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６０年间，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在一场实质触及社会各方面的深刻革命中得 到了改造，目前，当中国为完全掌握其命运、实现其革命理想而继续奋斗时，世界的其余部分，以妒忌、残存的误解、怀疑和钦佩相交织的心情，出神地注视着她。或许，中国革命最不为世界其余部分所理解和赞赏的就是中国新文学艺术的发展。即使在对当前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文艺状况感兴趣的外界观察家中，对革命的文学艺术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完全 的敌视到谄媚的赞扬，什么都有，但最典型的反应就是迷惘地耸耸肩膀。甚至在专攻中国文学的西 方学者中，认真关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作品的人也很少。考虑到现代中国文学仅仅包容了一种源远 流长达三千年之久的文学传统的一小部分，上述现象也不十分奇怪。但是学者和其他各界人士对中 国不容置疑的引人注目的政治经济成就兴趣却大增，总的说来，对其文艺发展的关注并没有引起相应的增长。对于我们这些愿意更好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但又不能阅读原文的人来讲，面临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 很难找到较好的译本。本期有关《亚洲学者公报》特刊号的基本宗旨就是：选载全文译出的，能多 少说明当代中国革命文学发展进程的重要的短篇小说和评论文章。本期特刊的编者尽量选载那些尚属首次译成英文的译本，大多数篇目在主要的欧洲语言中也是首次译出的。中国通过政治革命实现的社会与经济的变革不独代表着对许多国家共有的某些问题和情况的历史选择 ，而且代表着对中国独有的某些问题和情况的历史选择。同样，中国革命文学也是在中国这一背景 下发展起来的，同中国独具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直接相联。毋庸赘述，它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中国以外的历史事件和文学现象的影响。以“少男少女邂逅相爱、被迫分离、最后相思而死”为模式的中国短篇小说具有同类主题短篇小说的 某些典型特征和情节，这一点是不因语言、历史背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社会秩序、文学传 统或作者的阶级出身为转移的。同样，一部２０世纪的中国小说，如果其主人公投身革命斗争以推 翻现存的社会体系并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新社会的话，那么它也会象同类 主题的其他社会小说一样，遇到某些艺术问题。中国小说毕竟也是小说，这一类型的小说也倾向于 用同类主题的非中国小说形式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不管主题内容，思想倾向或写作技巧如何 相似，文化差异（包括各自的文学历史和功能的差异）对不同语言和社会的文学作品会产生重要影响，其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自然会有差异……为了能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及其与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我们应当牢记以下两点： １．现代中国文学，革命的及非革命的，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产物且与现代中国社会相联，正象中国传统文学同传统中国社会的相联一样； ２．中国革命文学反映了只有本世纪才可能发生的与本世纪其他国家的现代历史和革命斗争不无关系的革命变化。 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建立了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体系为基础的政府时，刘半农的诗 《相隔一层纸》在北京发表了。这首诗用白话写成，具有较好的散文风格，是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 发生变化的预言者。除了主题包含对社会不公平、对仅“相隔一层纸”的人们生活上存在的不合理 和巨大差别现象进行讽刺以外，这一事实，即一个在古文的优雅风格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 子和诗人执意摒弃传统诗歌的惯用语言和陈词滥调而主张采用白话文，便象征着文学目的和情感正 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尽管这些新的表现形式的尝试还要经历好几个阶段，但中国在本世纪初的迫切 需求、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以及苏联共产党巩固俄国并使其工业化的成功便把中国现代作家们引向了自觉的革命文学方向。就在刘半农写这首小诗的二年前，满洲皇朝（清朝，公元１６４４—１９１１）和中国两千多年的帝 制终于崩溃了。这时，中国仍然是一个被西方列强和现代扩张成性的日本包围着的半封建社会。它 在过去悠久而成功的历史中以其在东亚占统治地位的文明逐渐滋生了一种文化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同其相比之下的落伍和虚弱中萌发的羞耻与失望联系起来更加令人悲哀。很多中国人仍然顽固地相信，一个新的朝代将会出现，将会重建社会秩序和民族自尊。这个新朝代将 会恢复旧时的帝制政府，恢复培植少数文化精英的科举制度，恢复整个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思想基 础──儒家思想。然而年轻的知识分子内心充满了对西方民主、科学进步和工业社会的崇拜，认为 同过去彻底决裂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相信不从陈旧的价值观念、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以及中国古 文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的民族优越感中解放出来，中国便不能进步。他们非但不从当时盛行的缅怀 光荣“过去”和自以为是的文化优越感中寻找安慰，反而渴望摆脱过去，这些年轻的作家们想创造 一种以全新的表现形式写成的文学，一种透进新的、现代的、进步的、西方的、先进的清风的文学 。这种文学要使用现代的新文学语言“白话文”并有意识地引进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主题和写作 风格。这些年轻作家从小受到文化遗产“文言文”这种书面语言的教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长大 成人；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创造一种新的文学表现手段；与此同时他们试图利用新文学明确表达 新幻想、新价值、新主题。他们竭力倡导的、作为新闻、教育、商业、政治以及文学新语言的“白 话文”是以这些城市（地区）在同西方的接触中受影响最深的知识精英们的方言为基础的。新一代 觉醒了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拥护这种新形式的汉语语言，将其视为一种早该实行的对“文言文” 的僵化措词和陈词滥调的解脱；他们对这种形式本身和这种形式表现的个人自由、摆脱封建文化的愿望以及改变国家落后状态的激进措施同样感到欢欣鼓舞。城市中大多数知识青年坚信新白话文（白话文学）通过向人民传达他们因旧秩序崩溃而产生的强烈乐 观主义和激动心情可以为社会服务，同时他们认为，新文学将会使大众觉醒，使他们对中国当时的 软弱贫穷感到忧伤耻辱，以推进由中国内部力量引导而不是由外部敌对势力引导的激进改革。但是 正如此后发表的郭沫若、成仿吾、茅盾和里秋白的文章指出的那样，新白话文很快就证明是一种失败，因为它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常常太难理解，太“西化”，难以引起大众的兴趣。争取白话文成为文言文理想的替代工具的运动受到了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极大推动。那一年， 中国对国际上承认其民族权益所抱的希望在巴黎和会上破灭了。同时也暴露了北京的中国政府屈从 于日本施加的强权压力。于是中国首都的学生在五月四日上街游行示威。此后发生的致力于迅速彻底变革的所有爱国的、知识的、文化的运动统称为“五四运动”。虽然人们常常认为“五四”时期包括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３７年这一时期，但是区分“五四”前期和 后期还是有益的。谈到“五四”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白话文的发展，我们不妨把１９１８～１ ９２７这１０年间的作品划归为“五四”前期的作品，把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间的作品划归为“ 五四”后期的作品。但是就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而论，应当指出，在清末某些含有强烈社会意识的 作品中已有革命文学的前例，而其文学发展历史的顶峰则是在“五四”运动结束之后。事实上，用 文学，尤其用诗来表达对社会不公正的抗议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学最早的某些作品中，但是，只是到 了“五四”后期，中国文学的主流才改道转向自觉的革命目标和革命形式。只是在１９３７年日本 入侵中国本土，迫使都市革命作家迁往内地之后，尤其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文学的那种突出特征──战斗性和革命性才最终得以形成并付诸创作实践。自然，这些年来创伤累累的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共产党日益增强的力量和影响，同一种马克思主义意 义上的真正的革命文学相伴而生，这一点绝非偶然。如同在郭沫若、成仿吾“五四”前期与后期之 间的过渡阶段写成的鼓吹革命文学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的那样，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和苏联革 命文学作品的典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的确，过去半个世纪间中国革命文学的形成与实践在许多方面与苏联的革命文学十分相似。希望创立革命文学的作家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应当如何界定革命文学。有些人想把它界定为一种否定 现实与现状的合法性，促使社会较迅速地走向更美好、更先进的未来的文学。还有人则把革命文学 视为一种以战斗的姿态强烈鞭挞现时一切盛行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学趣味的文学。持马克思主义观 点的作家和批评家认为革命文学应当自觉努力地“提高读者的觉悟”，即促进和增强读者对社会─ ─历史现实的理解，这一理解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各个社会进人共产主义之前必须经历的历史发展 阶段的观点之上的。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坚持革命文学应当通过典型人物的刻画激励读者效仿 之心，从而努力培植对社会负责的行为。革命组织，最明显的就是成功地夺取政权并自视为无产阶 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经常认为革命文学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正确世界观和共产党制定的诸项政策的文 学表现而已。虽然用于追求文学“教化”作用的文学艺术性很重要，但也明显地被认为是应当隶属 于思想内容的。因此，文学风格和技巧的评价也主要是看能否有效精确地服务于“教化”作用，即向文学的服务对象（读者）灌输恰当的思想内容。在工业发达的西方社会．文化和文学环境在过去一百年间演变的基本方向是对文学创作中任何明确地 道德想象和教育作用的否定。在这些社会中，大多数现代作家更热衷于探索个人的主观性，更倾向 于心理的相对性，而不是“社会现实主义”或用文学表现历史上各社会集团（阶级）间变动的关系 。自然，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总趋势来讲，也有很多不可忽视的例外，特别是Ｇｅｏｒｇ ｌ－＂ｂａｃｓ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的１９世纪欧洲文学和本世纪前３５年的社会抗议文学。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一直深受我们自己文学范围内的主导趋势的影响，因而很容易对具有明显教育性 的文学艺术怀有某种反感。同样原因，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读者和社会主义中国大多数读者之间的思想观念的差别可能会影响我们欣赏中国的革命文学。但是，如果认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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