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采取了“区分论”原则,就是 将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阶层加以区别,提出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在于当时将日本国家引入 歧途的军国主义统治阶层。根据这一“区分论”,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公开宣布放弃对日战争 索赔,并表示这是为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的世代友好。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区分论”在日本 开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背景下、以什么原因发生的呢?本文就这些问 题进行探讨。一“全民忏悔论”实质上等于“全民无罪论”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于1938 年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号召日本全体国民(不仅包括军人,也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全面地 、没有例外地参与战时体制,这就是所谓的“大政翼赞体制”。1943年,在“大政翼赞体制” 下出现了“一亿火球”的口号(当时日本国内的人口只有六七千万人,这里所说的“一亿”包括了 日本本土以外诸如朝鲜、中国台湾等沦为日本殖民地或占领区的人口——编者注)。1944年, 陷于绝境、一筹莫展的以陆军为主的日本强硬派更是提出了“一亿玉碎”论。根据同一逻辑,在日 本战败后的1945年8月28日,东久迩宫首相在讲话中提出了“重建被烧为灰烬的日本国家时 ,一亿日本国民不得不做总忏悔”的“一亿忏悔”论。①“一亿总动员”、“一亿火球”、“一亿 玉碎”、“一亿忏悔”这些说法,毫无区别地将日本国家领导阶层与普通老百姓混同起来。特别是 战后“一亿忏悔论”,其实质就是“一亿赎罪论”、“全民有罪论”,实质上就等于是“全民无罪 论”,这样在逻辑上混淆了战争责任的是非曲直,并必然将导致免除天皇和那些甲级战犯的战争责 任。1956年,日本评论家大宅壮一在一篇批评当时日本电视节目下流化现象的文章里,奚落了 “一亿忏悔论”的说法是“一亿白痴化”。①滥用“一亿”(因为战败而失去殖民地的战后初期的 日本人口显然不到一亿——编者注)的政治目的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停止理性思维,将所有人当成“ 白痴”,否定日本军国主义与一般老百姓在战争责任上的区别。每个日本人都有责任对过去的战争 进行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也需要进行全民“总忏悔”。事实上,战败后不久,一部分日本人的确开 始进行认真反思,同时也认识到应该把日本国民的自我责任与国家统治阶层的责任区分开来,并明 确领导阶层的战争责任。当时,以美国为主的战胜国所主持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负有重 大责任的日本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国际审判,并将他们定罪为甲级战犯,日本的普通国民在这场审判 过程当中作为旁观者,在清算军国主义分子的战争责任问题上一直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今天的 视角来看,特别是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受到以小泉首相为首的部分日本领导人 所宣扬的观点影响,认为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甲级战犯和一般老百姓之间没什么重大区别,各有各的 责任,这种看法意味着又要回到“一亿总忏悔论”的老路上。由此可见,“一亿总忏悔论”在战后 并没有被彻底地加以否定,而是一直潜藏在日本人的深层心理之中。回顾二战后日本的历程,就会 知道很多日本国民(百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动了数次规模宏大的反战和平运动。例如,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几百万国民参加的废除核武器和平运动,后来发展成全球规模的反核 运动网。②1959～1960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修订《日美安全条约》的群众运动(简 称“1960年安保斗争”)。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原是甲级战犯嫌疑犯,由于二战后驻日联合 国军远东司令部的日本占领政策发生转变,欲将日本变成“反共”前线基地。岸信介正是受惠于此 才于1948年免予起诉被释放后才得以重回政界,并于1957年上台当了首相。但他受到了上 百万群众的抗议压力,终于在1960年7月下台了。③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了反对越南战 争的群众斗争,其规模也是涵盖全世界范围的,比如与美国的黑人公民权运动就结成了某种连带关 系。④1967～1970年发生了所谓“1970年安保斗争”,其规模与“1960年安保斗 争”不相上下,但其性质不仅仅是关于安保条约问题,而且还是与日本国内各方面的社会斗争(例 如以水俣渔民斗争为典型的反公害、反环境污染运动,以千叶县三里冢农民斗争为主的反对国家强 制征用农地斗争和以东京大学、日本大学、明治大学的学生运动为开端的全国规模的学潮等)联系 在一起展开的。⑤这些和平反战运动表明,日本国民在战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放弃跟着国家走的 老路,开始和日本国家领导阶层“分手”,选择一种“区分论”的新道路了。二以“1960年日 本安保斗争”为转折点,“区分论”的内涵开始变化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政 府采用了“区分论”原则,就是将广义的(广大)日本人民与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对 待。⑥这里所说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在形式上是指战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军事领导人 ,并不意味着战后的日本国家领导人。但就日本人民的自我感觉而言,与其说是自己和战时领导人 有区别,不如说是和战后领导人有区别,因为大多数日本国民在战时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区分论” ,反而响应国家号召的“一亿总动员”而参战,到了战后才开始逐渐有了对政府的自觉批判意识。 中国政府对日关系早期的这种“区分论”的实际内涵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变化,就是愈发 高度地评价日本人民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当时的说法就是美帝国主义)的社会运动。1960年岸 信介首相下台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讲话中就全面支持“1960年 安保斗争”,而且在提到死于抗议活动中的桦美智子时特意说:“桦美智子已经变成全世界著名的 民族英雄了”。①于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将原来仅用于区分战时日本的日本国 民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阶层的“区分论”用于战后日本。根据这个“区分论”的对日原则,周恩来 总理在1972年发表《日中共同宣言》之前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的会谈中明确提出,不愿意 给日本人民更大的负担。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钓鱼岛问题、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一系列 引起日中两国间纠纷的事件发生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也只是向日本政府和驻北京日本大使馆提 出抗议,一次也没有把普通日本国民作为“攻击”对象,因而没有产生过“抵制日货”等口号。②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有了变化。特别是近些年日本留学生在中国西北大学的下流表 演事件和日本游客在珠海集体买春事件等招致中国国民强烈反感的事件发生后,才出现了中国部分 民众“反日”、“排日”的活动以及“抵制日货”之类的口号,日中两国部分国民之间开始冲突的 局面终于不幸出现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呢?本文将从日本国内社会近几十年思潮的变迁来 探讨其原因。三日本社会的信仰危机与其政治背景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实际上从1975年越南战 争停战直到2005年的今天,整整30年间日本社会上没有发生过一次批判日本政府的大规模群 众示威活动。其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社会上出现了深刻的“信仰危机”现象。这一 倾向到了1975～1976年前后越来越严重,这时在积极参加过“1960年安保斗争”、越 南反战运动和“1970年安保斗争”的这一代中青年国民中很广泛地产生了一种犬儒主义思潮。 ③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状况的发生呢?尽管对此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产生“信仰危机”的根本原 因就在于:自己衷心信仰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经过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实践(就是“物象化” 过程)后,最终却导致了与自己期待完全相反的残酷悲惨之结果。例如,作为一种广泛的信仰体系 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肃反以及60年代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此外,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越南和柬埔寨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在美军正式从印度 支那半岛撤退后却开始了互相争斗乃至爆发战争。这些给支持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失 望感。同样的现象在日本也看得到。在日本社会的左翼运动、特别是作为“1960年安保斗争” 和其后的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的骨干势力的无党派和新左翼等多种派系内部,在20世纪60年代后 半期开始出现了日趋严重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倾向,产生了以日本阿拉伯赤军和联合赤军为代表 的各种激进派,武斗、内斗还破坏了运动内部的团结,终于发生了1972年联合赤军内部大肃清 杀死14名自己人的事件。当时日本所有电视台的节目都进行24小时详细报道并连续三四天进行 实况转播,因此其影响极为深刻广泛。这一事件全面破案后,虽然日本国民没有丧失对政治的关心 ,但已不再轻易地将自己信仰的思想和理念付诸社会实践了。受到这种日本社会变迁的影响,原来 在日本思想界和论坛里有相当影响力的综合性月刊和周刊杂志(如《世界》、《思想》、《周刊朝 日专刊》、《中央公论》等)都大大地减少其发行量,社会思想失去了作为指引社会生活方向的意 义,逐渐蜕变为一般教育类书籍中的知识。换言之,只有做文章的思想,而失去了能唤起推动社会 变革力量的思想。在此状况下,一些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试图要脱离诸多“世俗”的各种“主义” 精神圈,而回归原教旨的神圣领域。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有部分原马克思 主义信仰者开始研究初期马克思的思想,以寻找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原貌。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是广松 涉,他通过重新翻译1845年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来尝试将马克思的思想与胡塞尔(E dumundHusserl)现象学哲学结合起来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诠释。但1979年前后却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思潮,就是认为即使回到原教旨领域的思想活动也没有多少积极意义,因为自由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或是其他主义也好,它们的启蒙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等的思想原点本身有伴随“物象化”过程无法回避的会产生暴力(terror)的现象。代表这种思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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