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城市“五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整顿经济秩 序，加强党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的初步实践，呈现出教训与经验并存，得与失相交错的 复杂情况。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历史经验，扬长避短，对于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 的过程中，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道德建设，以及搞 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1958年“大跃进”以后，运用群众运动的大规模 经济建设方式，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各种经营管理规章制度。随着1961年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 方针”的贯彻实施，特别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共中央一系列放宽政策的果断 措施出台，既能活跃经济也给经济管理方面带来不利因素。在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方面，原料、 材料、燃料、劳动力等浪费很大，设备维护不善，生产的次品、废品过多，工程质量低劣。在商品 物资管理方面，中间环节过多，物资调拨和商品流通不合理，验收管理不严格。另外，不顾大局， 损害国家利益的分散主义，特别是本位主义滋长严重，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图阔气、铺张浪费 、假公济私、多吃多占、投机倒把等歪风盛行。为了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全面好转，健全制度，改 进思想工作作风，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县级以上的党政机关、国 营和合作社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中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一次新“五反”运动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加强党的建设，整顿经济秩序，加强经营管理等是 必要的，也是积极的。1963年2月11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着重讨论 了在城市搞好“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等问题。1963年 3月1日，中央颁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 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全面部署“五反”运动，到1966年初，全国城市大约 4%的近2000个国营工交企业开展了“五反”运动。这期间中央为了指导运动，下发或批转了 一系列文件。1963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开展增产节约和 “五反”运动座谈会纪要》，要求各地领导搞好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使之自始至终健康地进 行。1963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处理“五反”案件的报告》， 制定了进一步开展“五反”运动的的策略方针。1964年1月2日，中共中央转批中央监委《关 于“五反”运动中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提出了处理犯错误党员干部的 具体的政策规定。1964年3月22日中央颁发《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1 964年6月23日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 》。纵观这些文件内容精神和“五反”运动的实践，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一、深刻的教训（一） 对国内政治形势和党内状况的认识具有“左”的一面。农村中的“四清”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 的发动，其基本依据是贯彻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精神。加之对国 内政治形势的“左”倾估计和国际上中苏两党论战日趋激烈，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地方党 委又上报一些对阶级斗争形势作更加“左”倾错误的估计的材料，使党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越来 越“左”。1963年2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印发了《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 况的报告》，报告认为：“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 义的黑风刮得很大。”还特别提出本省问题比较严重的干部情况，估计在县委书记、县长中约占7 —8%；在县委部长、区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中约占10%左右；基层干部的比例就更大。当时 ，毛泽东肯定了湖南等省的“经验”，并指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3年5月，毛泽 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指出， 如果“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 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 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P648）。所以《前十条》文件规定：“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一样，都 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 战胜谁的问题。”1963年8月初，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国兄弟党一位领导人时说，在城市，也 有许多事业单位和工厂掌握在敌对分子手里。因此，如果我们不进行整风整党，不进行社会主义教 育，不把资产阶级复辟打下去，那么，不要几年，中国也将变成修正主义。8月中旬，毛泽东在北 戴河的一次谈话中，再次肯定，我们的国家有1/3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 们搞了15年，三分天下有其二。由于当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中国仍然存在于一定范围的阶级斗 争扩大化，对各级党委领导机关影响很大，对形势估计越来越“左”的看法几乎笼罩着全党。19 64年3月22日，中央《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中强调：“这次‘五反’运动 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也像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是 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革命运动；是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猖 狂进攻的革命运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并在某种条 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但这些矛盾和斗争，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60年代 城乡“四清”和“五反”运动时，社会主要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时期把客观实际存在的大 量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个 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本来 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理方法上应该按照“团结──批评──团结”方式加以解决的，却人为地上 升为敌我矛盾去处理，结果不仅会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还会出现人为的冤假错案，改变了党的“ 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二）“五反”运动在“左”的思想 指导下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给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由于对国内政治形势的“ 左”的错误的分析和估计，因此在“五反”运动中，把一些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 问题等人民内部矛盾，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提出了“夺权”问题。“凡 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 <1>（P779）。因此，在运动中，相当一批基层干部在政治上受到过火的批判和斗争，在组 织上被错误地撤职、留党察看甚至开除党籍，大大挫伤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伤害了广大基层 党员干部的思想感情，留下了相当大的后遗症。例如，甘肃省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夺权事件就是个 典型。1964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 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认为这个1962年部分建成投产的大型铜硫联合企业，当时已被地主、 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领导大权，成了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这一错案的处理，牵连 了几百名干部、群众，对公司3名主要领导干部分别给予开除党籍、厂籍、留党察看或逮捕法办等 处分，对另外两名领导干部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夺权的单位有总公司、8个厂矿、22个车间。 在“五反”运动中，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什么是投机倒把和长途贩运等问题没能作出正确 的政策规定，把本来是党中央为恢复调整国民经济所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果断措施及起到一定积极作 用的方针政策，误认为是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对商业流通市场卡得太严，统得太死， 以致造成了商业难以繁荣、市场不能活跃的局面。在三年困难时期曾恢复起来的国营商业主渠道领 导下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商业渠道，没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和充分的利用。对城镇集市贸易采取排挤、 代替的方针等，就远远超出了打击投机倒把，打退资本主义猖狂势力的范围，对后来国民经济的发 展带来了不良影响。二、有益的探索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农村中进行的“四清”和城市中进 行的“五反”是在局部和一定范围内开展的，农村1/3的县，
城市4%的国营工交企业参加。所 以从总体上看，虽然阶级斗争扩大化了，但还没有到达支配全局的程度；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虽然 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受到了一些消极影响，但进展还算顺利 并在短短的三年内最终完成。这一切说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有积极正确的一面。 （一）城市“五反”运动的开展是非常必要的。“七千人大会”后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果断措施调整国民经济，使我国经济状况有了好转，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关系 、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都有所改善，财政收支平衡。当时广大党员干部在克服三年严重经济 困难之后也的确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为采取放宽搞活的经济政策，既能繁荣经济，也必然会造成 一时无序状态，在宏观经济范围内和微观经济范围内都出现了一定的混乱现象：倒买倒卖国家紧俏 物资，从中渔利；一些企业经营管理混乱，财产账目不清；干部多吃多占，官僚主义盛行；一些干 部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大局，铺张浪费，假公济私；更有甚者，一些党员干部贪污盗窃，滥用国家财资等。为了保证国家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的圆满完成，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的全面好转，也为了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改进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