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和谐社会现象的特征解析和谐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均衡、协调、整体发展是和 谐社会的根本特征。然而,由于世界中非均衡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和谐与不和谐成为伴随人类社 会发展的永恒矛盾。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伦理学中的“自我与对象”、社会学中的“个体与 整体”、经济学中的“均衡与非均衡”、协同论中的“协同与冲突”等,均是围绕这一矛盾的解释 与处理而展开的,并成为这些学科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可见和谐问题的基础性。如何从诸多的不和 谐发展现象中归纳出不和谐社会现象的一般性、本质性特征,便成为追寻不和谐社会发展现象产生 的根源、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理论环节。1.狭义利益主体与狭义利益行为导向人是社会的主体, 人在世界的主体性地位成就了世界的属人性质与世界的人化特征,而协调与均衡发展则是和谐社会 的根本特征和要求。这样,我们考察现代“人类—社会”现象便有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点:一是所 有不和谐社会现象的发生均与人类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寻找不和谐社会现象必须转向对人 类自身行为的根究;二是所有的不和谐社会现象均是对均衡、协调、整体发展规律的偏离或破坏, 而这个破坏的主体是人。基于这一理论逻辑,我们便可以从对人类行为的分析入手来解释不和谐社 会现象形成的理论机理。由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主体的人始终受有限理性、有限信息和有限能力等 有限性的局限,“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律。在这一矛盾与规律支配下,使得 “机会主义”与“短期行为”成为人类行为的重要特征。短期行为侧重于行为主体的眼前利益和局 部利益,从而导致对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忽视,形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不 和谐发展矛盾。由此,我们可以把根源于人类的短期行为引起的诸多不和谐社会现象归纳为如下三 种基本型。(1)在人与自然之间强调人的主体性利益,导致资源环境过度受损。由于人在世界的 主体性地位,人的“主体性+有限理性”导致了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天平斜向于人类一边。人类 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必须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为条件,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人类有限 理性与有限能力的局限,则使得这种开发利用演化为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掠夺与过度损害。当 这种损害超出了自然界的自我恢复能力时,损害便累积起来,形成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发展关系。 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发展矛盾累积速度慢,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被 察觉。如历史上我国北方及西部一些地区的宜人环境远胜于东部,然而,由于受有限理性支持的人 类短期行为导致了对区域资源的滥用。今日西部一些地区的生态贫瘠与北方荒漠化现象加剧与秦皇 汉武以来历朝历代的大肆砍伐与过度耕垦存在强相关性,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天府之国陕西关中地区 成为今日的贫困地区即其典型案例。问题并不止于此。由于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类的根本标志,是 人类能够将自己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累积起来传交给后代,使后代能够在前人成果(工具、知识与 科技积累等)的基础上进行劳动。这是解释人与自然关系和人类行为本质方面的一个重要观点(陈 惠雄,1999)。这一情形使人类最终确立了自己在世界的主体性地位。随着经验与知识积累, 一定界点后的生产力发展必然出现加速现象,从而使得人与环境间的挑战与适应状况发生改变。随 着这种改变,具有质变意义的生产力时代到来——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近代工业革命诞生,从应对自 然界挑战中积累起来的人类经验加倍反作用于大自然,对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显著加速了。然而, 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进步置于有限理性的前提之下,人的世界主体性地位与有限理性状况的结合使得 这种工业化加速在取得日益巨大的国民财富的同时,给自然界以日益加重的损害。与之而来,人类 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体性地位日益强化。以文艺复兴人本主义思潮为起点,人类中心主义——一种被 人们指称的近代主体性思想与个人本位价值理念,在欧洲逐渐上升为主流社会价值观。在这种价值 观主导下,“末端治理”型工业化,一种与人的主体性和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性质结合起来相一致的 工业化路径模式由此形成了。这种工业化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不顾生态承载力与资源承载力,行为意 识上单向度地盯住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国民财富增长。由于近代工业化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并不顾生 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的约束,其结果是工业增长大大超出了自然界对工业污染排放的自净能力和资 源的可持续的利用率,大面积的生态失衡与资源紧张问题凸显于世,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矛盾逐 渐加剧。1970—1999年,全球环境指数下降了约30%。这意味着在这短短30年间人类拥有的自然资源减少了30%。在过去20多年间,天空(大气层中的散逸层顶)下降了8公里,北冰洋冰层厚度下降了近一半。在中国,2001年人均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已经高达2.0346公顷,而人均生态承载力(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仅为0.8033公顷,人均生态赤字高达1.2313公顷,远高于全球平均 生态赤字0.4公顷的水平(陶在朴,2003)。目前,我国的水、石油、相关有色金属资源均 面临较为严峻的短缺局面。由于过度强调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体性利益,已经引起了严重的生态安 全与资源安全问题,甚至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显示出人与自然不和谐发展 的突出矛盾。(2)在人与人之间强调强势主体利益,导致弱势群体利益过度受损。生物世界中存 在着普遍的个体发展差异现象,个体差异产生了强者占优与生物群体中的强势主体领导性质,在人 类社会中则形成了强势主体与弱势群体等多个社会阶层与结构。这说明,人类群体的阶层存在态势 符合生物学规则,有其客观必然性。然而,人类社会的问题并不在于强者占优的生物学规则与阶层 结构态势,而是在于强势主体在有限理性状态下,利用其占优的资源配置权,进行有利于强势主体 的资源配置,使得利益天平倾向于强势主体一边。当这种倾向达到一定程度,便造成了人与人之间 的矛盾冲突,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社会态势。贫富差距、阶级对立以及国际间的利益集团冲突 由之发生。进一步的问题是,与一般生物世界的强者占优情形不同,人类因具有劳动积累的独有特 点,使得强者占优规则在人类社会发展路径上存在着沿着两种不同路径行进的独有可能性:一种是 随着劳动积累过程中的知识增加,理性被逐渐改进,被改进的理性与知识主要用于“生产(”这很 重要),从而使强势与弱势者共同分享社会进步的果实。无论是强势主体还是弱势群体,其利益的 获得均逐渐向着依靠各主体自身的行为效率来获得,并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等公共财政手段来不断 增强社会公平支持的力度,这样的社会发展路径比较平稳,人际比较和谐,发生社会冲突与动荡的 概率就比较低。另一种是随着劳动积累过程中的知识增加,被增加的知识主要用于“分配(”这也 很重要),从而使强势主体始终占有最大化的国民财富,弱势群体则难以同享社会进步的果实。这 样的社会虽然看起来生产力也在进步,但这种基于科学技术自身进步规律的进步,并不等同于基于 社会整体福祉改善的进步,同样也不一定能够导致民生状况的整体改善。这样的社会阶层区分明显 ,人际冲突较多,科技进步终会因社会不和谐、交易费用增大而受阻。当贫富差距的社会阶层分离 达到一定界点,社会动荡自然加剧。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与欧洲社会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延伸 路径的差异可能是根本性原因。在产权经济学上,前者叫“生产性努力”的社会路径,后者是“分 配性努力”的社会路径。前者把增加的知识与理性主要用于生产,后者则更多地在分配(如何去分 配别人生产出来的财富)上下功夫。一个过度偏向于强势主体利益的社会示范现象,会导致大家把 各自的心思过多地耗在如何去分配利益方面(包括偷盗行为与侵吞公共资产等犯罪途径),这样必 然要造成社会的无序化,并削弱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经验与技术不断积累的情况下, 被增加的知识是用于生产还是用于分配,对社会状态与社会延伸路径的影响是巨大的。(3)在当 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强调当代人利益,导致代际不公平和后代利益过度受损。强调当代人利益与强调 强势主体利益和在自然界面前强调人的利益的原因是相同的。强势主体主持世界与有限理性两者的 结合加大了当代强势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机率,使得完全处于弱势的后代人利益遭到损害。这种 损害大多以过度透支资源环境的“吃子孙饭”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限度内,这种损害虽可以通过 自然界的自然再生能力与人类的技术进步去弥补,但可能已经给后代人(继任者)增加了生存与发 展成本,对后续的社会进步构成累积性的不利影响。当这种损害超过一定限度,甚至会造成“现时 报,”连当代人也难于幸免。沙尘暴、荒漠化、水土流失等大多是前人长期过度透支资源环境形成 的累积性恶果,疯牛病、SARS、禽流感等恶性疾病则与当代人类的动物伦理行为失当直接相关 。而由过度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造成的恶性疾病的大量增加与国民体质下降,则已经等不及把报应 留给后代人,当代人就自食其果了。综合上述,在人与自然之间强调人的利益,在人与人之间强调 强势主体利益,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强调当代人利益,这就是通贯古今而又相互联系、相互生成 的三种不和谐现象。把这三种现象归结起来,即形成了社会利益收归于“当代强势主体(”当代是 相对于后代而言,强势相对于弱势而言,主体相对于客体而言)的“狭义利益主体”现象。显然, 狭义利益主体的行为导向又是建立在注重物质利益、注重少数人利益、注重眼前利益三个利益基点 之上的,这便是“狭义利益”现象。狭义利益主体的狭义利益行为导向,这便是社会不和谐现象的 一个主要方面。狭义利益现象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受益主体主要集中于“当代强势主体”的物质利益和当期利益,受益的更加广泛与长期的对象被忽视。由于“强者占优”原则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权上,从而使得追求权利成为历代社会中实现强势者利益的最基本途径,金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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