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 ,认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和苏轼。他们都是有良知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 ,代表了中国诗人达到的境界 ,其诗格和人格在不同时代里 ,各自树立起了士人文化的旗帜。在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 ,屈原发出“举世浑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激愤 ,不可调和的冲突使以身殉国成为他必然的选择。李白也怀有“奋起智能 ,愿为辅弼 ,使寰区大定 ,海县青一”的政治理想 ,对自己才干也深信不疑 ,“天生我才必有用”、“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过分自信不仅使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 ,反而陷入了“世人皆欲杀”的困境 ,发出“我本不弃世 ,世人独弃我”、“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的呐喊和抗议。陶渊明面对黑暗的士族门阀政治 ,宁做伯夷、叔齐 ,归隐田园 ,也“不为五斗米折腰” ,以朴素的农村生活来安抚他痛苦的灵魂。苏轼 ,没有任何人有他那样坎坷、曲折的仕途遭遇和磨难 :2 1岁中进士 ,任祠部员外郎 ,在新旧党之争中受穷治 ,离开朝廷“补外” ,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乌台诗案”文字狱入狱 ,几近丧命 ,后贬至黄州。神宗去世后 ,回朝廷任翰林学士 ,在旧党中无法容身 ,又出知颍州 ,新党执政 ,又贬至惠州 ,在荒僻的儋州过了 6年。期间 ,他有过彷徨、怀疑、动摇 ,但他没有象屈原那样投江自尽 ,也没有象陶渊明那样选择归隐 ,而是自始至终坚持“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在仕途上“汲汲强奔走”。前人在解释这个原因时多认为苏轼在困难和坎坷面前 ,借助佛道思想 ,彻底圆通地将其化解。但阐述都极为笼统。笔者通过研究苏轼知密州 (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市 )时的思想和创作 ,认为是融化于其血液中贯穿于行动中的“齐家治国 ,兼济天下”的儒家积极进取思想和“超然物外”的高品味的“超然”思想 ,使他面临困境时以能达观态度超然于名利、是非之外 ,形成他曲折独特的人生经历。“超然”思想明确指出是在他任密州知州时写的《超然台记》里。《超然台记》源于超然台。关于台的来历和命名在其弟弟苏辙《超然台赋》序言中交代的很清楚:“子因其城北之废台而增葺之。以告辙曰 :‘将何以名之 ?’辙曰 :‘天下之士 ,奔走于是非之场 ,浮沉于荣辱之海 ,嚣然尽力而忘反 ,亦莫自知也 ,而游者恋之 ,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 ?’老子曰 :‘虽有荣观 ,燕处超然。’诚以‘超然’名之。”真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通过命名可看出兄弟二人对人生的哲理思考。此名深得苏轼喜爱 ,他亲自题写“超然台”名 ,欣然作《超然台记》 ,表述自己对“超然”的理解。他认为 ,“超然”就是“游于物外”和“无所往而不乐”。他首先提出 :“万物皆有可观。苟有可乐 ,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饣甫糟啜漓皆可以醉 ,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 ,吾安往而不乐 ?”任何东西都是大自然的无私恩赐 ,而且各具特色 ,怎不令人“安往而不乐” ?他还痛切地感受到 ,“人之所欲无穷 ,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 ,而去取之择交乎前 ,则可乐者常少 ,而可悲者常多 ,是谓求祸而辞福……彼游于物之内 ,而不游于物之外……可不大哀乎 ?”这里的“物”已不能狭义的理解为“物”本身 ,它已推及到个人的得失、荣辱、安危。他抓住人们把物欲当作人生追求 ,孜孜以求物欲名利反而成为物的累赘 ,招致苦难 ,认为只有摆脱物欲 ,超脱于物欲和个人利害之外即游于物外就会获得轻松、解脱。自己从“灯火钱塘”杭州来到“寂寞山城”密州 ,能“释舟楫之安 ,而服车马之劳 ;去雕墙之美 ,而庇采橼之居 ;背湖山之观 ,而行桑麻之野。”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所以“吏民渐相信” ,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大有改观 :“貌加本 ,发之白者 ,日以反黑。”心情也极为舒畅 ,领略到密州“桑麻之野的醇厚”和“江山风物之美”。结尾画龙点睛 ,总结自己之所以能“无往而不乐者” ,“盖游于物之外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超然并不是看破红尘 ,超脱现实的一切 ,走向虚无。所以在《记》里写他登台凭吊 ,西望穆陵关 ,想到了辅佐周武王灭纣有功的师尚父 (吕尚 )和齐桓公称霸齐国的历史功绩 ;北俯潍水 ,想到了帮刘邦平定天下的淮阴侯韩信被吕侯所杀 ,不得善终 ,而这都是苏轼本人的政治抱负和遭际———忠于报国却屡遭遗弃。所以说他超然的是摆脱政治挫折和世间局促 ,获得净化了的心灵 ,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理想抱负。轻外物而自重 ,是“超然”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他面对困境不像一般人那样沉沦、消极、悲观 ,甚至忧郁而终 ,而是坦然面对 ,和百姓、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他们那里体现自己的价值 ,获取生存的快乐。也是对“进一步山穷水尽 ,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极好阐述。所以他一生能博采儒佛道学说 ,信儒但不迂腐 ,谈禅但不盲目佞佛 ,乐道但不厌弃人生。屡遭磨难之后 ,不投江 ,不归隐 ,“形象虽似丧家狗 ,未肯弭耳争投骨” ,“胸中亦超然自得 ,不改其度” ,“也无风雨也无晴”。所以臧克家认为“超然台是他精神的写照 ,超然的不是这土台子 ,而是东坡他本人”。“超然”思想的获得 ,是经过了他长期的社会磨炼和不断思索形成的 ,儒家积极进取思想是其坚实基础。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他才在政治上坚守节操、在官位上为民造福、在文学艺术上追求创新。1 在政治上 ,他超然于仕途是非之外 ,坚守“道高于势”原则 ,始终保持个人政见和政治品格。学而优则仕是传统文人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 ,孔子也认为“不仕无义” ,出仕是士大夫的天然义务。从小就受家庭影响存在“奋厉有当世之志”、“齐家治国 ,兼济天下”的儒家积极进取思想的苏轼也不可例外的走上这条路。金榜题名后 ,他更觉得“致君尧舜 ,此事何难 !” ,即使被贬 ,也“四十岂不知头颅 ,畏人不出何其愚 !”踏上仕途后 ,没有私心的苏轼敢于无所畏惧的发表自己的政见 ,“劝世宗吏精庶政” ,“劝神宗忠恕仁厚”(《辨试馆职等问题札子》) ,做哲宗的仕读时 ,以“忘躯犯颜之士”自居 ,以“危言危行 ,独立不回”的名节自顾。王安石变法时 ,他虽是旧党 ,但也有变革要求 ,只是反对操之过急 ,就“上书神宗 ,论其不便” ,劝神宗“结人心 ,厚风俗、存纪纲” ,他认为 ,“人心之于人主 ,如木之有根 ,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 ,鱼无水则死 ,人主失人心则亡。”他的思想是有先见之明的。但他的主张遭到加强皇权的神宗和王安石的反对 ,受到王安石排挤 ,他只好离开朝廷“补外”。旧党得势 ,被招还朝 ,他没有借机泄私愤 ,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不满司马光尽废新法 ,自己主张不为司马光接受 ,大呼“司马牛 ,司马牛” ,招致司马光不满。无论新党旧党当政 ,无论升或是贬 ,他都不拘泥于个人恩怨 ,不见风使舵 ,坚守道高于势原则 ,坚持个人的政见和政治品格 ,决不枉道以从势 ,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从王安石变法失败退隐金陵 ,苏轼去拜访发出“从公十年迟”的感慨 ,更见证了他的为人 ,他的“坦荡之怀”。2 为官时 ,超然于自己的仕途坎坷 ,坚持“民本”思想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无论在顺境逆境中 ,无论在哪一任 ,作为父母官 ,苏轼始终“勤于吏职”(《密州通判庭题名记》) ,“不记劳逸”(《与王庄源十三首》之三 ) ,爱民如子。没有把自己的仕途不幸而迁怒于当地百姓。在杭州任上修筑的苏堤至今仍然造福百姓 ,并成为西湖一景 ;密州任上 ,蝗灾严重 ,他上书朝廷罢免赋税 ,亲自下田捕蝗 ,堂堂太守 ,“日食杞菊”度日 ;在黄州 ,他上书太守 ,要求禁止溺婴恶俗 ;在惠州他力劝民众改变祷神医病陋习 ,把药方介绍给他们 ;在儋州 ,他向黎民传授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知识……他尽自己所能 ,为百姓谋利并为自己无力解除百姓痛苦愧疚 ,“平生五千卷 ,一子不救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欲把疮痍手摩抚”诗句里真实地流露出一个爱民如子的地方官的心迹。“投之以桃 ,报之以李” ,他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赢得百姓拥护爱戴 ,百姓并不以贬官来看待他。在密州出猎时 ,“为报倾城随太守”(《江城子·密州出猎》) ,百姓倾城相随。得知要离开 ,更难分难舍 ,“山中儿童拍手笑 ,问我西去何当还 ,”还以为他去去就回。十年后赴登州途经密州时 ,“重来父老喜我在 ,扶携老幼相遮攀。”(《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连“伛偻山前叟” ,也“迎我如迎新”(《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 ,久别重逢的喜悦溢于言表。在条件极差的儋州 ,他投合黎民习俗 ,也他们情同手足 ,融为一体 ,经常“野径行行遇小童 ,黎音笑语说坡翁”(《访黎子云》) ,喝酒连自己的家门都找不着了。他过访黎子云遇雨 ,向农家借竹笠 ,着履而行 ,妇女儿童相随争笑 ,篱犬群吠。这幅形象被后人画作有名的“东坡笠履图”风行天下。3 文学上 ,他超然于自己的遭遇 ,创造了文学史上的辉煌“言为心声” ,诗词文画更能表露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没有抱泥于自己的不幸 ,依然热爱生活 ,积极发现、享受生活的乐趣 ,借广泛的经历丰富自己的创作 ,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文学成就 :于古文 ,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古文运动的领袖 ;于诗 ,他的诗保存下来约两千七百首 (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笺诗图记》) ,开创了“以文为诗 ,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歌、以才学为诗”的先河 ,题材更广阔 ,内容更丰富 ,风格更多样化 ,是宋诗的典范 ;于词 ,他的词是现存词最多的 ,他开创了“豪放派”词风 ,提高了“婉约派”气格 ,把词引向健康的道路 ;书画方面 ,也是名家 ,他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大家”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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