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追求与心理神话──评布热津斯基的“全球控制论”刘靖华由于苏联的崩溃，冷战顿告终结。一 些战略分析家如兰德公司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对人类终于揖别冷战，终于“获胜”而额手称庆 ，并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１］另一些战略家如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 顿则对“全球后冷战”的世界充满了丈化焦灼感，断言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冷战后的世界政治。［２ ］就在福山“黑格尔式”的隐喻和亨廷顿“斯宾格勒式”的历史悲观主义格调将世界现实和前景描 绘得或过于乐观、或凄迷不堪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则从政治和哲学的视角提出一个“紧迫的预警” ：冷战的终结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必然胜利；在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 和思想的双重真空里，一只复仇的不死鸟正在幽灵般地翩然起飞……［３］作为战略家，布热津斯 基的洞察力及其思想之精微，确有过人之处。他深刻地意识到这样一个重要现实：在苏联制度瓦解 及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消失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原有的精神力量正日趋式微，进而陷入 了纵欲无度的丰饶角之中。布热津斯基使用了希腊神话ｃｏｒｎｕｃｏｐｉａ来表达他的新发现。 ［４］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目前已不幸地掉进了这种叫人“乐不思蜀”却又万分危险的丰饶角之中 ：那就是富足的物质生活正在培育空虚颓废的精神温床。布热津斯基带着厌恶、同情而又有着某种 东方主义意味的心理，断言这种精神的颓废和漂泊正在耗尽西方的“阳刚”之气，从而使西方和美 国失去了作为全球领导力量的“内力”。而要实现美国的全球领导，就必须使它的物质实力和思想 价值具有全球影响力、控制力和感召力。一．布热津斯基的“问题视角”理性主义日益被人们加固 成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类心理的超验力，从胡塞尔确保对 事物的本质悟力超验认识的自我到浪漫主义以讽刺和悲剧形式与上帝的抗争，从马克斯·韦伯到哈 贝马斯，「’‘都将“主体”、“自我”、“理性”，视为绝对的、单一的、不可港越的根据。结 果，理性取代了神的地位成为一种“绝对秩序”，理性从而变成了“文明”——即成为生活的装饰 ，而不复为一种“文化”——作为生命的表现。理性被强调过头后便出现了理性的潜妄和矫情的危 险。人在“理性”的伪装下开始变得虚假、伪善或成为木偶、机器人进而成为一种“大使命”、“ 大献身”的奴仆。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到列奥塔与哈贝马斯的激烈论战，再到德里达、福 柯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主体和理性的神圣性终于遭到消解和放逐。”’实质上，后现 代主义也并不是反对理性本身，只是不赞成理性的矫情而已。因此反理性主义，反功能主义的消费 主义、享乐主义、狂欢主义这些虽失之于轻怫却不乏攻击性的形式便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工具。 布热津斯基将哲学视角援入国际政治的分析时便率先采取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形式。然而正是这种 分析的方式令布热津斯基在阐述“超凡神话”和政治激进主义及纳粹极权主义时颇具创意，而在谋 划美国的“全球控制”战略时又陷入自身分析逻辑的矛盾之中。布热津斯基在关注战略利益和力量 对比的同时，更在热津街率已将问问视角从物质的、国在的力月转为理加关注思幻的力且。关注某 种时代的政治寓意和启示以及人的精神内容变化的后果。如果说在《两个时代之间》（１９７０年 ）、《运筹帷幄》（１９８６年）、《大失败》（１９８９年）和《失去控制》（１９９３年）中 ，布热津斯基的思想有什么一贯性的话，那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偏执。在布热津斯基的概念里，思想 的力量就是价值和道德的力量。理性的潜妄自然就导致价值与道德的没落。理性的磨妄不仅表示理 性对宗教的港越即人类欲取代上帝的狂妄，而且表示理性对现实与前景的蔑视。１９７４年底，自 由派经济学大师哈耶克（Ｆ．Ａ．Ｈａｙｅ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 发表了一篇重要讲演《知识的磨妄》’《ＴｈｅＰｒｅｔｅｆｌＣｅＯｆＫｆｌＯＷＩＥｄｇｅ》 。哈耶克认为，近代以来，对知识、理性和科学主义的尊崇达到了疯狂的迷信地步，以致于理性取 代了上帝的位置，人类获得一种凭借理性和科学便可以拥有无限力量的假象，这一假象又被进一步 加强为一种信念和意识形态，这种信念和意识形态人为地强行干预社会的原发秩序，用人为的设计 取代社会和历史规律及人类的道德操守。在哈耶克看来，源于理性的雄心加上道德优越感再加上强 制权力对这种潜妄愿望的推广，结果十分危险，它既可以造成社会的失序（ｄｉｓｏｒｕｅｒ）， 也叮以导致人的夫范（ａｎｏｍｌｅ））。这样，一种”集体的平庸”（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ｍ 。ｄｌ－Ｏｃｒｉｔｙ）就会淹没和侵蚀掉人类原生的创造力和道德冲动，社会就会沿着人制定好 的目标因循。布热津斯基借取这一分析视角，指出了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斯大林主义时代的苏联 这种理性的后妄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在布热津斯基看来，寻求拯救的宗教激情加上道德优越感所 驱动的民族主义再加上廉价的民众主义和片面追求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形成了一种“超凡神话”’‘ ’ｊ（ｍｅｔａｍｙｔｈ），这种“超凡神话”表面上看是理性的，实际上则是后妄的理性，是港 越务实主义的强制性的乌托邦。布热津斯基将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和“问题视角”援入地缘政治 的分析后，自然导致这样的结论：发生在非西方世界的社会和人性的双重失范必然威胁和损害美国 的战略利益。然而，布热津斯基的“问题视角”中却包蕴了一个人为的悻论：一方面他执著于从“ 理性的侵妄”这一后现代主义的分析视角出发去分析非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不情愿将 美国的价值式微和道德没落视为后现代主义情绪的弥漫，反而大声疾呼要恢复正统的理性：那就是 对物质力量的控制、对政治激进主义、个人期望和社会变革的理性规约。他确认美国的前途在于确 保美国人民继续维持对“美式乌托邦”的憧憬，而不发达社会的前途则取决于对“强制性乌托邦” 的破除。可见，布热津斯基具有浓重的“制度优越论”色彩。二．正义的没落与道德的挽歌自启蒙 运动以来，随着理性主义的确立，思想家们也在赵思竭虑地确认着人类的正义：那就是责任、义务 和对人自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ｒ）的爱。孔夫子的“仁者爱人”，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不 仅确认了理性，同时也确立了正义，即人的自性的正义。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对理性和道德的后 越不仅发生在东方，同样也发生在西方。看在布热津斯基眼里的是随着冷战的终结，西方特别是美 国社会不可自拔地掉入了“自由放纵的丰饶角”；人们在道德混乱中享受着自由放纵，物质享受上 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道德上不受限制的个人欲望使自由民主的 内涵里浸淫着放任无度的生活方式，人们失却了宗教和道德操守，那种黑格尔式的被认为是最高的 道德操守的民族性（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ｊ也日益松弛和离散，庸俗的现世学说越来越使人 们关注凡体俗身和尘世生存的快慰，进而空前贬低和忽视精神领域的意义，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望（ 欲望）达到了卑微的程度，只追求个人意愿，既不考虑任何重大的社会责任也不考虑以宗教或道德 标准来分清是非。布热津斯基进而从储蓄率低和生产率增长速度慢到由视觉媒介造成的道德上的腐 败大规模蔓延，列举了２０个伤害美国肌体的社会病。布热津斯基的基本结论是，对美国而言，要 实现全球控制，单有物质力量的强大是无济于事的，精神上的空虚和道德的没落使美国的价值观和 内聚力正在受到削弱，使美国的全球领导和控制失去道德合法性。布热津斯基指出，在美国，“很 多人渴望获得某种超凡的信念却又发觉现有宗教形式过于仪式化，与解决他们的难题无关，从而深 感精神空虚，结果，宗教面对宣扬自由放纵的价值观念的文化冲击，也束手无策”，［‘’ｊ他不 无忧患地指出：“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在这一时期 内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 ；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介入销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 体的危险。”［“ｊ面对这种社会失范、价值整合力式微和人们普遍的意义危机，布热浓密基乞灵 于宗教伦理的力量。他严厉抨击了西方那种将宗教一味地视为正在没落的、非理性的和机能不良的 畸变思想的观点。他将希望寄托于宗教伦理和民族国家的双重整合上面。实际上，在布热津斯基之 前，托克维尔、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等著名学者已认识到西方道德迷失的危险性，也都将解决之道诉 诸于宗教。汤因比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长处，“就是把自然的力量视为神圣的东西， 通过灌输对自然的畏惧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利用自然的贪婪冲动”。［“ｊ托克维尔则 断定宗教伦理经过了现代价值转换的洗礼，它不仅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亦能为美国社会的继续现 代化提供价值源泉。［‘’ｊ韦伯也有同样的认识，那就是断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性格和 现代化之间具有一种“神秘关系”。宗教的道德责任感和超越关怀确实能拯救人类的现世堕落，但 是它对人的解放同样又是一种羁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悄（ＧＵＹ．Ａｌｉｔｔ。）说，人类 一直处于“真理”和“快乐”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追求之中，现代化恰如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 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有价值的其它东西作为代价。［“］但是，道德的没落却 很难说成是现代化的代价。在美国，与布热津斯基这种认为道德的没落正在损害美国作为全球领导 者的能力的观点有共同认识的战略家很多。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的对外政策顾问、现任美国国 际战略研究中心地缘经济部主管的爱德华·勒特韦克１９９４年出版了一本新著《没落美国梦》（Ｔｈｅ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ｒｅａｍ），竟认为美国道德和教育的衰落可能使美国沦为第三世界国家。这位战略家认为自７０年代起，美国梦逐渐变成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美国正从６０年代的春秋鼎盛变成现在的一片凋蔽。虽然这些战略家们出言甚苛，也多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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