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世界１６６个国家仅有三分之一在种族上是同质的；近一半国家里最大种族的人数少于本 国人口的一半；三分之一的国家内部存在着重大的种族、民族和宗教矛盾。全世界有５０００多个 少数民族或种族希望自己成为代表国家的民族，其中有２６０多个民族或种族有可能宣布建立新的 国家。在这个背景下，“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成为西方列强插手和干预他国事务的武器。科索 沃危机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比如说，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投票表决俄罗斯等国谴责 北约行动的提案时，只有俄、中和非洲小国纳米比亚三国投了赞成票，其余１２国投了反对票，连 向来与美国唱对台戏的利比亚、马来西亚，都站在美、英、法一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再一个事 例：在北约内部，不仅法国这次表现得十分强硬，与美、英的立场相差无几，德国更是“突击向前 ”，第一次派飞机加入了作战行动，而且施罗德总理先于克林顿和北约秘书长，第一个拒绝了俄国 人提出的停火建议；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却相对消极，虽然原则上赞成空袭，却一再强调要尽早 结束，实现政治解决。第三个事例来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美英对伊拉克空袭问题，曾经给人某 种独立不羁、主持公道的形象，这次却相当暧昧，甚至可以说与北约的立场没有太多分别。这些耐 人寻味的现象，使科索沃事态扑朔迷离。北约在２０世纪的最后一年，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不 仅强烈震撼了巴尔干半岛和整个国际社会，而且严重危害了国际和平与稳定，对现有的国际格局造 成严重震撼，对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危险而深重的影响。联合国的地位被逐渐架空，安理会维护 和平的法理权力遭践踏半个世纪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美、英、苏、法、中五个战胜 国联手建立了这个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拥有最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并在战后初期保持了短暂 的协商合作的关系。５０～６０年代，随着美、苏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扩军和军备竞赛的加速，国际 关系中的冷战气氛逐渐加剧，世界上一切重大事务基本都由两个超级大国垄断，联合国被越来越多 地甩在一旁，被人称为“清谈馆”或“夹在巨人中间的小伙伴”。到了７０年代初，随着亚非拉一 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崛起，特别是由于中国重新回到联合国，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仿佛出现了 “第二春”，当时的不结盟运动和“７７国集团”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８０年代 后期以来，两极世界瓦解，多极化的发展势头使联合国在国际维和、反毒品和反走私等斗争中发挥 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本来，在新世纪到来之前，这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势头。这次美国和一些西 方国家以人权和保护难民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发动大规模空袭，安理会及秘书长均被抛在一边，美 国及北约的行动与联合国授权没有丝毫联系。未来会怎样？下个世纪怎样？显然没有理由乐观。美 国及西方国家推进“北约全球化”逐步得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于半个世纪之前，最早是美国在 西欧范围一手操纵建立和管理的所谓“集体安全组织”，它是冷战的产物。按道理说，既然８０年 代末９０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瓦解了，与北约对抗的“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了，北约就没有必要继 续存在。可是，北约的决策集团不仅使北约在后冷战时期的存在合法化，更希冀将这一个按西方“ 集体安全”标准建立的安全架构，扩展到北约成员国以外的地区，从而达到架空或取代联合国、压 挤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俄罗斯与南联盟、保加利亚等国均属斯拉夫民族）和称霸全世界的目的 。这正是近期出台的所谓“北约新战略构想”的核心。全球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大大加剧任何密切关 注科索沃事态发展变化的人，都不会不对北约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较量中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和其 他高技术手段留有深刻印象。南联盟的广大国土既变成了西方战略思想的实验室，更成为美国近些 年研制的新武器、新技术和新战法的演练场。不论南联盟人多么英勇顽强，他们在战场上被动挨打 是一个严酷的事实。这种军事上一边倒的局面，给世界各国的军人和战略家一个强烈刺激：武器的 优劣，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决定着战争的结局，落后必然挨打。笔者预计，明年以至今后几年，世 界各主要国家的军事开支，尤其是高精尖武器装备的采购支出，都会大幅度地增加。事实上，美国 在经历了９０年代短暂的军费削减之后，已经重新开始增加军费，其中ｎｍ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 ）和ｔｍ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是军事采购的主要内容之一。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武力摧残， 为２１世纪的国际军备竞赛埋下祸根。世界范围的民族宗教问题更加尖锐复杂，对立与冲突给少数 霸权国家插手干涉创造机会民族宗教矛盾历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前南地区是一个民族宗教构成 特别复杂、历史上冲突连绵不断的区域。北约这次以扶助弱小的名义打击塞尔维亚民族，大大加剧 了世界范围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意见分歧，使原本尖锐复杂的民族宗 教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微妙和急迫，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非统组织和东盟）缓和民 族纷争与民族对立情绪的尝试变得更加棘手。巴尔干是世人皆知的“火药桶”，本世纪的两次世界 大战均发端于此，当地各个民族及不同宗教信仰在历史上积淀的恩恩怨怨，每每成为外部势力插手 干涉甚至武装占领的口实。北约军队对科索沃阿族人的“拯救”，嘴上说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显而易见的是地缘战略的重大利益。西式价值观持续冲击甚至改变国际关系准则，“世界新秩序 ”的建立更加朝着欧美方向倾斜从理论上讲，“国家主权必须首先包含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与旧 式封建国家不同，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当然必须尊重和维护本国人民的各种权利和利益。问题是西 方某些人所讲的“人权高于主权”，尤其是这次对南联盟空袭时所一再标榜的“人道主义”，不只 体现着一种厚此薄彼的双重标准，表达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逻辑，更隐含着一些拿不 到桌面上的图谋与私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现有国际关系体系中占据绝对 优势地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规则和组织章程的修改、国际法的调整与充实以及对许多 重大事实性质的认定（如“侵略”与否或违反“人权”的程度），很有可能往往不仅与当事方的看 法与解释格格不入，而且并不总是同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但是，选择的条件是 由大国提出的，规则是由大国制定的，修改规则的可能只有在得到大国的认可之后才转化为现实。 协调也好，规定也罢，不论有哪些例外，归根到底，有实力的国家，起着主导的、支配的、整合的 、调节的作用。不论人们厌恶与否、承认与否，这是今天国际关系中的事实。俄国的教训：“不可 胜在己”俄罗斯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把本国的事情办好，令任何潜在的或现实 的敌人或对手难以趁虚而入。一个大国的灭亡，最根本的破坏因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深层次的内 部问题。比方说，从民族分裂萌芽，或者从经济停滞开始，或者从政治混战发端，或者从社会失序 诱导，阵脚自乱，不攻自破。如果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从俄国人那里学习什么，简单的类比结论很容 易得出：对任何分裂主义势力（“台独”、“藏独”等等）绝不能有任何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 政治不能斗，社会不能乱，尤其是经济发展不能停。如果没有国内安全（各方面的安全），就谈不 上国家安全，更难以维护国际安全。所以，邓小平指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尤其是把综合国力搞上去，等到实力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才好说话。中国在最近的２００年里 ，绝大部分是受人欺压羞辱，或者是紧张的“战争与革命”动员时期，真正像样的发展和搞建设只 有最近的短短２０年。仅仅这２０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跃进：我们从一个经济发展动力濒临枯 竭的阴影下走了出来，经济总体规模（ＧＤＰ）按汇率计算已经进入世界前１０位、按购买力平价 计算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我们仍在继续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１２亿人 口的国家在２０年内以年均８％的速度扩展的经济规模！往前看，不用说再有１００年，哪怕再有 ２０年，能够保持像过去２０年那样的快速发展，能够聚精会神地从事经济建设，中国人完全有理 由期待人均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标准，总量上（不管以什么标准衡量）稳居世界前３名。到那时 候，我们能够大大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够把更多资源用于国防现代化建设；到那时候的中国 ，势必将在国际事务中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树立“立体安全观”及其他从邓小平思想和当前 国际关系大局出发，树立“立体安全观”显得越来越有必要。所谓“立体安全”，与现在人们常说 的“综合安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当然是指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多领域安全，如国防安全、 信息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等等。国防安全指的是兵员精、武器良、技术水平高， 但在全球化时代是不充分的；还必须有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科技创新体系，有防范其他危机（如金 融风险）的体系与措施，有群众的支持，全国上下一致的气氛与心态，有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环境。 举例来说，亚洲金融危机使周围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倒退二、三十年，人均收入下降一半以上。有 时金融风暴的摧毁力比战场上的直接打击还要严重。社会和政治安全同样如此。有些亚洲国家种族 民族问题十分严重，政府又无能为力，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和种族矛盾，不仅民众生命财 产遭受巨大损失，更可怕的是整个国家的心态陷入失衡状态。经验一再表明，一个国家在面临大的 麻烦时，不怕国力较弱，就怕人心不齐。南联盟这次不畏强敌、顽强抵抗，关键一点在于有民众对 政府和军队的全力支持，如果内部一盘散沙、分崩离析，局面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里 讲的安全，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各领域同时兼顾的内涵。首先，有经济安全的规定，即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趋于开放和一体化时代的发展与稳定，包括应付各种突发事态、危机和麻烦，熟练掌握和运用全球各种经济网络（货币、金融、贸易、投资、资源开发等等），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次，有社会稳定的成分，即一个国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挑战时，或者在融入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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