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财政工作的特色陈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是在根据地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历尽艰辛， 不断探索，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党的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各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在保证战争 供给和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财政工作的斗争实践也为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统一的 财政政策、体系奠定了基础。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革命的战时财政抗日根据地财政的根本任务是为争取抗日战 争的胜利动员筹集抗日经费以保障战争供给。这种战时财政的特点，体现在财政经费的分配和财政 政策两个方面。根据地财政经费的分配，是以军事需要为第一需要的，财政把根据地抗日部队的军 事需要放在经费支出中的第一位。例如陕甘宁根据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军 事支出占总支出的２５％（被服费３．２％除外）；１９３９年军事支出增加到占总支出的５４． ６４％；１９４０年为５４．８９％；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两个年度由于部队生产自给，军费 支出相对减少．但仍然占总支出的１０％以上；到１９４３年又增加到占总支出的４４．２％；１ ９４４年为４５．８％；１９４５年的军费支出除去１４％的被服费还占总支出的３４％。晋冀鲁 豫根据地的军事支出比例更高，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约占本根据地财政总支出（概算）的９０％， 其中包括一部分战勤费。太行区根据地的军事支出，１９４１年度占总支出的３８．７％，也居支 出的第一位。晋绥边区１９４２年度支出预算总数为８９，３２０，５２９元（农币），其中军费 支出占７０．４７％。战时财政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在财政政策上。毛泽东指出：税收“必须按收入 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 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７２５页。）《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规定：“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行 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度，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战经费。”陕甘宁根据地在１９４３年、１９４ ４年救国公粮征收条例中规定：每人平均收入五斗细粮者征３％，平均收入四十六斗以上者征３５ ％，起征点根据各分区不同情况分别规定为五斗、六斗、八斗。晋察冀边区在１９３８年９月公布 的《征收救国公粮条例》中规定，每人收入平均小米一石四斗以下者不征，一石五斗至二石者征收 ３％，二石一斗至三石者征收５％，三石以上每加一石税收也相应递增，最高至１０％为止。这些 政策和措施，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照顾了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以使团 结抗日，共同对敌，争取抗战胜利。因此，这些财政政策和措施体现了战时财政的特点。二、生产 建设性财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为了既能保证战争的需要又能减轻人民的负担，毛泽东同志 于１９４２年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毛泽 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８４６页。）陈云同志也谈到过：我们实行了以生产解决财政的办法。在 这里，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经济愈发展，财政愈充裕；经济不发展，财政就困难、在边区，只 有使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发展了，才能保障边区的财政供给。为了鼓励和促进生产的发展．各个 根据地和解放区都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在财政政策上作了具体规定。例如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 政府为了鼓励外来移民在边区开荒，规定外来移民开荒取得的收获免征三年公粮；为了鼓励食盐的 生产和外销，对群众运盐收入免征公粮；为了鼓励农民多生产棉花，规定对新植棉田免征三年公粮 ；为了鼓励人民发展副业生产，规定对农民养猪、纺线的收入也免征公粮。为了促进和保护经济的 发展，陕甘宁边区还采取了对入境商品区别征税的政策，凡边区需要的物资，如棉花、棉纱等，入 境时从低征收贷物税，凡边区不需要的物资，入境时则征收高额货物税。在扶植边区工业方面，也 采取了对日用工业品免征或减征营业税等措施。上述措施和规定在执行中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政策 本身无疑是正确的，对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财政在资 金分配中也大力支持了农工商业的发展、抗战初期，由于财政经费主要依靠外援，因此对生产不够 重视．加之财力不足．用于生产建设的经费所占比重很小。以后随着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大生产运动 的开展，生产建设性支出的比重有了大幅度上升。仅以陕甘宁边区为例，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 ，生产建设性支出仅占总支出的４．３％，到１９３９年和１９４０年，就分别上升到１６．７５ ％和１４．３％，成为仅次于军费和购粮用费的大宗支出。１９４１年，生产建设性支出更增加到 占总支出的２０％，１９４２年为３０％，位居支出首位。此外，各地还将上级机关拨付的地方补 助费（占总支出的５％），也大部分投资于生产。由于全党动手抓生产，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及 根据地财政在政策上、资金上的支持，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生产都有了较大发展，经济 趋于稳定并逐步走向繁荣。到１９４３年，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已经达到自给有余的水平。农业方面 ，１９３７年时耕地面积为８６２万多亩，１９４３年增加到１３３８万多亩，粮食年产量１９３ ７年为１１１万石，１９４３年增加到１８１万多石，除去军民消费后还可结余２２万石；植棉面 积１９３９年时为３７００亩，１９４３年增加到１５万亩，皮棉年产量由１９３９年的５万斤增 加到１９４３年的３００万斤；耕牛存栏数１９４０年为１９．３万头，１９４３年增加到２２万 多头。工业方面，１９４０年边区直属纺织工业产布量为３０００多匹，１９４３年增加到１５８ ００多匹，土纱纺织量与１９３９年相比，１９４０增长了５５％，１９４１年增长５９％，１９ ４２年增长６８％，１９４３年增长９０％以上。到１９４４年底。边区的主要日用工业品实现了 自给或大部分自给。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财政各根据地和解放区都是孤悬敌后的独立作战的 战略单位，处于敌、伪、顽的封锁夹击之中。敌伪军经济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掠夺，实行“三光 ”政策，派重兵包围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给根据地带来严重的经济财政困难。早在抗日根据地初创 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我党我军的工作作风中已经有所体现，各部队机关自己背粮背 炭、种地开荒、养猪养羊、开粉坊油坊、经营商业等，以改善生存条件，补充经费不足。随着斗争 形势越来越严峻和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逐渐成为根据地财政工作遵 循的重要原则。１９３９年初，针对敌伪顽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 ？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为了战胜经济、财政困难，党号召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各个根据地的军民一致 响应，自己动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对于坚持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还 有个认识过程。由于抗战前期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政府对我抗日根据地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援助， 加上在中央的倡导下边区掀起了第一次生产高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和财政上并没有出现太 大的困难，致使一些人以为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当１９４０年国共关系一度缓和时，生产热情就降低了。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 ”后，国民党顽固派停发八路军经费，更加严厉地封锁边区，一切外援完全断绝，边区财政在空前 困难的情况下便迅速地由半自给转为完全自给，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 应该加以说明的是，部队、机关、学校开展的生产自给运动，也是边区经济和财政上坚持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部队、机关、学校每年所需的二十六万名小米中，有十万石是他们 自己生产的，如果他们不自己生产，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军民 双方势必有一方要打饥荒。除粮食外，许多部队、机关的日用消费品及被服，也能够自给或大部分 自给。１９４１年度，财政收入中取之于民的部分不到半数，其中大部分是由部队、机关、学校创 造的。陕甘宁边区三五九旅是生产建设运动中的模范单位，在１９４０年４００万经费的总开支中 ，有２２８万是自己解决的，自给率为５６．５％，１９４１年经费总开支９０７万，自给７１２ 万，自给率为７８．５％；１９４２年经费总开支７０９３万，自给６４０６万，自给率为９１． ３％；１９４４年不仅全部自给，还达到了“耕一余一”，每年向政府缴公粮一万石。在晋绥边区 ，军队系统经费自给率１９４３年为１４％．１９４４年为５１％．１９４５年为４２．８％。１ ９４５年度晋绥边区全年预算经费共计白洋８６０万元，其中各分区、县及边区各机构（包括军政 民学）自力更生解决３５３万元，占预算总数的４１％。其他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党政军学人员， 都积极响应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 号召，投入了生产运动。他们开荒种田，纺纱织布，采煤采油、制盐制药，炼铁炼油，修理机械， 制造武器弹药等，建立和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等经济事业，使抗日根据地在艰 苦的斗争环境中得以生存、巩固和发展。四、统分结合的财政处于分割状态的各个根据地的财政管 理，只能采取统分结合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 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这是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管理经验的科学总 结。财政上统分结合的特点，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在上下级之间的统分结合和不同时期的统分结合两个方面。上下级之间的统分结合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中央与各根据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以分为主。中共中央统一各根据地的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各个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制定本地区的各种财政管理制度。其中包括田赋、税收、公债等收入管理制度，军政民经费供给标准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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