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高高升起的时候,为数二十多万的香港居民返回内地。其 中有左派文人司马文森、端木蔡良、黄谷柳等。另一方面,又有一大批资本家、地主、国民党军官 、青年学生和一般居民到香港“避难”。仅1949年,就有二十一万五千人,最高纪录是新中国 成立前后的9月、10月,每星期均有一万人跨过罗湖桥。直至1955年,情况才有所好转。当 时随“难民”一起涌入香港的作家有徐汗、杨彦歧（易文）、南宫博、李辉英、刘以笆、黄思骋、 易君左、马五、周颔英、卢森、黄震遁、金易等人,评论家去的极少,只有胡秋原（1953年后 又去台）、丁森等少数人。五十年代的香港,基本上是个移民或曰难民的社会。鉴于大批左派回大 陆,五十年代的文坛,便成了“难民作家”或曰右翼文人的天下。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它是最接 近大陆的地方,因而在国民党眼中,“台湾宝岛是反共的大本营,五十年代的香港却是反共文学的 最前哨,,。1）香港右翼文人从事反共文学运动,是无组织无计划的。太平洋战争前后,香港有 许多文学团体,如“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海外作家联谊会”,但这些组织巳宴存在 ,新的又没有成立。这和政治环境香港政府当时严禁政治活动.对集会结社有许多限制。另方面, 也由于这些‘难民作家”惊魂未定,生活还未安顿下来。一直到1955年春,情况才有所改变。 是年3月26日,“香港中国笔会”在九龙界限街正式成立。参加者为清一色的右翼文人。黄天石 （杰克）、左舜生、易君左、罗吟圃、水建同、徐连、胡欣平（司马长风）、黄思骋、邓中龙、邓 竹章（邓竹园）、金达凯、孙述宪、郑力框、燕云、陈滔生、姚天平、古梅、徐东滨、岳襄（何家 驿）。抗战前,中国有个以蔡元培任会长的笔会,后因抗战而解体。因而“香港中国笔会”是中国 五十年代后成立的第一个笔会。台湾的“中华民国笔会”晚一年才成立。至于大陆成立的北京、上 海、广州笔会、是“文革”以后的事。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英国当局 眼中,“香港中国笔会”是“中华民国”的海外社团,与英国无关,故不于支持。而台湾当局却视 其为“海外侨团”,得到的支持也有限。但这并未改变“笔会”同仁的反共立场。他们一致认为: 中华民国才是他们的合法政府,因而他们一直沿用‘冲华民国”年号,并于1956、1958两 次组团去台湾参加“国庆”。“笔会”由于政治性大于文学性,且长期孤军作战,虽出版有《文学 世界》（先是旬刊,后改为季刊）,但影响不大。这本1956年元月创刊,1965年6月终刊 的“笔会”会刊,乍看起来十分重视文艺评论,评论篇幅远比创作多,还先后制作过下列评论专号 :《中国戏剧}}”’、《短篇小说研究》”‘、《唐诗研究外’、《宋词研究叭’/元曲研究） “’、《明清传奇文学）”’等等,但这一看就知道不是当代文学评论而是古典文学研究。如果不 标明“笔会”会刊,会误以为是大学的文艺学报。这就难怪刘以袒说它是一本“暮气沉沉、毫无冲 动、内容贫乏、形式陈旧的文艺杂志。””’从下列评论作者队伍亦可证实这一点:黄思骋（黄思 村）、流金、郑水心、曾克斋、思果、易君左、陈伟良、谢冰莹、王世昭、齐如山、李贞明、徐亮 之、谢康、李秋生、陈纪淫、杨淑迈、严南方、金达凯、孟戈、饶宗颐、劳思光、陈荆鸿、王韶生 、冒季美、陈炳良、李素、李栩厂、岳窍、李建丰、黎途林、翁一鹤、夏书枚、罗锦堂、荷俚、周 翠铀、陀利安、秦岭云、涂公遂、何敬群、于肇恰、雨萍、郑窍、龙宁纯、黄兆杰、何重光、鲍少 游、陈蝶衣、朱志泰、高宇华、叶庆炳等。当然,这些评论执笔者不完全是“老朽”,象陈炳良当 时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后来成为新文学研究家;涂公遂也在一所学院教《文学概论》（尽管这些讲 义有些发黄、陈旧）,并不专嗜线装书。而且这些评论作者有不少是台湾地区的（如叶炳庆、陈纪 馍）,当时能注意台港文学交流,毕竟是件好事。在五十年代,当时真正有影响的是美元（援）文 化大力扶持下的出版机构及其隶属的刊物。自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美国改变对华策略,即由消极 的观望到积极的进攻。他们由亚洲基金会出面,决定每年拿出六十万美金资助香港的文化事业。在 出版方面,大力资助由张国兴负责,由三十年代因提倡“民族主义文学”而受到鲁迅批评的黄震退 任总编辑的亚洲出版社。该社自1951年成立以来,出版的作品一律不用酉元而用“中华民国” 纪元,这在海外相当罕见。出版物绝大部分为港台作家的反共作品,如司马撇的《斗争十八年》、 许磨的《毛泽东杀了我的丈夫》（以上为报告文学）,林适存的《驼鸟》、赵滋著的《半下流社会 》（以上为小说）。评论方面有徐汗以“东方既白”笔名出版的批判中共文艺政策的《在文艺思想 路线与文化政策中》（1954年）,史剑（马彬）的《郭沫若批判》（1954年）,丁森一人 则有三种:《中共文艺总批判》（1954年）、《中共统战戏剧》（1954年）、《中共工农 兵文艺）（195年）。另有李文的《当代中国自由文艺》（1955年）,孙旗的《论中国文艺 的方向》（1956年）。此外,还重印了郑学稼作于四十年代的《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人 迅正传》。当然,亚洲出版社的文艺评论著作不完全是破坏性的,也有含建设成分在内的,如虞君 质的《艺术论丛》（1955年）。当时还出过一本《当代文艺作家论》（年代待查）,被评对象 除香港作家外,还有郭嗣汾、穆中南等三位台湾作家。亚洲出版社由于有强大的美援作后盾,故搞 “多种经营”,即除办出版社外,还设有通讯社、画报社与影业公司。它标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 动”,设立保险版税制度,大量出版反共的文艺创作和文学论著,一时成为香港文坛的重镇。它还 影响台湾文坛。如1962年,台湾女作家郭良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心锁》,被谢冰莹、苏雪林 指控为黄色小说遭查禁,郭氏也被“中国文艺协会”开除会籍,《亚洲画报》于124期出了一期 讨论这一事件的专号,正反面意见均登,后由台湾一家出版社结集出版”’。亚洲出版社之所以能 成为五十年代香港文坛的反共堡垒,除领导班子个个是坚决的反共分子外,另一巨大吸引力是每千 字是20元的高稿酬。当时一般报纸的报酬为每千字5元港币。另一受“绿背文化”控制的虹霓出 版社稿酬也不薄。五十年代中期,从台湾奉令调到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要当时在港居留的 张爱玲重新翻译陈纪窑的《获村传》。、1959年出版此书时,张爱玲竟拿到一笔巨款,即一万 多美元的翩译稿酬,创历史最高纪录（1。;同受美援并和亚洲出版社齐名的还有“中国青年民主 同盟”（简称Y、U、D、C）,解体后,由陈溜生、徐东滨等创立的“友联出版社”。这个出版 社不仅出书,还办有面向知识分子的《祖国》周刊,面向青年学生的《大学生活》及《中国学生周 报》,面向下一代的《儿童乐园》。其中《中国学生周报》影响最大。它从1952年7月25日 创刊起至1974年7月20日终刊止,共出一千一百多期,持续二十二年,发行量高达三万份左 右。友联出版社有明确的工作目标,那就是不局限于香港,还耍在东南亚华侨中打开局面,范围涉 及华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文艺始终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范围。且不说《中国学生周报》 文艺版培养了亦舒、西西、钟玲玲、昆南等一批文坛新秀,单就文艺评论著作来说,该出版社就出 版过赵聪的《中共文艺工作》（1955年）、大陆文坛风景画）（1958年）、五四文坛点滴 》（1964年）。和亚洲出版社不同的是,“友联”集团有史诚之在洪水桥开办的友联资料室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友联研究所”。赵聪便是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其出版的反共文艺论著多少披上 了一层薄薄的“学术外衣”,而不是象丁森那样赤膊上阵。“友联出版汁”亦不似“亚洲出版社” 那佯大量出版文艺比暑,而是将工作重心放在收集大陆的情报和分析上。他们订了大陆从中央到地 方的报纸,有分门别类的剪报。他们经常为香港各界提供包括文艺在内的所谓“匪情资料”,美国 国务院新闻处采用尤多。和“友联”“亚洲”同舟共济的右翼出版社还有自由出版社、创垦社、中 正出版社、青年出版社、一风书局、文艺供应社、南风出版社等。另一家新世纪出版社还出版了丁 森的反共文艺论著《评中共文艺代表作》（1954年）。在报纸方面,当年香港三家大报——《 华侨日报》、《星岛日报》、《工商日报》的副刊,都是本地的“广东帮”而非外来的“浙江帮” 把持。除《工商B’报》反共态度坚决外,共它两大报均采取中立的态度。总的说来,反共文艺路 线在报纸副刊上布不成阵。即便是当时号称“四大金刚”的右翼报纸《香港时报》、《工商时报》 、《自然日报》、《呼声报》,也登不了稍长的文艺作品,更不用说其它四十余家小报了。五十年 代台港文坛,在反共这一点来说是互为呼应的,但毕竟两地社会制度及作家、评论队伍的构成不同 ,因而在文艺主张上还有不一致之处。如1953年,当台湾文艺界实行“反共抗俄”的文艺政策 而提出“战斗文艺”的口号时,香港的一批老作家却有微词,另提出“自由文学”的论调作为回应 。当时台湾《文坛》杂志负责人穆中南本想与之展开论战,但考虑到“大敌”当前,应团结为重, 便没有进行交锋。后来,香港“自由文学”的论调唱了一阵便自动休止。台湾《文坛》杂志便连忙 声明台湾所提倡的“战斗文艺”与海外提倡的“自由文学”无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两个运动是一 体两面,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争取最后的自由、民主、科学的进步。”“’‘后来,台湾在出版作为 文艺丛书的第一种《战斗文艺与自由文艺》时,就把当时香港作家所写的几篇提倡“自由文学论” 的文章也收进去了。表面上看来,台港右翼作家不再有分歧,其实,有些作家并不赞成“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口号、而主张允许有个人选择的自由。因为香港毕竟不是台湾,最好是“各行其是”。后来。果然有非战斗的现代主义思潮出现,并以1956年3月创刊的《文艺新潮》为阵地去影响台湾的文风。1957年,还有夏果主编《文艺世纪》,所走的是和右翼刊物不同的创作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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