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所想到的春雷近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出现了研究中国热，相继出版了不少 著述，其中观点良萎间杂、褒贬各执。最近，我看了一位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写的研究中国问题的 书，觉得它是诸多研究中国问题译著中值得一读的书，原因是书中阐述和分析的内容正是我们特别 关心的一些问题。虽然作者的许多观点我不敢苟同，但仍觉得开卷有益。我想，如果用客观冷静的 眼光去读，我们是可以分清良秀的。因此，我想根据自己的认识，谈点书中的观点，偏颇之处，望 读者指正，我相信读者如果读下去，是一定能够用批判的眼光去其糟粕，取其裨益的。指出我们应 当警惕的几个陷阱中国“在引导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将遇到下列几个伪装得极好的预 设陷阱”。１、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钥匙，速度与安定同步运行。这是一个 很危险的陷阱。虽然经济增长缓慢会诱发政治的信任危机，但经济高速增长也会刺激社会固有矛盾 的激化，而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却是中共最不熟悉的。过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使旧结构迅速崩溃，而 新结构尚没有生成，社会将发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个空白期。如果说双轨制已经给中国人造成了很 大的麻烦和苦恼，那么双轨制都不起作用的空白期将是更人的社会危机。宏观一再失控，微观早已 失控。当左右两方面越过政府而互相攻击时，社会就处于失控的状态了。２、市场机制万能论与国 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体制改革。实际经济生活与模型论证有巨人差别。按照模型，市场机制的自发 调节完全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这种理想结果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全部条件获得完全满足的 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果不能保存一支强大的国有经济力量，使它们担当起部分资源配置和稳定经济 的作用，社会的商品经济体系根本无法协调运转，在中国这个刚刚开始向市场机制过渡的国家尤其 如此。一切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产品生产，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的参与，它们只服从计 划而不服从利润，服从全局而不服从企业的经营目标。在中国，谁抓住了大中型企业的领导权，谁 就抓住了国家的命脉和印把子。毛泽东有句至理名言：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这句话等于 告诉了你一个稳固政权的全部统治术和经营秘密。你要善于指挥自己的力量，而不要为这些力量所 左右，即不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头。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它追求的是政治、文化、教 育、环境和生活质量的综合发展。这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原则，而资本主义社会在 发展了几百年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为了利益而牺牲其他目标，例如环境恶化，教育偏颇等等 ，中国应避免重犯其他国家犯过的错误。３、打破“铁交椅”和干部选任的民主制度。毛泽东在总 结自己的治理经验时一再强调干部的作用。干部队伍基本稳定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同义语。随 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和现代观念也开始生成和发展，这种发展的一个突出倾向就 是反权威意识和自由化主张。这是一次非常容易卷入错误的机会，迎合舆论，迁就民意，是错误的 开始。如果这个队伍本身不是能获得安定，那么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反过来就要对社会的安定发起挑 战。因此，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发达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刻设法保持基本干 部队伍的稳定。４、保持政策的连贯性。有些政策在推行时是要对它的长期稳定性作出承诺的，这 是为了使社会放心地接受并执行它。另一类政策则不断进行调整。进行这类调整时不必承认“错误 ”，因为政府的任务就是不断变动各项政策，就如同驾车者要随时扭动方向盘一样，哪一次的向左 或向右都是正确的，因为车子在向前走着。鼓励在职职工进行第二职业的政策，也是职业道德发生 堕落的一个合法原因，弊端许多，绝非善策。５、善意的宣传诱导。宣传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上 ，才会取得教育民众的效果，同时也才会给宣传者自己赢得尊严。对自己的民族持一种正确的态度 ，是政府最重要的宣传教育内容。经济进步应与社会和民族的现代化同步，民族的现代化的突出特 征就是公众和政府在政治上的成熟。历史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不犯错误，然而出 现任何错误和失败，自己都将承受历史的重责。这是一份绝不令人羡慕的工作。历史只是保持了自 己的完整性：完整的毛泽东和完整的邓小平。历史唯一对中国人厚爱的地方，是将完整的毛泽东和 邓小平留给他们。这或许就是民族的最大的机遇。以上和下面的文字从原著中摘录引用。小标题亦 从原文中摘一句话为之。目的在于重点介绍这几个观点，以丰富我们的认识，开阔眼界。不妥之处 属我理解有差。中国面临着一次利益的再分配和调整作者说，“当一个社会已经事实上发生了分化 时，大多数民众能够保持冷静是因为他们发现政府的权力仍在政府手中。政府在社会分化中有一个 很重要的选择，即它的立场问题。”而“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应该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企业的 生产只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产品生产，它的生产目的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的 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企业一旦进入商品生产的轨道，有了它自身的单独利益，那么这种利益 必然与社会利益发生某些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良性压迫与对良性压迫的拼死反抗”。作者 指出了近年来的三个全国性问题。即“企业以行贿手段开展非法竞争引致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企 业强行进入无资金市场生产引致全国性的债务危机和库存危机；……全国性的假冒伪劣产品泛滥” 。作者指出，传媒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杜绝一切‘自由化’痕迹，……另一方面在经济体 制的争论中却极度自由化”。“从官办电视节目中看到企业主管人对中央政府公开抱怨，……说他 们的企业之所以竞争不过是因为中央放权不够。……这种言论在西方人看来如同政变宣言一般令人 惊心动魄。”作者说：“中国社会维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主要依靠这些国营大企业的支撑。而当 这些大型国营企业摆脱了对国家的义务的负担，‘同私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这个国家的 社会主义还能存在吗？”洛伊宁格尔指出：取消社会主义“在目前是绝对不可行的。社会和社会公 众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在中国，私下里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违宪的，但是可以公开地 作低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宣传，堂而皇之、大义凛然。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以经济矛盾的 替代形式出现的新矛盾洛伊宁格尔紧接着说：“快速的经济体制变革与滞后的社会心理意识之间形 成巨大落差，构成社会的各个危机点”。首先是“纵向逆差心理制造出改革的反对者”。他指出， “中国公众在产品经济条件下生活多年，习惯了那个安全而不超稳定的社会。当这个社会向一种有 风险、有竞争、有差别、有屈辱但是有活力的社会结构过渡时，恐惧、犹豫、徨等心理将自发地作 滞后性调节。……制造出负差感，产生今不如昔之感慨。这种心理潜流的基本特征是寻机发泄和排 遣，而且敌视权威的倾向明显”。作者说，这不是逆反心理。这种“逆差心理则是社会变化的心理 结果，……它不是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反映，但是它的反政府倾向和反权威倾向是绝对的。…… 积极作用是对政府的权力行为和政策指导行为起着监视和威慑作用，逼迫它小心谨慎从事，尽可能 做到平和与平衡。它的消极影响则是乘机打劫，使本来已经很困难的局面因为得不到公众的一致支 持而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作者指出，“中国社会将逐渐产生出职业的‘挑拨者’，而社会人群也 为这种职业提供了市场”。第二个危机点是“横向攀比心理制造着社会隔阂，并由此而发生社会分 层”。洛伊宁格尔指出：“当一个社会由人为的平等进入自然的不平等时，事实上的差距与意识、 感情、道德上的不适应是产生攀比性社会心理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幻觉是对绝对平等的追求， 而绝对平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反动。”“如果说纵向失衡必然产生愤怒，而愤怒必须得 以渲泄，那么横向失衡只产生忧郁，忧郁根本无法渲泄。后一种心理失衡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更危险 的情绪”。“横向失衡心态持续存在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改进思想教育 的手段和方法洛伊宁格尔在分析了利益再分配与调整中的心理态势后指出：国家政府“仅从经济角 度研究对策，只能陷入两难之中”。如果进行思想说服工作的“干部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 养，那么民众中的多数是可以接受劝导并服从全局利益的”。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传统的 思想教育工作的效力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这种教育常常不能自圆其说……，加之干部中的一 些人作风腐败，已经很难以身教人。但是无论如何，思想说服这种社会工作方法可以用而且必须要 使用的。在中共历史上这种方法曾产生过巨大的社会效力。６０年代初期的全国性大饥荒和工农业 生产结构的大调整，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做思想教育工作……中国居然没有发生饥民暴乱不 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紧接着说，企望思想说服工作能够在９０年代继续发挥作用，“除了要搞 好干部的廉洁之外，它还必须改进说服的手段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当他们面对民众时，他们必须做 到诚实”。任何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只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会有辉煌洛伊宁格尔研究的结论是： “中国的情况却与绝大多数国家可能出现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个国家有着自己的特殊条件，它在一 个时期内无法走别人已经走过并取得成功的道路。”而要走一条“独特的中国式发展道路。……中 国不可能走亚洲四小龙或日本、欧美走过的路，因为它是一个大而贫穷、文盲众多的国度，它唯一 正确的道路是遵循毛泽东的足迹延长线走下去，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作者指出：“在信仰问 题上，社会从来不会留下空白。所谓信仰危机在实质上是主体信仰受到挑战。中国的实际情况是， 一旦允许对信仰和权威发起怀疑，外来的思想和理论会迅速地涌入以填补真空。”许多西方的学说思想和政治理论之所以涌入了中国，“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开放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主体信仰被削弱了的结果，中国让出了空间，为它们开辟了市场。对于中国的进步来说，新鲜的思想和理论的不断流入肯定是一件好事情，至少它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开阔自己的眼界。但是中国人首先要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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