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是最重要的家畜。对马的使用,包括骑马,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对人类历史的 进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探讨早期对马的使用,是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学术界都关心的问题。这里谈一下中国早期对马的使用情况。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不知利用牲畜,对马类(野马等)只是猎来作为食物。将野马驯化作为家畜,在 中国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000年前。在山东章邱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河南偃师二 里头文化遗址和甘肃齐家文化遗址都发现有不少马骨。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当时的黄河流域,饲养中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已经齐备。到了商代,在甲骨文字中有数量很多的“马”字。这是象形文字。而且还有“寓”字,见於康丁时期(约1139—1130B.C)的卜辞: “王畜马才(在)兹蔫”(宁沪1.521,522,又见粹1551)。意思是说商王养马,在这 个“扈”里。“.鸟”字为“马”外加(_),和哪(牢,牛圈)、田(辛,羊圈)写法一样,表示在牲畜的周围设栅,防其逃逸,加以畜养。对於“禺”,有的学者认为就是最早的“厩”字。早期对马的使用,主要是驾车。先秦古 一86一籍《世本》的《作》篇记载:“奚仲作车”,“相土作乘马”。奚仲是夏时人,相土则是商 族最早的祖先“契”之孙,是商汤的十一世祖。汉朝人宋衷解释这条记载说:“四马驾车,起于相土,故日‘作”’。这虽然是历史传说,但大体反映了马车出现的时间。最早的车不二定是军用的,但据说在商代初期,车子已被用於战争,见《吕氏春秋》与《墨子》。( 据说汤用70辆车打败夏桀)。考古发现:安阳殷墟有不少车马坑,一坑内葬有马车多辆,如西北 岗东区,一处埋了25辆车,这些车子的结构,大体都是单辕,双轮,长方形车箱(舆)。辕前端 为一横木(衡),两侧各有一轭,加於马颈。驾马或2或4匹,当辕之马pLII‘‘~服马”, 服马的外侧为“骖马”。车箱可容3人,中间驾马者称为“御”。甲骨文有“车”字,对轮、辕、衡、轭都有表现,极为形象。马匹的使用者在古代征战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商代武官的名号有叫做“马”和“多马”的,最早见於 武丁时期(约1238—1180B.C)的卜辞。这种“马”或“多马”之官可以受令进行征伐 和射猎,很可能就是“马师”(管理马务的官),战国秦汉时期,中国武官称号“司马”、“大司马”,应该就是从此而来。殷墟发现的战车是中国最早的战车实物。车的形制经西周、春秋以至战国,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单辕的车制同样行用於北方。在宁城南山根102号墓出土的一片刻纹骨板上 刻有一幅示意性的双车猎鹿图,其车也是单辕、双马。双辕车是汉代才出现的,但这时车子已不用於作战,由於骑兵的发展,战车已逐渐衰落了。马群被驯化为家畜以后,需要放牧。在 长期的牧放生活中,人和马的关系越来越 密切,可以设想,一定会有牧人骑马的事情 发生。但在通常情况下,马还是被用於挽 车,而非坐骑。 然而在商代晚期,发现了个别的武装 的骑手。殷墟第13次发掘中(1936年),在 安阳小屯发现了一个人马合葬坑,坑内葬 1人,1马,l狗与几件残陶器等。随葬有一 套武器:戈、刀、弓形饰、镞(10枚)、砺石 等。另有一件包有金叶、金箍、镶绿松石的 玉器,有杆有刺,推测是一枚玉策,即马刺。 马饰有羁带、蚌质的当卢及其附饰,玉质的 镳饰等。这应该是一名骑射的武士与其战 马的合葬坑,是现知最早的骑马作战的资 料。同时,古文字学者董作宾还曾在甲骨文 中找出一条文辞: “(癸)亥卜被贞:旬亡I卜I。王l占1日: ‘坐有前景’。(五日)丁卯,王兽敝,玩车马 }f,视在车,粤马亦I I,每亦坐有生。”在 这条文辞里,“视”和“摹”是人名,似乎是税 乘车,墓骑马。这也许可以作为殷商已有骑 马的辅助证据。 。 在此之后.大概一直到春秋时期,骑马 才较多地用於军事。其关键性的改革,则是 公元前307年赵国的国君武灵王的“胡服 骑射”。这是中原开始变车战为骑马作战的 一个重要标志。 原来,中原地区由于车战的传统力量十分强大,因而尽管很早就有武装骑士的存在,却很难发展骑兵 成为战斗的主力。与此不同,北方边远地区的民族因无此强大的战车队伍,反而较易发展骑兵。随 着部落的发展强盛,他们在军争上的某些方面逐渐优於中原。赵武灵王面对北方和周围的强敌,希望摆脱困境,遂采取了“胡服骑射”的断然措施。这一时期武装骑马者的情况如何呢? 当时赵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三胡,即东胡、林胡、楼烦。大致上,前者在东,后二者在西。东胡 在文化方面的踪迹,经近年的考古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即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和辽西一带(包括内 蒙昭乌达盟南部)的青铜短剑墓葬。这类墓葬除少数墓出有车器外,普遍出曲刃青铜短剑和马具。 关於林胡和楼烦两个狄族集团的文化遗存,有些学者认为即是内蒙古西部一带发现的鄂尔多斯式青 铜器和有关的遗址和墓葬。这类遗存普遍出有直刃青铜短剑和马具,以及一些动物纹饰件等,也见有少量车器。武器和马具是这些墓葬的主要出土品。这些北方遗存的时代主要为春秋至战国。关於当时骑马者的形象资料,现在能够看到的有传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镜,上有一骑马武士持短剑 与一虎相对峙的图形。还有一批鄂尔多斯式铜马、铜人形饰,马背有备骑乘的座垫(鞯),铜人头 上有尖状饰物,当是胄。有的饰件可能原为人、马分铸组装,现仅存铜人,仍作骑马蹲档式,右手 持短剑。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为,当时供骑用的马,还处在有鞯无鞍的原始阶段,没有镫。除了弓箭之外,青铜短剑曾是当时马上使用的主要武器之一。从考古资料看,早期对马匹的驯化、豢养和使用,黄河流域是主要地区之一。经过 一87—长期的发展,到了商代后期,在安阳殷墟出现了大量的殉马、埋葬车马的大场面。强大的商王朝,在用马方面,显然是处於领先的和中心的地位。 西周春秋时期,使用和埋葬车马的地区有很大的扩展,除黄河流域各国的一些贵族墓葬外,北至北京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南至安徽屯溪西周墓、寿县春秋蔡侯墓、江苏六合吴桥东周墓与长沙春秋楚 墓,东至山车临淄的齐国大墓都或发现车马坑,或以车马器随葬。临淄马坑葬马达145匹,应当 是春秋齐国国力强盛的表现。当时一些大国号称“千乘之国”,战争在这种强大的车战环境中进行,虽然早在商代即有武装的骑手,却不能形成骑兵队伍。北方边地民族以游牧为生,应该早已学会骑马。但由于本身的分散、落后,同时也由于金属兵器的缺 乏,使他们在对中原地区的战争中,往往处劣势。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於部族的发展和强大, 又掌握了一些金属武器制造技术,因而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得以发挥。在对中原的战争中,转而处 於有利的地位。这使得中原国家(诸侯国)反过来向北方民族学习,始行胡服骑射。从此,骑具( 当时主要是鞍具)得到了新的发展和进步,中原的骑兵队伍也逐渐发展,秦汉之际开始普及。从赵 武灵王始行胡服骑射直到汉武帝时可动用骑兵十万之众,其间经过了二百年,这时骑兵作为战斗的主力已占领了战争舞台,而战车逐渐退隐。骑兵建设的又一个发展高潮是在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由于全国范围内大的战争的频繁,促使骑具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出现并发展了马镫,以致於江南水乡如长沙、南京地区墓葬的马俑身上都作出了马镫;开始是单镫,后来成为双镫。有了马镫之后,作为战马的装备才算完备。另一一88一方面,鞍具的形制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制鞍工艺精美之至。鞘饰也变得十分华丽和 复杂。同时,人马甲具也都有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在考古发现中,现存当时的鞍镫等实物,大量 是慕容鲜卑诸燕的遗存。这些马具文化,曾给东邻以不小的影响,从而促进了东北亚骑马文化的繁荣。最后,准备简单谈一点中国的东北,尤其是辽宁地区古代对马的使用情况及其和东邻的关系。 前面已经介绍,宁城南山根第102号墓出土有刻纹骨板,说明最迟在西周末至春秋初期,东北也有 马车存在。中国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商的祖先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发源,后来才转移到黄河流域。按照这种意见,是否使马、用车也是从东北或北方开始的呢?这一问题,值得深入进行研究。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骑马文化的形象逐渐明朗。北狄——匈奴、东胡——乌桓、鲜卑等成为骑马民族 的主流。宁城南山根101号墓、朝阳十二台营子、喀左南洞沟、沈阳郑家洼子等地的青铜短剑墓 葬都是春秋(或早到西周末)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墓中同时出有马具。相同的短剑(包括“琵琶 形”和“细形”两大类型制)在朗鲜半岛也有出土。但中国的骑马文化影响东邻之最强烈的,还是在第二个高潮期。这方面有几个标志:’ 1.马镫,中国大约在三世纪出现马镫,最初见於302年墓内马俑的左腹部,是单镫。其后在安阳 孝民屯,朝阳袁台子墓见有四世纪下半叶的双镫实物。这座墓还有画得很好的壁画,内容有骑马的武士,端坐的墓主人、侍女、以及白虎、玄武、上托墓顶的(下转第91页)(上接第88页)黑色的兽等。再晚些的马镫则是北票冯素弗墓、集安禹山下高句丽墓的出土品等。朝鲜半岛的马镫大约也在此时出现。 2.鞍具,木鞍大概在汉代出现,三国两晋时期,鞍桥加有华丽的装饰。慕容鲜卑系统的三个燕国出 土了一批原钉在鞍桥上有镂孔动物纹的鎏金铜饰片(镂鞍)。这类“镂鞍”,集炙高句丽墓也有出 土。有意味的是,三燕鞍饰作六角形镂孔,日本藤之木古坟鞍饰也作六角形镂孔,这应该不是偶然的。3.步摇,步摇本是从西域传来的一种首饰工艺,因其上穿缀小金叶,行步则摇,故名“步摇”。当 时华北一带流行步摇冠,慕容鲜卑加以模仿,遂成为慕容鲜卑的特征之一,并影响到朝鲜半岛。慕 容灭亡之后,步摇未能进一步发展,而在朝鲜半岛却得到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冠饰。在日本藤沐古坟发现金属“护胫”与履底也饰有步摇叶片。这些重要的文化交流主要发生在慕容鲜卑与高句丽的密切交往之中。慕容鲜卑地处辽西,建都龙城,东距高句丽甚近。而高句丽自汉魏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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