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阅读《水浒》、研究《水浒》时 ,总有一个问题让人如鲠在喉 ,不吐不快。事实上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者也已提出 ,只是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那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发生了无数次的农民起义 ,却只有在正史上并无详细记载、规模也并不很大的宋江起义产生了这么多的故事传说 ,以至于汇合、集纳为一部恢弘壮阔的《水浒传》 ?又为什么自古农民起义的领袖都被视为“匪”、“盗” ,而宋江却终于享有了“
忠义”的名誉 ,如元曲《同乐院燕青博鱼》中燕青语 :“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 ,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宋江与方腊明明是同一时代的农民起义领导者 ,有何不同 ?论规模与影响 ,宋江甚至远不如方腊 ,为什么对宋江就要特殊看待要弄清这些问题 ,仅仅依靠发掘有限的史料去再现历史中宋江其人及宋江起义的原貌是不够的。因为各种史载关于宋江起义的地点、活动范围、结局以及是否征方腊等多有分歧 ,相互矛盾 ,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印象。我们只能根据这样几条记录来判断一下宋江及宋江起义的情况 :《宋史·侯蒙传》 :“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 ,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其才必过人。”《宋史·张叔夜传》 :“宋江起河朔 ,转略十郡 ,官军莫敢婴其锋。”元·陈泰《所安遗集补遗》 :“宋之为人 ,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分赃台 ,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来时三十六 ,归时十八双’ ,意者其自誓之辞也。”这些记载给我们的印象是 ,宋江大约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至少能笼络、团结一批人在他手下。他及他手下的头领、队伍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 ,宋江“勇悍狂侠”的形象特征与我们今天在《水浒传》中看到的宋江形象迥乎不同 ,这里面应当经历了一个对宋江形象的改造过程 ,实际亦即《水浒》故事的演变过程 ,对宋江起义的性质与结局不断进行加工、增饰的过程。一、前人的研究及“简先繁后”的误区较早提出这一问题并进行研究的是李辰东与聂绀弩。李辰东《三国水浒与西游》<1 > 一书中“水浒研究”部分在谈及作者“同情心的建设”时认为 ,作者为力求作品得到读者之同情与喜爱 ,必然从各种途径对作品题材进行改造。如宋江起义之类在封建社会里总会被认为是“匪”、“盗”的行为 ,非用特殊的手法则只会引起读者的憎恶而非同情。那么作者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李辰东认为 ,第一 ,作者“将宋江等之为盗 ,改作被官吏压迫 ,非出自愿”;第二 ,作者“将许多好汉写成义士” ;第三 ,作者“不仅让这些好汉为民除害 ,而团结起来的时候又为国家除害。‘忠义’二字由此而来。”李辰东在这里将宋江起义的性质的改变归于作者有意识的改造行为 ,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还是有这样几个问题 :1 .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起义活动中独独将宋江起义改为“忠义”类型 ?2 .《水浒》故事的演变以至成书应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其性质的改变 ,即由自发的造反转而为被迫的落草并终于招安为国家出力 ,不会是某一个作者一时间的突然改作完成 ,而是在民间有一个传说故事不断被繁衍、流传、演绎、放大的历程。李辰东的结论显然没有顾及这一点。这里还须分辨一个事实 ,即一些研究者认为宋江起义之改为“忠义”是文人士大夫所为 ,体现的是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倾向而非民间的感情与趣味选择。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说过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 > 在封建社会 ,“忠义”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 ,不论是上流社会还是草野民间在这一标尺上总是一致的。事实上从通俗文学的角度看 ,无论话本、讲史、杂剧、戏曲 ,都遵循着一个总的道德原则即“忠”、“义” ,反官府不反朝廷 ,反奸臣不反皇帝 ,这是时代的局限所决定的。同时从作品的流传看 ,没有这些道德色彩的添加 ,它也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以至保存下来。聂绀弩《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3> 一文认为 ,《水浒》中的人物 ,尤其是宋江 ,是有一个逐渐提高的改造过程。在《宣和遗事》以前的宋末传说里并无宋江的名目 ,罗烨《醉翁谈录》里即无宋江篇段 ,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中只说宋江“不假称王 ,而呼保义”。从《宣和遗事》起将宋江“杀惜”的原因与“私放晁盖”联系在一起 ,突出他“义”的一面。元杂剧中又突出他“度量宽洪”这样一种领袖人物必备品格的一面 ,慢慢地构成今天《水浒传》中宋江的整体形象。在艺术上由于繁本对简本的精细加工 ,不但对人物的性格刻划有提高 ,如“移置阎婆事”的成功 ,艺术上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一点在郑振铎先生《水浒传的演化》<4> 一文中也有大量的“繁”“简”文本比较的例证。此外《水浒》思想性和艺术性提高的方面还应包括 :( 1 )加入王进、林冲的故事 ,从而将史实上并不恶迹彰显的高俅、蔡京人格上加以贬低 ,证明“乱自上作” ;( 2 )改造“
招安” ,把史实上可能的宋江因“势穷”而降以及《宣和遗事》中所称的张叔夜招降改为宋江主动追求“招安” ,突出其“忠义”主聂绀弩先生的这些意见都是很精辟、足以服人的 ,但其中也还有一些问题 :1 .聂先生还是没有回答为何要将宋江起义作为“集中悬拟的箭垛” ,从而汇合集纳为后来辉煌的《水浒传》的问题。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水浒是怎样写成的》<5> 一文中也认为 :“宋江他们的故事在人民口头流传的时候 ,人民口头流传的故事 ,不只宋江他们的故事一种 ,而是许多种类似的故事同时在流传。”那为什么独独宋江起义的传说故事得以流传与光大 ?2 .如聂绀弩、严敦易等先生认为 ,宋江起义得以格外的流传是因为民族战争的爆发 ,金人南侵 ,宋江余部参与了这次斗争 ,同时寄寓了人民的爱国感情与对朝廷昏聩的失望。这从当时朝廷的“忠义巡社”制度可看出来 ,《水浒》中亦有内证 ,即第七回回末 :“有分教 :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 :农夫背上添心号 ,渔父舟中插认旗”。这两句诗显系指“八字军”。另明·吴从先《小窗自纪》所载一种“稗史《水浒传》” ,内容与今诸本《水浒》均不同 ,除“四大寇”之名有明显差异外 ,宋江起义的时间亦与金人南侵同时 ,并载有宋江语 :“宋江流离 ,金人相 ,苟能我用 ,当听其指挥 ,立大功名。”“誓清中原 ,长江击楫 ,水惊波撼 ,将军用命”等自誓之词 ,显见至少在民间的故事传说中 ,宋江起义与金人南侵后发生的民族矛盾的斗争关系甚为密切。但是 ,如果因为宋江参与了抗击金人就选择他作为一部大书的主角 ,似乎也不足以成立。为什么不选择著名的“八字军”领袖王彦呢 ?他也是从一个起义领袖转而为与朝廷合作抗金的。而从现行《水浒》看 ,也的确很少有关于抗金事迹的遗痕 ,惟有“征辽”或可说明这一种感情 ,即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所言“愤二帝之北狩 ,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3 .聂绀弩先生与胡适、鲁迅、郑振铎等先生一样 ,都是从“简先繁后”的角度 ,认为《水浒》故事经历了从民间传说的萌芽到《宣和遗事》初具雏形、元杂剧又加以增饰敷衍终至成书这样一个过程。依照这样的创作过程与规律 ,且不论元杂剧与《水浒》成书的关系究竟若何 ,我们的确是很难解释为什么宋江起义成为核心 ,具有了流传繁衍的源动力的。从成书的渊源上说 ,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水浒传》中仍存留着这么多的“说话”痕迹 ,显系不同的话本凑拢而成。二、宋江品格的美化与拔高对《水浒》成书的重要作用在《水浒》成书问题上 ,亦即《水浒》故事的发展演变上 ,研究者们都没有解释为什么宋江成了一个代表性人物 ,而宋江在历史上明明并没有很大的规模与影响。也许宋江或其部属参加了抗金斗争 ,与朝廷合作 ,那又为什么不选择更著名的“八字军”领袖王彦来作代表 ?严敦易先生《水浒传的演变》<6> 一书将《水浒》故事的演变划为三个时期 ,在第一时期“萌芽茁发期”中 ,严先生认为 ,“宋江 ,无疑地是宣和二年以后 ,京东、淮南以至河北广大地区内的农民起义最有力的一位领袖 ,‘转掠十郡’ ,正足以形容他的发展和膨胀 ,他俨然已具有这许多地区‘群盗’所率相尊奉 ,与秉承号令的‘共主’资格。”由于具体史料的缺乏 ,这个判断也多具悬测的性质而无实在的论证。欲弄清这一问题的实质 ,我们仍非从记载宋江及其头领绰号的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与记叙梁山泺聚义始末的《大宋宣和遗事》入手不可。实际上 ,《水浒》故事最初的渊源 ,选宋江作为一领袖式的代表 ,可能并不与抗金有关 ,而且也不会是文人士大夫有意美化与增饰的结果。宋江首先在民间一定是有了一些特别的气质与品格 ,并因此放射出夺目的光华 ,成为了一部大书的核心与故事发展的源动力。是民间的选择 ,民间艺人的铺衍深入人心 ,树立起了宋江的形象。非如此我们无法解释宋江何以成为主角 ,宋江起义又何以成为一部大书。孙楷第先生的结论可说是非常坚实的 :“以今考之 ,自张天师祈祷瘟疫至打东平府东昌府止 ,盖为宋人旧话而盛演于元人者 ,方腊故事 ,当亦甚早。”<7> 那么在民间的塑造过程中宋江的形象渐渐具有了哪些特质呢 ?南宋末、元初文学家周密所著《癸辛杂识续集》中所载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 ,为我们分析《水浒》故事的源起及宋江的超出众人提供了珍贵的材料。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序》中有两段话非常重要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 ,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 ,士大夫亦不见黜 ,余年少时壮其人 ,欲存之画赞 ,以未见信书载事实 ,不敢轻为。……余尝以江之所为 ,虽不得自齿 ,然其识性超卓 ,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 ,名称俨然 ,犹循轨辙 ,虽托之记载可也。……“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 ,说明关于宋江的传说故事很早即已流传。龚开大概是个画家 ,在寻找绘画题材 ,“高如李嵩辈”画家传写的图画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