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学科之间进行交叉渗透，从事跨学科研究是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民族考古学”作为 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产物，因其对于推动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正日益受到人类学家特别 是考古学家的重视。在国外，考古学诞生的初期（19世纪中期），人们就开始引用民族志材料来 解释考古发现。本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新考古学的兴起，民族考古学正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 支，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学者虽然早在五、六十年代就综合运用民族志资料和考 古材料研究历史问题，但对民族考古学进行自觉的理论探讨，则是从80年代初才开始的。十余年 来，我国民族考古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的说来，在理论上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对民族 考古学的命名与内涵、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分歧。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 些分析，以求抛砖引玉。一、民族考古学的命名及涵义目前国内学者要么译介、引证国外有关民族 考古学的理论，要么根据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具体情况，对民族学和考古学结合的途径、名称、定义 、研究范围和方法等问题进行探讨，出现“民族考古学””、“民族考古”“、“民族志考古”” 、“民族学的考古学”“等提法，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亦众说纷坛，颇不统一。因此，有必要对 民族考古学的真正内涵予以界定和澄清。笔者认为，对一门新兴学科的命名和认定，既要考虑到语 言表达习惯，又要考虑到该学科的实际发展状况。我们所说的“民族考古”或“民族考古学”，从 语法上来看，无疑应归属于考古学。从它的发展历史来看，与其说它是考古学的独立的分支学科， 勿如说它是考古学家理解考古材料并作进一步阐释的方法论之一。从国内外研究实践来看，它也多 指从考古学的需要出发，运用民族学材料、认识及方法，与考古材料、认识和方法进行对比和综合 研究，进而对考古材料作出更深一步的认识和研究。根据研究方法和内容上的差异，可将其细分为 民族志考古和应用民族考古。而其它一些研究虽也称作“民族考古”，实际上其内容与目的与此并 不相同，应视具体情况分别以别的名称规范之。l、民族志考古考古学以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本 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不满足于传统考古学的仅对实物遗存的外观形态进行描述和类比，还 希望以物见人，通过静态考古遗存及其相互关系，复原出形成该遗存的动态行为过程，并进一步探 讨古代文化的系统结构和文化发展的动力法则。因此，揭示实物遗存与相应的人类行为的关系，是 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研究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也是新考古学的民族考古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在古 代遗存与其人类行为已不可直接观察的情况下，对今天的社会，特别是对现存落后群体的文化行为 与行为造成的可见实物与痕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为此，一些考古学 家带着考古学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亲自到原始群体中进行民族志调查研究。这种工作，是从考古学 的角度，用民族志调查的方法来进行的，其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群落，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求对相关 考古遗存的合理阐释。因此，这种研究，正如何写先生所主张的，直称为“民族志考古””，其研 究成果，往往以民族志的形式保存，又能为考古学家所利用，故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志，可称之为“ 考古民族志”。民族志考古与汪宁生先生所说的“狭义民族考古学”“，美国人类学家D．斯蒂莱 的“DoingEthaoArchaeology。＠，R．A．古尔登的”LIVingAr Ch。eology。（活考古学）。是大体相当的。事实上，英语11Ethnoarchae ology”的最初涵义也与此相同“，至今大部分西方考古学家仍坚持这样的观点“。2、应用 民族考古部分国外学者和大部分国内学者倾向于把民族考古学看成是利用民族志资料和认识来解释 考古学上的现象和问题的考古学分支学科。如容观琼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进一 步运用包括田野资料和其他可能找到的有关文献史料在内的资料，重建考古实物所反映的某一历史 时期的人类群体的行为状况及其进化规律，这才是这一考古学分支的目标所在，因此，他所主张的 是广义的民族考古学，也就是国外学者所说的Using（应用）考古学0。笔者以为，不论民族 志考古也好，应用民族考古也好，都是民族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能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民族志考古是进行民族考古学深入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它，应用民族考古研究只能在一个较 肤浅的、缺乏系统性的层次上进行，很难深入下去。应用民族考古是对民族志考古认识成果的运用 ，是实现民族考古学目标的重要步骤，它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向民族志考古提出需要解答的新问题， 反过来又能促进民族志考古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人为地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果简单地将民 族考古学只等同于前者或后者的话，都不利于民族考古学的健康发展。从目前民族考古学研究的现 状来看，民族志考古显得犹为迫切和重要。因为现有的民族志材料，大多是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工作 者根据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特殊爱好来记录的，侧重于反映社会组织结构、婚丧习俗、宗教意识等， 很少记录物质文化方面的内容。布鲁斯·炊格尔（BruceTrigger）指出，在最近几十 年中，社会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是粗疏的。民族学家对与考古学最密切相关的文 化的理解，对考古学家一文不值“。另有一些民族志材料是早期的探险家、商人、传教土留下的， 其记录往往带有猎奇性，多含混不清，缺乏系统性。因此，现有民族志材料与具体的考古学材料之 间往往很少有可供类比之处，基本上不能用来进行系统的类比，很难直接应用于民族考古学研究。 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原始民族逐渐消失，仍保持较多原初面貌的非工业化社会也越 来越少。因此，可供民族志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少，必须抓紧时间开展民族志田野考古工作 ，为民族考古学奠定必要的基础。3、考古民族史在我国，还有一些学者从历史学研究的需要出发 ，认定“民族考古学”，是“以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与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跟历史学的文献， 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互相综合，对一些历史性事物，作出更深入更细致的说明。””这种研究所 指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涵盖上述应用民族考古的内容外，更强调这种研究的历史目的。在此种研 究里，考古学的材料和方法与民族学的材料和方法一样，只是充当研究的手段，复原古代历史，特 别是缺少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历史，这才是真正的目的。目的不同，学科性质就不一样。如果将这 种研究也归属到“民族考古”的范畴，是不适合的，应该称之为“考古民族史”，将它归属到民族 史的研究范畴，为此种目的而进行的考古活动，属于以“证史之有”、补史之无”、“正史之误’ 为己任的历史考古。进行考古民族史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假定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民族共同体之间存在 着对应关系，只要辨明各个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就可以根据考古学文化的话系来推演各个民族的发 展历史和相互关系。族属的辨认，主要依靠历史文献、民族志材料，结合有关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 布与文化特色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由于文献材料或过于简陋，或颇多歧义，且考古材料与文献记 载难以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研究的结论往往带有某种不确定性。我国的考古民族史研究开展得较 早。从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众多巴蜀文化、滇文化、百越文化等古代文化遗址的发掘，冯汉级 、林惠祥、张增棋等学者先后从事考古民族史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近年学界对先商文化、先周 文化、先秦文化、铜鼓文化的探讨，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多与考古民族史相同或类似。此外，“民族 考古”有时亦被用来指称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考古工作（即民族区域考古）或针对历史上某个民 族的文化而进行考古工作（即族别考古）。其实，民族考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民族区域考古和 族别并无必然的联系，从事民族区域考古或族别考古的学者不一定运用民族考古的方法进行研究。 因此，不应该将民族区域考古和族别考古也归并到民族考古中来，以哆使民族考古的概念模糊不清 。二、民族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只有当我们了解了民族考古学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后，才能够对民族 考古学这种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等问题保持较清醒的认识。那么，民族考古学 研究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呢？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研究呢？三百年前，牛顿的经典力学不仅 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因为它向人们表明，自然界并不神秘。一 向显得不可捉摸的大自然，只用几条简单明了的定律就可以解释得合情合理。如果说牛顿使现实世 界显示出惊人的秩序与和谐，那么，近一个世纪以后，地质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又让人相信，古代世 界和现代世界一样有着共同的规律在起作用。1785年，赫顿（JamesHutton）发表 了《地球论机对自然发展历程进行探索，最先提出了“天律不变说”思想，奠定了现代地质科学的 基础。但直到1830年，赖尔爵士（CharfesLyell）发表《地质学原理》以后，“ 天津不变说”才得到公认“。所谓“天律不变说”（Unibrm1ttrlllllSS），又 被翻译成均变说、齐一说、渐变说、均一性原理，是指影响地质变化的原因，过去和现在相同，故 过去的地质变化过程可以用现在所观察到的地质现象和作用力加以解释。天津不变说包含了进化论 思想的萌芽。因为它表明，在古今共同的规律作用下，事物的历时形态是累积的，变化是逐渐的。 稍后出现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从生物学的角度论证了这一学说的正确和有效。均变说的意义远远 超出了地质学的范畴，它为“古今同理”的哲学命题张本，为人类理解更加广泛的“过去”奠定了 理论基础。诚然，一切过去经历的过程和事件，都已不复存在，但是，正如构变说所主张——现在是理解过去的钥匙，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理解，我们仍然可以推演出关于遥远的古代的许多知识。正因为如此，很多致力于探索古代世界（特别是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的学科才得以建立。史前考古学就属于这样一门学科。民族考古学则是均变说思想在考古学领域应用的产物，是实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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