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风张邦炜，张敏内容提要我国封建时代普遍实行土葬，但在两宋时期火葬蔚然成 风，并延续至元代。这一风俗的形成与信仰佛教并无必然联系，其具体原因较多。贫民常常由于死 无葬身之所，富人往往因为远途难于归葬故乡，何况火葬既卫生又节省。但其关键原因还在于当时 人口大幅度增长，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突出。因 而尽管两宋厉行火葬之禁，此风竟禁而不止。关键词两宋火葬，土葬习俗，佛教信仰两宋是我国历 史上火葬最为盛行的时期。据估计，当时的火葬率因地而异，在１０％一３０％之间［‘］。可是 时至今日，我国的土葬率仍高达７０％［’］。以上两个数据如果可信，那么现在全国各地的平均 火葬率，只不过与宋代火葬最盛行的地方相等。两宋盛行火葬，向来引人注目。清代学者顾炎武《 日知录·火葬》指出：“自宋以来，此风日盛。”此后造经研究者们考察，如今两宋火葬的流行状 况以至来龙去脉，已经比较清楚。问题在于：何以蔚然成风？通常的答案是：一半由于信佛，一半 由于贫困［’］，外加朝廷禁而不力。我们的看法与此不尽相同，现敷衍成文，就教于同道。因情 况毕竟有别，下面仅就两宋管辖的汉族居住区而言，不涉及辽、西夏、金统治区及少数民族居住区 。一、并非由于信佛人们把宋代的火葬习俗与信仰佛教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三 个。这些理由虽非向壁虚造，毕竟值得推敲。理由之一：火葬往往由寺院主办。这类事例的确不少 ，如绍兴十八年（Ｉ互４８年），鉴于广州各寺院存放着大量遗骸，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王承可“ 令诸刹，凡寄殡，悉出焚”［‘’。乾道八年（１１７），荆湖北路监司令鄂州（治今湖北武昌） 胜缘寺僧人，将无主遗骸集中起来，“一切火化，投余骨于江，其数不可胜数”［’ｊ。平江府（ 治今江苏苏州）的化人亭即火葬场设在城外西南隅的齐升院、通济寺［’１。于是，当时有人“乃 以焚人为佛法”，甚至干脆将火葬称为“僧道火化”‘’］。火化之后，寺院代为死者亲属保存骨 灰并收取费用。如河东路“非士大夫之家，中民以下，亲戚丧亡，即焚其尸，纳之缸中，寄放僧寺 ”ｋ‘。两浙路不少寺院内设撒骨池，“凿方尺之池，积洋蹄之水，以浸枯骨”［’］。寺院开展 这一有益社会、方便群众的业务，理当收取一定费用。某些反对火葬的士大夫对此横加指责：“寺 僧焚人之亲，以同人之利”［“ｊ。这完全是出于偏见。首先应当指出，称火葬为“僧道火化”不 妥，世人火葬与僧人自焚不能混为一谈［“ｊ。南宋末年人黄震就说；“闻佛之说，戒火自焚也。 今之焚者，戒火耶烈焰以为火耶？自焚耶子孙焚之耶？”［１２１尽管其出发点是反对火葬。其次 值得注意，宋代寺院大有包办丧葬之势。北宋中期人郑懈因而叹息：“今之举天下，凡为丧葬，一 归之浮屠氏。不饭其徒，不诵其书，举天下垢笑之，，［１３］。寺院既主办有益于社会的火葬， 也参与不值得提倡的土葬。如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宋高宗将流亡到临安的“死异者，委诸寺 僧行收房，计数给赐度碟”“‘’。绍兴年间，临安慰忠资福普向院“为诸军庭所”’‘’‘，即 是一座土葬场。此外，诸如看风水、避丧煞之类，特别是做道场，往往都有僧人参与。不少家庭虽 实行土葬，但“广集浮屠，大作佛事，甚者经旬逾月”’１６’。朱嘉《朱子家礼｝｝卷４（丧礼 ｝）强调“不作佛事”，主要并不是指火葬，而是指土葬之后“饭僧设道场或作水陆大会，写经造 像，修建塔庙’等等。如果一定要联系，岂止火葬，土葬与信佛也不无关联。理由之二：士大夫之 家实行火葬是由于信佛。其主要依据是《马可波罗行纪）｝称“蛮子国都行在城（即临安）人死焚 其尸”。“富贵人死，一切亲属男女，皆火粗服，随遗体赴焚尸之所。行时作乐，高胄祷告偶像” ［‘”。将偶像解释为佛像，八九不离十。但由此便得出凡信佛者皆火葬，那恐怕就未必了。其实 ，在士大夫当中，因信佛而火化者绝无仅有。在有关资料中，大致只有朱炎。他在宋真宗时，曾任 节度判官，“学禅久之”，读《楞严经》，走火入魔，“后竟坐化”‘”’。相反，虽信佛而土葬 者比比皆是。当时尽管有“学道之人视形骸如粪土”这一说法，可是学道信佛的浦城（福建今县） 士人周史卿便非土葬不可。他临死前，叮嘱家人：“切勿焚我！”［‘’］名公巨卿如吕夷简、张 方平、富＠、吕公著等“奉佛甚谨”，欧阳修、杜衍、王安石、冯京等“晚年好佛”Ｄ’‘，但是 他们死后一概实行土葬。绍兴年间曾官至参知政事的翟汝文，既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晚年数梦 释达佛，教工刻制，极华饰，崇奉之”；同时又是个火葬习俗的顽固抵制者、土葬制度的竭力推行 者，“为郡必搜境内之在殡者，具费使复土”［“］。可见，信佛与土葬并无任何矛盾；反之，火 葬与信佛也无必然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之家实行火葬，并非由于信佛，其具体原因常常在 于‘”远路归葬”。贾同《禁焚死》称：“阎阎既以为俗，而渐染于士大夫之家，亦多为之。或以 守职檄远，葬于先祖之莹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７（丧仪》指 出：“世人又有游宦没于远方，子孙火焚其枢，收烬归葬者。”如熙宁初年，泽州（治今山西晋城 ）州官“有母死者”，要归葬，怎么办？“悼于远致，以投烈火”［’“，只有火化，别无它法。 难怪据南宋学者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下记载，当时有人这样提问：“旅官远方，贫不能致其枢， 不焚之，何以致其归葬？”除了游宦没于远方者，还有游学死于它乡的。如淳熙年间，福州籍大学 生王寅攻读于长兴（浙江今县）大雄寺，“偶得病死”，其亲属闻讯赶来，“火化厂枢，收骨归矣 ”（“’。需要指出的是，从有关资料中，看不出泽州州官、王寅一家实行火葬是由于信佛。理由 之三：火葬是佛教流传的结果。当时反对火葬的士大夫总是把火葬习俗归咎于“佛法滋炽，日沾月 染”，因而“民普从之”［”ｊ。南宋人洪迈《容斋续笔》卷１３（民俗火葬》称：“自释氏火化 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此说又见于永亨《搜采异闻录》卷３，最有代表性，因而 被研究者们不断引用，但显然不对。火葬不是舶来品，汉代以前已有之ｋ’］。从汉代佛教传入中 原地区开始，直到唐代后期，在这９００年间，世人当中死后火葬者屈指可数，“死而焚尸者所在 皆然”肯定不是事实。还是宋太祖所说，比较符合实际，“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想典礼”［‘ ’‘。有《旧五代史》卷８６《晋书十二·后妃传一》所提供的资料可证。从潞州（治今山酉长治 ）通判李昭正在宋哲宗时发布的《戒焚死榜》Ｄ‘’看，这里的火葬习俗也形成于五代十国时期。 照吕澄先生看来，五代十国时期，佛教在南方虽“续有发展”，但在北方仅“勉强维持”’‘’］ 。而范文澜先生则断言：“宋朝佛道两教丧落”［’‘ｊ。这些说法是否确切，可以讨论。但要反 过来说五代两宋时期佛教比隋唐时期更兴盛，只怕离事实更远。显而易见，不能把火葬习俗的形成 归结为佛教流传的结果。火葬习俗之所以形成于五代十国时期，关键在于当时“礼废乐坏”‘’“ 。欧阳修惊呼：“五代之乱极矣”，“自古未有之也”。其实，乱是其表象，变是其内涵。这场急 剧的社会动乱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经济上，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政治上，门阀制度最后崩 溃；意识形态上，包括死者以“入土为安”在内的不少传统观念动摇，以致欧阳修感慨“世道衰， 人伦坏”Ｄ’‘。加之当时适逢战乱，生者尚且苟延残喘，死者后事只能从简。于是，火葬在变乱 中，悄然成为风俗。宋朝建立以后，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等政策，采取“取士不问家 世”、“广开来学之路”一类的措施，在经济、政治方面大体还能顺应社会变革、屈从时代潮流， 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则不能容忍所谓“人伦坏”，急于重建封建纲纪伦常。宋朝统治者对形成于变乱 时期的火葬习俗，自然十分反感并力图加以扭转。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官员所发布的每一道禁火葬 令，几乎都是一篇功世文，竭力宣扬传统观念，什么“设棺榜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 风化”‘”’，“葬者，藏也，直有棺掉衣袅之制”［’“之类，满纸皆是。然而风俗一经形成， 即具有稳定性。火葬“行之既久”，人们“习以为常”Ｄ’‘，移风易俗谈何容易。何况与土葬相 比，火葬优点很明显，要全面推行土葬，有不少实际困难，朝廷又难以解决，无怪乎两宋火葬之风 越来越盛行。顾炎武感叹：“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其实不足为奇。二、 朝廷屡禁不止宋代某些反对火葬的士大夫对地方官员以至朝廷怨言颇多，他们指责“官府初无禁约 时‘”，抨击地方官员“不为条教”。如对于火葬之禁，“吏相与非之”，居然说什么“禁之不可 ”””，王安石感到气愤。而毕钟游则谴责河东路“刺史县令不为条教，而功勉有所不至”Ｄ’‘ 。更有甚者，程领、程颐埋怨“公方明立条贯，元不为禁”［‘’ｊ，把矛头直接指向朝廷。这些 说法虽出自当时人之口，但不可尽信，有以下四点需要澄清。一是“元不为禁”之说，实属以偏概 全。程颖、程颐列举有关规定：“军人出戍，许今烧焚，将骨殖归；郊坛须三里外，方得烧人”， 试图证实朝廷“别有焚尸之法”［“１。类似规定还见于《宋刑统）｝和《庆元条法事类》。《宋 刑统》卷１８（贼盗律·残害死尸）｝称：“若是远路归葬，及僧尼、著人之类，听许焚尸。”《 庆元条法事类》卷７７（服制门·丧葬》云：“其本夷人欲烧骨还乡者，听。”然而“军人出戍” 、“远路归葬”，属于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至于“僧尼、著人之类”，则是尊重其宗教信仰及民族 习惯。这些都不足以说明问题。何况这类规定沿用《唐律疏议》，解释不了为什么唐朝死后火化者 极少、宋代火葬相当流行这个问题。的确，户部侍郎荣幕在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年）指出：“葬埋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建议“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人死亡，姑从其便”““，并且得到宋高宗采纳。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放松火葬之禁的范围仅限于“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其次，这是一项临时措施，宋高宗在加以采纳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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