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日本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财政战略徐放鸣日本从５０年代开始进入经济高增长，现已成 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从７０年代中期步入经济高增长时期，１９９５年人均ＧＤ Ｐ达１００６８零吉特，约合４０００美元，高于泰国、菲律宾和印尼，正逐年接近韩国和台湾， 已成为亚洲新的小龙之一。这两个国家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 时，保持了低的通货膨胀率，这其中政府采取的财政战略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重点介绍马来西亚 的情况。一、马来西亚经验在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马来西亚刚独立不久，ＧＤＰ年均增长仅 为４－５％，＂一五＂计划时期（９６６－１９７０）稍高一些，年均增长５．４％；＂二五年均 增长６．６％；＂三五＇时期（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国民经济开始持续高速增长，ＧＤＰ年均增 长８．５％；１９８０年以后，除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１９８５年出现负增长，１９８６年和 １９８７年低增长，分别为１．２％和５．４％，以后一直保持在８％以上，今年计划增长８％。 这个时期由于受两次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８１年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１７．４ ％和９．７％，除此之外，其他年份都在３－４．５％之间。作为一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 ，马来西亚为什么能在持续近２０年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呢？除了日本在７０年 代、美国在８０年代将国内产业向马来西来转移的外部有利因素，以及马哈蒂尔１９８１年出任总 理后提出大力推行私有化、精减公务员等内政方针以外，就财政战略而言，主要经验如下：（一） 将支持高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最主要的财政战略目标，提高公共支出占ＧＮＰ的比重。马来西 亚在确定财政战略目标时，摆在首位的是支持经济高增长，其次是控制通货膨胀，其后才是推进产 业发展（根据不同发展时期确定重点产业）、收入再分配等目标。与支持经济高增长的首要目标相 适应，必须发挥公共财政在资金分配中的主要作用。７０年代初，国家预算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开 发和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公共支出占ＧＮＰ的比重从５０年代的１７％提高到７０年代的２５ ％。公共部门的发展支出占ＧＮＰ比重在＂四五＂时期（１９８０－１９８５）达到最高峰，为２ ４．４％，比＂三五＂时期的１４．６％高出近１０个百分点。正是由于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才 使马来西亚的经济在８０年代初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持续高增长。（二） 及时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削减财政赤字。由于在８０年代初采取了反衰退的财政政策。使政府赤字 大幅度增加。公共赤字占ＧＮＰ的比重６０年代为２％，７０年代上升到１１％，１９８１年和１ ９８２年分别高达２４．４％和１９％，同时，国际收支经常性赤字占ＧＮＰ的比重也从１９８０ 年１％上升到１９８２年的１４％。由于预算赤字主要通过外债来弥补，１９８２年外债占ＧＮＰ 的４１％，１９８６年高达７０％。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从１９８３年开始 调整财政政策。主要是削减发展支出和从紧控制经营与发展支出，鼓励私人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从８０年代中开始大力推行私营化，按马来西亚的定义，就是 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制上市公司，并出售一部分国有股权，至今，政府取得了国有股出售收入２ １３．６亿零吉特，同时，将９．６万政府员工转移到私营公司，节省了一大笔行政负担。政府的 发展支出占ＧＮＰ比重从＂四五＂时期的２４．４％下降到＂五五＂时期（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的１３．９％。这样，公共赤字也大幅度下降，其占ＧＮＰ的比重从１９８２年的１９％下降到１ ９８７年５．１％，１９９２年进一步下降到１％，１９９３年起预算出现结余，政府开始有能力 偿还外债。国家债务总额从１９８７年的５０３亿零吉特减少到１９９２年的４１３亿零吉特。＂ 六五＂时期（１９９１－１９９５），由于中央政府状况有所改善，发展支出计划安排了７３０亿 零吉特，高于＂四五＂时期的６１０亿零吉特，但其占ＧＮＰ的比重只有１５．２％，低于＂四五 ＂时期的２４．４％。为了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预算分配保证了对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１９９０年的中央政府发展支出中，１９．６％用于教育与健康，１７．３％用于交通运输业；１ ９９５年教育与健康支出占１８．８％，交通运输支出占２０．８％。（三）利用非通货膨胀性资 金弥补预算赤字。尽管在经济起飞时期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但财政赤字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 按马来西亚的说法，主要原因是用非通货膨胀性资金弥补预算赤字。除了利用国外贷款以外，主要 是从国内可用资金中筹集资金来弥补赤字。特别是从雇员储备基金（雇主和雇员分别按工资的１２ ％和１０％缴纳，集中储存用于雇员的养老、住房等）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其他国内储蓄资金中 筹资，而且主要是发行政府长期债券、长期投资债券和国库券。（四）调整税收政策支持经济增长 。税收政策方面主要是简化税收结构，并使之合理化，以刺激私营部门的积极性，增加私人投资。 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降低公司税税率、取消超额利润税，并在１９９０年后的５年内逐步取消发 展税。目前正在考虑的税制改革是实行税基广泛的消费税制，即销售与服务税。（五）综合运用财 政、货币政策和行政措施，严格控制食品和公共交通价格。一是对食品等基本生活品降低进口关税 和调整进口配额，放松这些产品的进口管制。１９９３和１９９４年，国家预算降低或取消了１１ ００项进口品目的关税。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一项战略，１９９５年国家预算又降低或取消了１４ ００项进口品目的关税。二是为了保证国内供给，禁止某些品目的食品出口。三是对某些产品出口 征税，以控制这些产品的出口。四是对大米、牛奶、面粉、学校课本等增加财政补贴。五是为了从 资金上支持食品生产，建立了食品基金。二、日本经验日本是从５０年代开始经济起飞的，大体经 历了２０年，ＧＤＰ年均增长９％以上，通货膨胀率均在３％以下，其中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 ＧＤＰ年均增长９．４％，同期消费价格指数年均仅上涨１．３％（详见表１）。日本在经济起飞 时期做到了高增长、低通胀，主要是充分运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即财政货币政策，实行高储蓄 、高投资政策，而且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融资（特别会计）体系集中了大量的国内储蓄性资金，用于 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日本认为，平衡的预算也是实现高增长。低通胀所必需的。二战 后的日本法律禁止政府发行弥补赤字的债券。１９６５年之前，日本既没有发行弥补赤字的国债， 也未发行建设国债。１９６６年一般会计中的普通国债余额仅占ＧＤＰ的２．２％，还本付息支出 占一般会计总支出的比重仅为１．１％，到１９７０年，两者分别上升到４．８％和３．４％。在 经济高增长的黄金时期，日本并没有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的预算取得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成 效，而且并没有因挤占私营部门投资需求而影响经济高增长。但在１９６５年经济衰退时，实行了 扩张性财政政策，即通过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这带来了１９６６年、１９ ６７年公债依存度的上升，但以后因经济增长、税收增加，公债依存度稳定在４％以下。进入７０ 年代由于受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多次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导致政府债务的大量 增加，目前政府债务余额已达２万多亿美元。日本自己也承认，巨额的政府债务给后代留下了沉重 的负担，削弱了预算分配的弹性，也挤占了私人投资。因此，重建财政是当前日本最重要的财政战 略。７０年代以后，日本逐步提高了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１９７１年为１９．２％，其中国税 为１２．８％，地方税为６．４％；１９９５年提高到２３．２％，其中国税１４．２％，地方税 ８．９％。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缴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更快，１９７１年仅 为５．９％，１９９５年上升到１４．１％。国民负担率（税收加社会保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从１９７１年２５．２％上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３６．８％（详见表２）。三、对我国财政金融政 策的一些思考从日本、马来西亚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为了实现高增长、低通胀 ，必须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使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持续下降，目前仅为１０％，远低于日本的２４％、马来西亚的３２％，与此同时，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储蓄大幅度增长，在这种大背景下，宏观调控中逐步出现了以金融政策为主 的倾向，这就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中隐含了通货膨胀的因素。我国财政规模的相对萎缩，经济活动过 多地依赖于商业性金融投入，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出现了高利率，政府和企业高负债，国有企业 高亏损、高通货膨胀的局面。首先，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等本应主要由政府投资的产业也以商业性 融资为主，导致了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成本上升，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各方面涨价的压力，突出表现在 各种收费、基金的范围日益扩大，收费标准不断提高。出现高通货膨胀后，为了稳定储蓄，抑制贷 款需求，国家不仅大幅度提高利率，而且实行了长达３年之久的利率与价格挂钩的办法，即保值储 蓄，高利吸储政策既加剧了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每年居民储蓄利息收入就高达３０００亿元 ，又进一步使社会经济总成本上升，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利息增加，必然转嫁到生产经营者头上。从 生产经营者来说，无论国家实行高利率政策，还是低利率政策，总是要进行生产经营的，尤其在以 国有企业为主的国家，要抑制贷款需求，高利率政策远不如控制贷款规模有效。实际上，证券。期 货和高档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并不受高利率的影响，相反，受高利率政策打击的是利润率在１０％以下的国有企业。在目前体制下，高利率势必导致国有企业高亏损。这种高亏损既加剧了财政规模的相对萎缩，又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用银行贷款弥补企业高额亏损无疑就是发行没有物质基础的基础货币，尤其是用于发放工资的贷款。银行连年用贷款维持亏损企业运行，导致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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