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别具特色的问题之一 ,尤其受到儒家思想家的关切。在现代思想史上 ,孙中山、毛泽东等也都曾给予高度重视。本文尝试对中国古代特别是宋明以后知行观进行一番简单的疏理 ,从而对王夫之的知行观作出比较合乎逻辑的历史定位 ,并对其知行观中隐藏的封建思想给以揭露和批判。一在中国传统思想中 ,“知”一般是指知“道”、认识、知识 ,“行”的本义是道路 ,引申为走、行动和实践。因此知行关系问题就是认识、知识和行动、实践的关系问题 ,在儒学史上 ,孔子就已经提出了知行关系问题 ,他提出“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等观点 ,开始了儒家学者对知行问题的关注。汉唐时代 ,也有许多学者论及知行关系问题 ,如董仲舒有“知先规而后为之”之说 ,韩愈有“业精于勤 ,荒于嬉 ,行成于思 ,毁于随”之说 ,等等。宋明以后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日趋深化和系统化。主要代表人物有程颐、朱熹、王阳明和王夫之。他们对知行关系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知行的先后、分合、难易、轻重展开的。程颐的知行观。在知行的先后问题上 ,程颐指出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要有知的指导 ,否则就无法取得积极的成效 ,“譬如人欲往京师 ,必知是出那门 ,行那路 ,然后可往。如不知 ,虽有欲行之心 ,其将何之 ?”(《遗书》卷一八 ) ,因此“须是知了方行得” ,“识在行之先”(同上书 ,卷三 )。不仅如此 ,他认为能知必能行 ,“知之深 ,则行之必至 ,无有知而不能行者。”(同上书 ,卷一五 )。因此程颐持知先行后的观点。在知行的分合问题上 ,应当说程颐还没有自觉明确地讨论知行的分合问题 ,在他的知行学说中隐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 ,他把知与行当作两件事体 ,在明确区分知行的基础上讨论知行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 ,程颐持知行相分的观点 ,另一方面 ,他又认为随着知向深入的发展 ,必然会转化为行 ,在这个意义上 ,知与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后来 ,这两个方面分别被朱熹和王阳明所发展。在知行的难易问题上 ,程颐说 :“非特行难 ,知亦难也。”“自古非无美才能力行者 ,然鲜能明道 ,以此见知之亦难也。”(《遗书》卷一八 ) ,也就是说行难知亦难。程颐通过对历史的考察 ,得出知难的结论 ,应当说 ,他的论据是十分有力量的 ,力量就在于他突破了个人的主观经验 (在个人的主观经验中 ,倾向于得出知易行难的结论 ) ,在历史中取得了客观论据 ,而客观性是真理的特征之一。在知行的轻重问题上 ,程颐重知 ,“学莫贵于知” ,“内不知好恶 ,外不知是非 ,虽有尾生之信 ,曾参之孝 ,吾弗贵矣。”(《遗书》卷二五 )。朱熹主要是延续了程颐的知行观 ,只是略有不同。在知行观的先后问题上 ,朱熹说 :“义理不明 ,如何践履……如人行路 ,不见便如何行 ?”(《语类》卷九 ) ,“知之为先 ,行之后 ,无可疑者。”(《文集》)卷四二 ,也就是说 ,程颐的知先行后观点是无可怀疑的。在知行的分合问题上 ,他对知与行作出了明确的区分 ,但是对知行的统一认识和论述不足 ,在这个意义上 ,朱熹持知行相分的观点。在知行的难易问题上 ,朱熹发挥其注疏家本色 ,指出“《书》曰‘知之非艰 ,行之惟艰’ ,工夫全在行上。”(《语类》卷一三 )。在知行的轻重问题上 ,朱熹强调行的重要性 ,他说 :“论先后 ,知为先 ;论轻重 ,行为重。”(《语类》卷九 )。程朱的知行观的意义和贡献在于正确地肯定和强调了知对行的指导和规范作用。王阳明的知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 ,他思想独特 ,理路与程朱有很大不同 ,他认为在知行关系问题上 ,最重要、也是他首先去解决的不是知行的先后问题 ,而是知行的分合问题 ,实际上 ,知行的“分合”这一范畴正是王阳明第一个明确提出 ,并加以明确地讨论的。王阳明认为 ,程朱的知先行后论在理论上割裂了知与行的统一性、不可分离性 ,因为知与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 ,他提出了“知行本体”的观点 ,认为知与行只是“知行本体”的两个方面 ,“知是行的主意 ,行是知的工夫 ;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 ) ,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知行合一”的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 ,也就无所谓知行的先后问题 ,而只能是知行的“合一并进” ,他说 :“知行工夫本不可离 ,只为后世学者分做两截用功 ,失却知行本体 ,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中 )。同样 ,既然知行本体只是一个工夫 ,也就不存在两件事情之间的比较 ,于是王阳明也就合乎逻辑地取消了对知行的难易和轻重两个问题的回答。王阳明的知行观的意义和贡献在于提出了知行统一的思想。王夫之在批判前人知行观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的知行观点。王夫之在知行的先后问题上 ,他认为程朱的知行观割裂了知行关系 ,“先知以废行” (《尚书引义 .说命中二》)。他提出行先知后的观点 ,他论证说 :“饮食之有味 ,即在饮食之中也 ,……饮之食之 ,而味乃知。”(《四书训义》卷二 )。在知行的分合问题上 ,他针对王阳明“以不行为行”、“销行以归知”(《尚书引义 .说命中二》)的知行合一说 ,提出“行可兼知 ,而知不可兼行” ,“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 ,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同上 ) ,从而对知与行作出了比较明确的区分。然后 ,王夫之又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礼记章句》卷三一 )的观点 ,他说 :知与行“可立先后之序 ,而先后之互相为成。则由知而知所行 ,由行而行则知之 ,亦可云并进而有功。”(《读四书大全说》卷四 )。这样 ,一方面 ,王夫之在行先知后的基础上 ,又扬弃了单纯的行先知后 ,把知与行纳入“行———知———行……”以至于无穷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知与行能达到“日进于高明而无穷”(《思问录内篇》)的境界。另一方面 ,王夫之在明确区分知行的基础上 ,通过知与行能动的交互作用 ,又达到了知与行的统一 ,也就是辩证统一。在知行的难易问题上 ,他认为行难知易 ,而在轻重问题上 ,王夫之基本上是重行。二宋明以来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知行观可用一个表格来简要地概括 :知行观先后分合轻重难易程颐知先行后———重知行难知亦难朱熹知先行后分重行行难王阳明合一并进合——————
王夫之 行先知后行—知—行…… 辩证统一重行行难 在这个表格中 ,有变动不居的东西 ,也有居动不变的东西。变动不居的是从程颐到王夫之的知行观 ,居动不变的是先后、分合、轻重、难易这四个范畴。也就是说 ,从程颐到王夫之的知行观虽然各不相同 ,但是他们都是围绕这四个相同的范畴展开讨论的。这些居动不变的范畴 ,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观点看 ,库恩把它们叫做“
范式”。库恩认为 ,当范式被突破的时候 ,就会发生科学的革命。王夫之虽然对先儒们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甚至是不遗余力的批判 ,并提出了前人没有的新观点 ,但是他没有突破中国古代知行观的范式 ,因此他仍旧从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围。那么 ,王夫之在中国古代知行观史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众所周知 ,王夫之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集大成者 ,那么 ,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王夫之是中国古代知行观的集大成者呢 ?“集大成”是哲学史上的一个概念 ,它的含义是 :在终结处做全面的总结。不到终结处 ,就不可能有做全面的总结 ,不作出全面的总结 ,也就谈不上集大成。那么 ,中国古代知行观是否已经终结了呢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 ,宋明以业 ,中国古代知行观是围绕着先后、分合、轻重、难易四个范畴展开讨论的 ,从争论的情况看 ,前两个范畴更为重要。这样 ,在知行的先后问题上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 ,有三种可能性 :
知先行后、合一并进 (同时或者同一 )、行先知后 ,没有第四种可能性 ;在分合问题上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 ,有两种可能性 :分与合 ,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中国古代知行观已经讨论过所有这些逻辑可能性 ,不可能再有新的观点产生 ,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知行观已经终结。王夫之是否在终结处作出了全面的总结呢 ?从知行的先后看 ,王夫之不仅有行先知后的观点 ,他通过辩证逻辑又把知与行纳入了“行—知—行”以至于无穷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王夫之不仅综合了行先知后和知先行后的观点 ,甚至也综合了王阳明合一并进的观点 ,从知行的分合看 ,王夫之同样借助于辩证逻辑 ,综合了程朱的“分”与王阳明的“合” ,达到了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因此我们说 ,王夫之的知行观的意义和贡献正在于作出了全面的总结。王夫之是中国古代知行观的集大成者。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1、中国古典知行观已经终结 ,它已经不可能再向前迈进一步。当然 ,这个终结是在古典范式内的终结。 2、中国哲学史上别具特色的知行关系问题的未来发展只能是“终结后的发展” ,也就是说必须是突破原有范式的发展 ,也就是哲学史上革命性的发展。三王夫之的知行观是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最高成就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超出他的时代 ,王夫之所处的 17世纪 ,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依然是社会最深厚的基础 ,封建专制政权十分强大 ,封建的儒家思想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 ,王夫之的知行观的思想局限性本质上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从知行的主体方面讲 ,王夫之的知行主体是个人而非人民群众 ,这有两个原因 :王夫之是儒家思想家 ,他延续了儒家的传统 ,儒家的传统就是注重个人修养 ,也就是以个人为主体。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人民群众仍旧局限在小农经济的樊篱之中 ,还没有作为主体登上历史的舞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王夫之的主体只可能是个人 ,而不可能是人民群众。但是 ,只要知行主体是个人 ,只要知行观的讨论囿于个人的主观经验之内 ,就没有客观性 ,就不可能达到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