。随着生活的日渐困顿 ,芸仙终于尝试去就业也终于以失败告终 ,两人曾颇为自得的爱情终于也日渐稀薄 ,芸仙甚至开始怀疑起爱情的真实性来 :“她从包围在他们周围的空气底每一分子里盲目地搜寻 ,假使确实有所谓爱情这回事曾经在他们之间存在过 ,那么她便可以说是在搜寻爱情底残烬 ,那被生的烈火所焦炙了的未发的蓓蕾。”5然而就是这样的残烬她也想抓住 ,她甚至愿意做“小”——“在这样的寂寞中 ,芸仙是只有这么一个无可奈何的希望了 ,得到他家庭的承认。这是她曾经这样地藐视过 ,而现在却情愿牺牲了一切去换得的保障。”6残酷而带嘲讽味道的结果是 ,她想做“小”而不得 ,炎之无情地弃她而去 ,她也只好走上了怅怅的回乡之路。夏衍在《芳草无涯》一剧的前记中 ,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话 :“人类也曾经历过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 ,也曾经历过各种灵魂上的苦闷 ,可是在过去 ,现在 ,未来 ,无论什么时候 ,他最苦痛的悲剧 ,恐怕要算是——床第间的悲剧了。”7这个“床第间的悲剧”,对于尚志恢来说 ,是既不能爱与自己相守的人 ,也不能爱自己所爱的人的悲剧 ;而对于曾经进过大学 ,参加过救亡工作的石咏芬来说 ,则是一个不能不把女性的美都消融在生活的艰辛里面 ,又眼睁睁地看着丈夫爱上别人的悲剧。生活的不安定和眼界的狭窄 ,使得石咏芬脾气越来越怪戾、暴躁 ,与同样在社会上郁郁不得志的丈夫时有龌龃。至此 ,走入家庭 ,与社会隔绝的曾经的新女性的堕落 ,已经昭然若彰。她的色厉内荏 ,让已经不爱她的丈夫都为之怜悯 :“望着她的这种绝望的挣扎 ,一阵酸禁塞上心来。这是他共同生活了十年的妻子 ,这是个也曾在社会上活跃过的妻子 ,可是现在在他的面前 ,是一种如何惨澹的姿态啊 !”8沙汀《困兽记》里 ,孟瑜叛离了整个家族与田畴出走 ,而在婚后却忙于家务与生育 ,逐渐与社会脱节 ,也逐渐苍老下去。当她与从抗战前线归来的章桐谈话时 ,“她那阴沉的眼色 ,竟也充满热望地闪烁起来 ,但是 ,仿佛灯花的最后一炸 ,刹那间便熄灭了。”9因为此时她已经屈服于命运而把爱情当成了唯一的精神支柱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你怕都象我们这么傻吗 ?……’说着 ,孟瑜感觉自豪地微微一笑。因为这句话的含意表明着她的全部信念 ,以及她在生活上的最后支持 :她为爱情牺牲过了 ,而她现在还在为它甘心吃苦。”1 0但她越是如此越不能保住田畴对她的爱情。直到有一天 ,他对于孟瑜的爱情像抽丝一样抽尽了 ,又像春芽一样弥散在孟瑜年轻漂亮的女友身上。而当孟瑜第一次发现这对偷情的男女 (两个她至亲至爱的人 )时 ,她“在房门口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于是发出一声异样凄绝的惨笑。‘对 !’她寂寞地自言自语 ,‘就要这样才好 !’”1 1 这个女人此时此刻无疑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她心甘情愿的牺牲突然变成了嘲讽 ,多少年来的精神支柱就这样瞬间崩塌了。这些曾经自以为主宰了自己命运的女性的被遗弃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生活预设好了 ,并不能为身处事中的男人或女人所左右。当她们心中反叛的火苗萌生之时 ,已经注定了它的不能尽燃 ,因为无论是她们自己 ,还是社会 ,还是她们所孜孜以求的“爱情”,都还没有为它准备好足够的燃料。当她们斗士般地冲出去 ,却又寂寞忧伤地归来时 ,她们在精神上已被无情地、深深地埋葬了。并非只有婚姻才能成为叛逆精神的桎梏 ,曹禺笔下的繁漪与陈白露两个形象正是证明了这一点。为人妻的繁漪拥着原始的雷雨的性格 ,她敢于背上乱伦的罪名 ,热烈地表达对于周萍的爱。陈白露虽然没有婚姻的束缚 ,灵魂却变得倦怠 ,不再有不可遏止的生命的欲望与冲动。在对陈白露叛逆精神失落的内心流程的关注中 ,曹禺突出了一个因素的力量——“习惯的桎梏”。陈白露曾经藉靠着一个诗人的爱情逃离出堕落的生活 ,跟他到乡下结婚、生子 ,然而久而久之 ,平淡、无聊、厌烦包围了她们的爱情 ,他们两个人“仿佛捆在一起扔在水里 ,向下沉……沉……沉……”。1 2 失败的婚姻使她丢掉了女孩儿时代美妙的幻想 ,重新又回到了自己丑恶的生活圈子中去。现在 ,“生活对于她是一串习惯的桎梏 ,她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 ,有它自来的残忍 !习惯 ,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 ,是最狠心的桎梏 ,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 ,怎样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 (如小说电影中时常夸张地来叙述的 ) ,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1 3在她的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之后 ,“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惰性力量又给她套上了枷锁 ,使她虽然厌恶自己所处的这种肮脏的环境 ,也不再有着超越这一切的欲望。她虽然相信“太阳升起来了 ,黑暗留在后面”,1 4 可又认为“太阳不是我们的”,1 5 所以她最后的决定是“我们要睡了”。1 6与上述“怨女”以及为“习惯的桎梏”所禁的陈白露们不同 ,女作家庐隐塑造了一批痛感“中彩票后的无趣”、“胜利之后的失败”的女性。她们在经过一番奋斗进入自由婚姻之后 ,尽管也感到不能到社会上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苦闷 ,尽管也感到家务的繁琐与经济的困窘 ,然而这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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