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修辞方式的建立及其批判韩毓海最简要的说，现代性修辞方式就是指“借现代化来说事” 的语言方式。这种语言方式通过自身逻辑的大跳跃把现代化进程与“自然的”“进步的”和与统一 的历史进程相关的“公理”结合起来，中间却省略了论证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思想的或哲学的过 程，而是具体历史中的政治过程。现代化作为具体的政治运动与“公理”叙事结合，既反映了全球 资本主义霸权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反映了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迫切情绪及相关叙事，反映了这些国 家内部统治力量与现代化方式的结合，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这些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非常重要的 是，现代化进程对全人类而言，带来的首先是一个语言改造过程和思想改造过程：从但丁的《神曲 》到德国浪漫主义的语言运动，从中国的白话文革命到日本的假名的国语改造运动，这个过程无一 例外地发生了。现代化绝不一般地指向富国强兵的物质文明，而首先是意味着语言方式的统一，并 且通过这种言说思想的方式的统一来统一人类思想。到此我们马上会想到严复在翻译《名学》时对 中国落后的回答：中国的落后在于科学的落后，科学落后则在于没有逻辑传统：即内和外。我们马 上也会想到１９１５年《科学杂志》在首倡语言改革时所提出的最强硬的理由：中国语言最不讲语 法，因而也就最没有逻辑。反之亦然。这实际上表明“科学”作为“宇宙公理”在语言领域中的确 立；以及思想史的思考为什么必须从语言出发。随着启蒙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与其说人通过 一套语法理解世界，不如说他接受了、或者认同了被这套语言逻辑决定了的对世界的表述，他在进 人这套语言逻辑的同时，丧失了反省被这套语言逻辑表述和决定了的社会和人类世界的能力。现代 合理化进程首先是语言的合理化。康德的现代性叙事也是如此。德里达指出：正是为了反对文学的 、和“传奇”的语法对哲学的逻辑语法的破坏，康德才指出哲学的逻辑体现了大自然的逻辑，或者 反过来大自然体现了哲学的逻辑；同时，哲学的逻辑更体现在欧洲历史的现代进程中，而欧洲历史 对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普遍性，正是通过现代化无坚不催的强力体现出来。作为第一个借现代化说事 的人，康德为了他的普遍性逻辑求助于权力，同时也把权力与普遍性、自然、公理联系在一起，掩 盖了现代化政治的历史具体性。同时，他通过把现代化公理化、概念化和非历史化，指出了只存在 唯一正确的、公理性的、欧洲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样，取消现代化的具体历史性同时也就排除了各 民族有自己具体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这就是现代性叙事最绝对的形式。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 蒙”时说：启蒙是人摆脱他的不成熟状态的过程。康德认为，这个意指欧洲历史的现代的过程体现 了人类历史的普遍性，也是哲学的普遍性。在他看来，认同问题作为一个价值问题、哲学问题，在 世界范围内，特别表现为各民族对欧洲历史的现代化过程的认同。以此为中介，各民族实现了对欧 洲现代性一系列观念、方法、范畴的普遍性的认同。在这里，康德指出：一方面现代欧洲对于世界 和其它民族的认识是通过和借助于，而且只是通过和借助于欧洲现代化历史的全球扩张来实现、获 得的，另一方面，欧洲及其哲学的普遍性、“公理性”正好是通过各个民族对现代化的欧洲历史进 程的“认同”而达成的。德里达在对古典哲学的普遍主义展开批判时指出：康德通过欧洲历史的现 代化过程的普遍性，掩盖了他的哲学的特殊性乃致一切哲学的特殊性，“以全人类的政治结合为目 的来对待普遍的历史的哲学尝试好像一部传奇（他在这里称之为ｒｏｍａｎ）。但是为了反驳这种 像传奇的假说，为了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超过传奇之上的体系，而不是一个既无计划，又无远见 的集合，他宁愿相信他所谓的希腊历史的指导线索。”而同时，康德又通过他的哲学的普遍性，掩 盖了民族国家的欧洲中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指出：“今天我们关于哲学权利的无限制的延 展和再肯定，是否不应思考并限制对它的希腊——欧洲起源或哲学权利的无限制的延展和再肯定的 哲学指派。成问题的不是再用肯定某一历史（地中海的或中欧的，希腊一罗马一阿拉伯一或德国的 ）的记忆来使自己满意，也不是用反对或反对否认这种记忆和这些语言来使自己满意，而是通过超 越古老、破旧、令人厌恶的欧洲中心主义与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对立来更换这个问题的基本纲领。” 康德哲学掩盖了自身与语言逻辑之间的关系，而当代批判哲学却恰恰要将语言哲学问题置于人际话 语实践的境地，进而考察其在权力的实践范围内所起的作用；即恰恰要揭露为了完成这种语言逻辑 的自我循环，康德是如何借助了现代化的力量反过来论证现代化的普遍的合理性的。本文的目的当 然也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批评乃至否定现代化，因为在现代的总体语境下，这不仅是毫无意义的， 而且简直等于自蹈死路。本文致力于使具体、历史的现代化叙事与公理和宇宙本体论脱钩，目的恰 好在于追求一个具体历史的中国的现代的描述，并以此丰富人类对现代的理解。本义对中国的现代 性修辞方式的研究是想指出：一，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修辞方式；二，它是怎么样以及如何在中国 现代历史进程中被建立起来的；三，它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四，对它的已经有和可能有的批判及这 些批判所采取的形式。最为简明地说，第一，清代学术从技术、考据意义上对理学的批判和解构性 注解，开辟了从经世传统人手来对“道”作具体和历史的理解先河，它成为清末洋务思想家接受西 洋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同时，清初学者所认为的西方天算原本产生于中国，在汉代失传之前传人欧 洲，主张把异域学术与中国汉代文献结合起来，恢复固有传统的纯洁形式，这一看法明显地被洋务 思想家继承下来，成为后者为现代化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寻找合法性的修辞方式。第二，中日甲 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深刻地修改了中国对现代和现代化的认识。事实表明：洋务派对现代所知甚 少而且浮浅，这种浮浅来自他们围于清代学术思想的束缚。严复认为在他之前的洋务思想家之所以 已经失去推动变革的思想力量，是因为他们急于宣称西方的新思想与中国的本土事物有太多联系的 缘故。严复创立了东西文化对比的修辞模式，设想了东西文化完全不同的固定内在本质；在这个修 辞模式中，西方和现代被理解为具有完美的内在逻辑结构的“生命有机体”；——它不但是毫无矛 盾和问题的，而且与价值、进步、自然和公理结合起来。而在具体历史中，这些“有机体”就是指 立宪、社团、“地方”等“社会公共性”，它是晚清以来国家统治深人民间的重要方式。第三，严 复的东西文化对比模式通过强调中国与西方的话语差异来拒绝本土思想的有效性，它一方面把西方 的现代化进程抽象为一个结果，从而完成了对一个无矛盾的、普遍的现代性的构想，另一方面，现 代性的矛盾在这一修辞模式中被“换算”为东西文化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修辞的换算决定了近１ ００年来中国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思考，都采取了东西文化问题的表述方式或修辞方式，这种修 辞方式对于中国思想发展产生了种种决定性影响，它因而是思想史研究中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第 四，章太炎揭露了这些叙事与现代统治秩序之间的共谋关系，它特别地指向对与现代统治有关的“ 民间话语”的批判。上述批判是在世纪初的语境中作出的，却包含了章太炎对整个人类现代生存的 困境的思考。本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指向对中国现代性修辞方式的建立及其批判的思想史过 程的描述，并且主要以严复和章太炎为例展开论题。上述论题对于在这个世纪之交重建中国的文化 想象，对于重建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位置，具有长远的意义。１９世纪中叶的晚清洋务派， 试图通过在中国传统与现代科技之间建立起一种修辞关系，以为“自强”’运动提供合法性。这种 对现代科技的认同，表达了清代学术的不奢谈“义理”，而专注于“技术”的总体倾向。像历代的 儒家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采用“道”与“术”的表达方式，但明显的是，在清代思想之中这种“ 道”与“术”的关系是颠倒的：即有一种以“术”为核心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道”根本无法离 开“术”而存在，“术”既是“道”的显现，而甚至就是“求道”本身。同时，对西洋科学思想的 接受，也是一个从１８世纪就已经开始的过程，作为标志的中国天算学的复兴显示了对耶稣会士译 介的欧洲科学传统的回应。正如艾尔曼所指出的：“有清一代，酷嗜天文历算之学的学者试图划分 中法、西法的差异。”戴震、阮元都指出西学存在矛盾，但是他们仍然宏扬欧洲天文历算的基本原 则。他们声称，西方天算原来产生于中国，在汉代失传之前，传人欧洲。——这是一种康熙帝十分 赞同的观点。实际上，清末的洋务派思想家，在接受并倡导现代科技时，继承了上述遗产并表达了 同样的立场。这个立场集中地体现在恭亲王奕所在１８６７年１月２８日的一封著名的开“同文馆 ”的上疏之中，这封上疏的一个主旨即在回答作为当时的“帝师”的大学士倭仁站在道统立场上对 洋务派倡导的“现代科技”的非难。恭亲王对“理学”的批评，借助了考据学的技术主义传统和格 物致知的躬行实践精神，也明显地吸收了西方科技知识。南怀仁翻译的影响重大的《穷理学》一书 ，内容涉及历算、水法，测望、图志、医理等。这两篇文献所代表的力量促使宇宙本质论的儒家“ 天理”之学，向“穷理之学”的具体知识论方向变迁，这些显然构成了洋务运动的文化背景。实际 上，今天看来，清未的社会危机，并不简单的是科技的危机，也不是通过科技就可以得到解决的危 机；这种危机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合理化的危机，它通过科举和增运的危机表现出来。最后，清王朝 这个以处理多民族关系见长的政权，除了面对满汉对立造成的问题以外，也陷入了各边疆，尤其是 西北边疆的问题之中。这个在处理内部问题已经捉襟见肘、充分暴露出低效率的社会统治结构，其实是无法面对西方现代高度合理化的组织社会的挑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战争实际成为日本与中国的直隶（北洋）一省进行的战争。１８６７年，也就是恭亲王进行著名的上疏的那年，远在福建的１４岁的严复，因为父亲去世，不得已放弃了仕途经济的传统士大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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