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宏观经济还是从社会形势来看,无论是从老百姓还是从领导者心态来看,如今中国经济社会 的方方面面与20多年前刚启动改革时及其后改革进程相比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今 天我们的改革战略、改革路径、改革思维并没有发生多大的转变。因此,必然产生当前这场反思改 革的大争论。笔者认为现实中的改革有三个盲点。一是“改革”本身的盲点,今天“改革”一词的 涵义应该发生变化。过去这么多年的改革一直是单向型的,主要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改革。政府 给经济改革最大的自由度,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自由公开地讨论。但是其他方面的改革就没有这么 大的自由度。笔者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基本结束。许多经济学家现在都在写法学方面的文章 ,讨论法律方面的问题,说明改革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到了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需 要重新定义,不应再局限在经济领域。但是,现在的改革思维并未改变,我们社会的治理方式还是 沿用以往的行政治国的方式。比如我国的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制定的方式,依然采取中共中央提出 建议、国务院提出规划纲要,然后提交“两会”讨论,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程序。这样一种严谨的程 序要求,目前只有《宪法》的制定能够与之相比。但是,这样的规划严格说来只是政策性宣言,没 有对政府的具体指标要求,因此它不是可操作性的规划。更重要的是,规划的起草、制订、实施、 完成,没有相应的法律的问责制和可诉性的法律机制在其中。费这么大的劲,发动这么多人讨论, 对地方政府影响这么大,搞出来的规划最后在实践当中可能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改变我们的改革 思维与战略,把改革延伸到政府治理与其他领域,可能比改革本身更重要。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走 到了新阶段,新改革的定义,应该是强调法治化取向和非经济的改革。二是改革动力机制的盲点, 就是群众权利贫困问题。因为权利贫困带来对改革动力机制的不足。过去的改革,很多人认为是自 上而下推动的,实际上,中国28年的改革一直是自下而上的、以解决经济利益为主的改革,改革 的动力来自于底层。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农民工到下岗职工的利益诉求,都是从社会底层开 始的。但是今天来自社会底层的改革动力机制失去了传导性,这是因为普通民众、群众的权利贫困 问题已经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现在中国已进入利益诉求与利益博弈的时代,但目前老 百姓的利益诉求并不是表面的经济利益的诉求,而是权利的诉求。权利的贫困已成为最大的贫困。 改革不关注解决权利贫困问题,下一步改革就改不下去。权利贫困问题首先表现在目前对老百姓侵 权行为发生的数量上,上访人数增加的数据统计可以佐证。今天老百姓面临的权利贫困的现象的确 是增加了,侵害甚至盘剥、践踏普通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大大增多了,和20多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其次表现在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普通民众合法权益受侵受损,目前只能是通过网络、信访、 上访,甚至是在本地暴力抗争来解决,近年来激增的群体性事件,有许多是一般性的权益纠纷,竟 然导致老百姓以命相搏、以命相抗,这说明普通民众利益诉求的正式表达渠道非常狭窄,权利的救 济没有充分的、合法的途径。现在要解决权利贫困问题,重要的是建立群众维权与法律救济的新渠 道。原来我们是靠市长、省长到总理的批示这样的行政方式,个案解决权利贫困问题。下一步要通 过法治的方式、程序正义的方式、司法救济的渠道来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这就涉及到我们现在 的司法改革、法院改革、提高法官素质等等。要解决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重要的是首先解决权利 贫困问题。三是改革领导者的盲点,就是在什么样的改革平台上进一步推进改革,谁来主导改革? 目前改革的平台主要是国务院各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由于政府转型不到位,政府各部门权责关系 不“对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关系不清晰,政府和市场的权力边界不明晰,政府还 未转型到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容易演变为政府部门的权力“卡位”与地方利益的争夺。即便建立 一个综合性的改革设计领导部门,也不见得能解决目前改革中的政府部门“卡位”问题。如果能把 这样一种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权力争夺,引向一个公开、透明、各利益主体广泛参与的新的 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平台,改革的发动与深化才有可能。显然,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是制度的平台 和立法机构,改革的下一步焦点是在立法和立法机构上。今年立法的重点在制定物权法、国有资产 法、破产法、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与修改预算法、刑法等。与以往立法大多是技术性立法(如 公司法、证券法修改)不同,现在立法牵涉的都是有关市场经济基本秩序与各方的权力与权益。如 物权法涉及如何看待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反垄断法涉及要不要反“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政 垄断,预算法与国有资产法涉及如何构建公共财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企业所得 税法涉及内资、外资两税并轨问题等等,都涉及权力与权利的重新界定与分配问题。这些问题不能 通过原有的行政部门为中心的改革平台来解决,而要通过利害相关方参与其中、经过反复博弈、制 度化的方式来解决。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改革的主导者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 也不是法学家。学者在改革中的角色只是理性思考改革、传播改革观念、评判公共政策、提供决策 咨询。在政府改革转型完成以后,政府将不再担当改革主导者的角色,因此,一个由具有高度职业 伦理的、以律师、法官、会计师等为中坚的专业工作者阶层对于改革将是非常重要的。某种程度上 ,他们将决定改革政策的实施与实施的质量。中国社会有了这么一个庞大的专业工作者阶层,改革 就会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改革才会真正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中国改革的三个盲点@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0088当前中国改革有三个盲点:一是改革本身的涵 义应该变化而没有变化,即改革应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府治理与其他领域,强调法治化取向和非经 济的改革;二是改革动力机制的盲点,即改革必须关注解决权利贫困问题;三是改革领导者的盲点 ,即在什么样的改革平台上来推进改革、谁来领导改革?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是制度的平台和立法机 构,让各利益主体广泛参与、反复博弈。改革;;盲点锏闹鞯颊卟皇蔷醚Ъ摇⒄窝Ъ摇⑸缁嵫 Ъ?也不是法学家。学者在改革中的角色只是理性思考改革、传播改革观念、评判公共政策、提供 决策咨询。在政府改革转型完成以后,政府将不再担当改革主导者的角色,因此,一个由具有高度 职业伦理的、以律师、法官、会计师等为中坚的专业工作者阶层对于改革将是非常重要的。某种程 度上,他们将决定改革政策的实施与实施的质量。中国社会有了这么一个庞大的专业工作者阶层, 改革就会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改革才会真正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中国改革的三个盲 点@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0088当前中国改革有三个盲点:一是改革本身 的涵义应该变化而没有变化,即改革应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府治理与其他领域,强调法治化取向和 非经济的改革;二是改革动力机制的盲点,即改革必须关注解决权利贫困问题;三是改革领导者的盲点,即在什么样的改革平台上来推进改革、谁来领导改革?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是制度的平台和立法机构,让各利益主体广泛参与、反复博弈。改革;;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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