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话语最重视逻辑性。相对来说,它的修辞性较少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讨论哲学对修辞的领会以 及哲学中修辞的运用,尝试重估修辞的价值,以推进哲学的自我理解。一、启蒙的反修辞意识哲学 之理解修辞,在古代和现代是相近的,近代哲学则与启蒙精神保持一致而拒斥修辞。我们首先讨论 启蒙精神下的反修辞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启蒙精神对语言持自然主义的工具态度:语言是通达和 驾驭事物的“通道”;事物和事功是目的,“通道”是手段;手段足用即可,不宜过繁。否则,言 词、论证纵有千万,于认识事物无功,于驾驭事物无益。凭着这种精神,培根认为“希腊人的智慧 乃是论道式的,颇耽溺于争辩;而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相违反的一种智慧。……他们真是具有孩子 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1。培根既 不满意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也不满意于希腊人玄奥的沉思和绚烂的辞章。不过培根本人即是优美 修辞的又一里程碑,他并没有直接攻击修辞;直接攻击修辞的是在这方面态度最为激进的洛克。他 认为:“修辞学的一切技术,和演说术中所发明的一切技巧的纡回的文字用法,都只能暗示错误的 观念,都只能够动人的感情,都只能够迷惑人的判断,因此,它们完全是一套欺骗。……在真理和 知识方面,这些把戏委实可以说是语言本身的缺点,或应用这些语言的人的过错。”2但是,洛克 拒斥修辞颇富戏剧性。他这样谈论真理:“真理如黄金一样,……理解之追寻真理,正如弋禽打猎 一样,在这些动作中,只是‘追求’这种动作,就能发生了大部分快乐。……理解正如同眼睛一样 ,它在判断物象时,只以自己所见的为限,因此,它对于自己所发现的东西,一定很喜欢的,至于 它所看不到的,它亦并不觉得可惜,因为它根本就不知道有那回事。人如果不愿携丐篮为生,不愿 意以丐得的余茶剩饭而度其懒散的日子,他如果愿意用自己的思想,来寻求真理,则他所猎获的, 无论是什么,他亦一定会得到猎人所能有的满意。”1这段话充满了美妙的修辞。而且,有些修辞 运用有至关重要的哲学意义。比如,“理解之追寻真理,正如弋禽打猎一样”,这样的比方暗示着 “真理”是某种可猎获物、可占有物,这是启蒙精神中极强的占有自然的意向的局部表达。又比如 ,“理解正如同眼睛一样”,这种平淡的说法,恰恰隐含着一种特殊的哲学素质,即所谓“视觉中 心主义”,它造成了西方哲学的一种与众不同之处。思想清明如洛克,尚且陷入上述悖论,那就不 禁令人深思修辞并不是可以去除的,也不是某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可能更重要。其实,如果按照 近代哲学认识论个人主义的范式,认识只是发生在一个有理性的人与外在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那 么,修辞大约是没有用处的。但这不是实情,因为认识从来都是在复数的人与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 ,其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内在因素,这个因素的语言性必然含有修辞的维度,而近代哲 学没有自觉考虑这一点。麦金太尔说得好,启蒙时期是“知识分子缺乏自知的典型时期”2。二、 原初的修辞意识修辞在希腊诞生时,其价值不仅在于准确表达观点,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公共言 谈中,教化他人,达成共识。最初的修辞,不是展开在我与我的思想之间的技艺性文饰活动,而是 展开在我与他人之间的具有生活实践意义的交往活动。Rhetoric(修辞学),源于Rhe tor,即在公众面前公开发表演说的人。公开演说者的活动与其说是有效地讲出自己想讲的东西 ,不如说是有效地使听者接受说者欲图让他接受的东西。两者当然相关,但侧重点不同。希腊的修 辞源于西西里。当时那里的城邦犬牙交错,战事频繁,除直接诉诸“矛”和“盾”以外,寻求外交 解决的需要也日益紧迫。在外交中,表达清楚自己的意向仅仅是起码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言辞使对 方接受自己的意向。据记载,高尔吉亚曾出使雅典,在演说中战胜另一个修辞家提西亚斯,使雅典 决意支持高尔吉亚的故乡林地尼3。高尔吉亚既是修辞学先驱,也是杰出的修辞大师。他认为“城 邦的光荣在于勇敢,身体的光荣在于美丽,灵魂的光荣在于智慧,行动的光荣在于品德,言谈的光 荣在于真理”。好的言谈、卓越的修辞并不就是智者的翻云覆雨,它应当指向真理。同时,他又强 调对语言要警惕,因为“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语言对于灵魂状况的力量可以和药物对于身 体状况的作用相比,正如药物作用于身体内不同的体液可以治病也可以致死一样,语言也是如此, 不同的话能使人悲伤、快乐或者恐惧,有害的劝说还能迷惑和麻醉灵魂”4。越是卓越的修辞,越 是能左右人心;药物之得当,为良药,不当,即为毒品。修辞之为人际言语技艺的价值,亚里士多 德掌握得最透彻,他认为:“修辞术是辩证法的对应部分,因为两者关心的对象都是人人皆能有所 认识的事情,……修辞术是辩证法的某一部分或者是同类的技术,……它们都是提出某种论证的能 力。”5亚里士多德把修辞与辩证法并列,两者都具有认识功能和说服功能。认识追求真理,说服 使真理获得现实意义,二者都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实践价值。可是在启蒙精神影响下,修辞降低为徒 逞巧言的雕虫小技。就是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总是参照着逻辑范畴来研究修辞,更看重必然推理的 强大影响力。近代人反对修辞,似乎是在这个方面走得过分远了以致于攻击修辞时就在使用修辞都 浑然不觉。古代修辞学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有意识地把言谈的接受者考虑在内,尤其重视使接受 者达到某种被预期要达到的见识,也就是通过言语活动塑造人,使人认识真理,使真理深入人心。 这样理解的修辞,作用不亚于逻辑推理的“必然性”,实际上,修辞甚至是逻辑必然性的先决条件 。三、复兴的修辞意识20世纪哲学的修辞意识有所复兴。无论大陆哲学还是英美哲学,都有对修 辞的积极关注。与自然科学精神相对照,伽达默尔认为:“只有通过修辞学,科学才成为生活的一 种社会因素。……一切希图具有实际用途的科学都依赖于修辞学。”1科学真理的普遍必然性,首 要的即在于它能够在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下,任何人去加以了解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而“在规定的 条件和程序下”,实际上意味着人们被要求“进入”一定的条件和程序,这种“进入”是被教的或 者是学会的。例如对仪器性能、操作顺序或观察方法的了解,并不是真理探索本身,但却构成了科 学真理得以出现的氛围,是科学真理得以建立的前提。仅仅“观察”,就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它 需要理论的训练,而理论,必然是语言性的框架,其中除了逻辑,还有更重要的修辞。我们来看一 个迈克尔·波兰尼描述的例子:“想想一个在学习肺病X射线诊断课程的医学学生。在一间暗室里 ,他注视着一名病人胸前的荧光屏上的影迹,倾听一位放射学专家用专门术语对他的助手评论这些 阴影的有意义的特征。起初,这个学生完全迷惑了。因为他在这张X射线胸片上只能看到心脏和肋 骨的阴影,在它们之间还有一些蛛状斑。专家们似乎在信口讲述他们想象中的虚构故事;他一点也 不能看见他们所谈论的东西。然后,由于他继续倾听了几个星期,细心地查看各种不同病例的新片 子,他开始有了尝试性的理解;他逐渐忘掉肋骨,并开始看到了肺。……他仍然只是看到了专家能 看到的一部分,但现在这些片子变得有确定意义了。”2“看”片子的人从不会看到会看,这个过 程逻辑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他必须通过语言的学习和想象,获得基本的感觉,以后才可能有逻辑推 论。入门者从训练中获得了某种想象的方式、发现前所未见的联系的能力。这一切都有赖于修辞。 修辞通过言语塑造人的想象方式和感受事物关系的基本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修辞具有认识功能。 保罗·利科极为重视隐喻修辞,他深刻地指出:“使得‘遥远的’东西接近,这就是相似性的作用 。在这种意义上,当亚里士多德说‘造一个好的隐喻就是领悟相似性’时,他是正确的。但是,这 种洞察同时是一种建构:好的隐喻就是建立相似性,而非纯粹显示相似性的东西。……隐喻是一种 瞬间的创造,一种语义学的革新。……隐喻并不只是话语的一种装饰。隐喻不仅仅具有情绪价值, 它还包括新的信息。……隐喻谈说某种新的、有关实在的东西。”3其实,无论是常识,还是科学 ,其基本概念都包含着修辞创造的结晶,如桌腿、水面、山头、根本、基础、能量、重心、辐射、 引力波、分子筛;分析、综合、批判、蕴含、干涉,等等。它们都是知识和真理的“货币”。人们 太熟悉这些词汇,熟悉得“一眼”就看出含义。它们似乎毫不造作地直接地表达了事物自在的内在 性质,似乎根本不存在中介性的环节。然而熟知未必真知。比如,“桌腿”是什么意思?桌子有“ 腿”和人有“腿”究竟有什么相干?桌子有腿会跳舞吗?得关节炎吗?如果说桌子有腿仅仅是因为 桌腿和人腿一样起着支撑作用,那为什么人们不更恰当地用“桌柱”来代替?再说,桌子通常四条 腿,正常人都两条腿;“四条腿的人”是一个谜语,两条腿的桌子也不多见。又比如“分析”,“ 分”是用刀把东西割开,“析”是以斤破木。显然没有哪个中学老师上课时要求学生“分析”一段 木头,也不要求学生“分析”课文时要拿上刀斧。事实上,就是把印有文字的纸张研成粉末,也无 法找到文章尚待阐明的深义。当说“‘正方形有四条边’是分析命题”时,这和伐木作业有什么关 系?我们越是这样追问下去,我们就越会被健康的常识视为愚蠢,越会得到更多的嘲笑。好心人会 制止追问:这一切大都源于约定俗成。然而“约定俗成”并非天然,而是一种创造。当人们学会使 用“桌腿”一词时,也就学会了一种与前人的遗产和周围人的影响有关的看待事物的特定方式,它 是教化的产物。桌子有腿,强调了桌子某一方面的特征,即桌腿与人腿一样有支撑作用,至于其它 特征,质地、形状、个数等则在这一词中被略去,它们也许在别的词中会得到强调。“分析”也是这样,今日的分析,是考察命题、思想表达所含要素和前提,从所含要素和前提各自的性质出发,去理解和评估作为整体出现的命题或思想。这是一个拆解的过程,一如树木之被拆解成片和段。此外,砍树和哲学就像电视和黑洞一样风马牛不相及。当然,这些都是化石化了的修辞。而修辞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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