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共产党的后继党的发展模式自1989—1991年间东欧一党制崩溃以来,原执政 党已经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少数国家和它们的政治精英(如爱沙尼亚共产党)在政权交替过程中完 全解体。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在巨变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幸存下来,但是,幸存下来的共产党 或者说共产党的后继党在各国的表现很不一样,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典型的后继党发展模式,这些 模式也反映出后继党在后社会主义转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第一种模式是执政党中的较大的派系( 包括相关的部门精英)自身重组,在政权交替时期组建新的政党,形成一个相对可靠的(新)社会 民主党,这个党在首次自由选举(通常称为“奠基选举”)一般是落败了,成为议会里的反对党, 反对巨变后产生的首批后社会主义改革政府。这些后继党一般能够在第二次自由选举中获得相当数 量的选票,从而参与或领导新的联合政府。这样,它们最终会对后社会主义转型的进一步深入产生 重要和有益的影响。选择这种发展道路的典型例子是匈牙利。波兰和立陶宛也属于这种模式。第二 种模式是表面看来新生的后继党在奠基选举中获胜。在这些国家中,由于老的精英集团迅速掌管政 府权力,后继党的党内改革比第一种模式中的政党改革要复杂得多,时间上也大为滞后。新政府很 大程度上依靠老的稳定的代理网络。而这些网络首先热衷于维护它们获取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权力, 因此,对任何激进的人事和制度改革以及有效的改革政策加以阻挠。由于改革政策在初期不彻底、 不连贯,这些国家的转轨进程很快就落后了。虽然它们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些进步,但它们的经济实 力仍然相对较弱,制度还不稳定。实行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第三种模式是 原政党自身重组(这点与第二种模式类似),但重组时间很晚,且是迫于群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双月刊)反抗的压力而重组的。这些党从重组一开始,就面临着新建的社会民主党的强有力的挑战 。由于是脱胎于对共产党统治进行对抗的民主反对党,社会民主党比起表面看来“新生”的后继党 来说,获得社会民主倾向的选民支持的机会要大得多。因此,在“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挑战面 前,共产党的后继党基本上没有机会取得政策制订和发言权。实际上,这些后继党从来没有对后社 会主义转型的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有捷克斯洛伐克或捷克共和国。当然,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个特例,但某种意义上它也属于这一模式。后继党所选择的后社会主义道路各 不相同,可以看作是政治精英在过渡期间的不同组合的结果,这一时期事实上是从社会主义政治体 制最后阶段的民主化开始的,一直到首次自由的竞争选举结束。政治精英在各国的分布情况不一, 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在相互起作用:一是政党领导权和政党机构的一致性或分裂程度;二是民间组织机构或反对派组织的策略能力;三是对群众的政治动员的强度(Wielgohs,Pollack,2004:245—54)。但是,共产党自身对1980年代 后期不断加剧的政治体制危机如何做出反应,也对过渡时期的政治力量的分布,以及此阶段共产党 或其后继组织所起作用的大小产生了影响。社会多元化与经济现代化———一党制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东欧,从1953年到1968年,斯大林主义政权向后斯大林主义政权过渡(Ekiert, 1996;Fehéretal.,1991)。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危机。危机过后,此地区所有 的共产党能够暂时稳定它们的统治。这种政治体制得以巩固,其基础是经济政策的战略转移,即从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策略转向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从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早期, 大多数东欧国家整体生活水平的确有了很大提高。由于实行了这种政策转移(有时叫做“新社会契 约”或“经济与社会政策的统一”),共产党一方面赢得了更广大人民的拥护,另一方面也强化了 管理阶级(即党组织和国家政府的普通成员,军事和安全机构的高层人员,以及经济与学术精英) 的责任。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们实施了一些(有限的)经济改 革措施,来加强国有企业的自主性,使它们利用自己的权益作为驱动力,实现更高效的经济。然而 ,到19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体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阶段,后来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 夫称之为“停滞期”。在停滞期间,出现了两个核心问题,这两个核心问题越来越威胁到国家社会 主义秩序和一党制的生存。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经受住西方的经济和技术竞争,能否通过传统的 方式,即广泛使用越来越少的现有资源,来维持人们整体生活水准。除此之外,东欧各国越来越跟 不上国际经济发展的步伐,而且1970年代的石油价格上涨对它们的影响也远远大于西方,有些 国家的整体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为了恢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需要一种新的 基于科学、技术和管理创新的经济快速发展模式。第二个问题是,全面现代化(如工业化、都市化 和教育革命)、旨在缓解集中控制型经济的呆板做法而进行的多种经济改革措施试验、政党活动部 分地从公民私人生活中脱离出来、以及在文化生活中实行有限制的自由,凡此种种导致人们在社会 、文化生活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而这些差异反过来又促使社会中的利益趋向越来越多元化。如何 来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多元化现象,最终成为东欧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最大挑战。它涉及到政权稳定 性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892006年第1期总第 123期一党制的合法性:对社会发展目标达成共识的必要性在后斯大林主义时期,一党制的管理 能力取决于对其统治合法化的具体模式。一方面,主要依赖斯大林主义时期广泛使用的方式(如大 规模的思想运动和压迫)来稳固统治的做法,已经不再奏效了,因为即使是党和国家的官员也不太 相信马列主义的思想教条了。另一方面,通过正式的政治竞争的程序来合法化的做法,在这个政治 体制中也不存在。因此,只有创造一种对社会及其发展目标达成的共识,这种目标要低于官方的思 想教条,能够被所有集团以及社会群体所认可,才能实现一党制的合法化,得到人民的拥护。这种 包含一切的共识可以依赖的基础是:人们普遍相信融合了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倾向的经济增长和 技术进步是可行的,是可以做到的。这种信念或多或少被政治领导、官员和社会所认同。然而,在 1970年代后半期,这种共识不断减弱。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由于受到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 长的极限》以及西方绿色组织和环保运动的影响,以不断开采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不受控制的经济增 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这种怀疑也扩展到东欧的一些知识阶层。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技 术和社会已停滞不前。由于与西方相比越来越落后,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不仅仅是普通大 众,而且管理阶级和官员都越来越怀疑党的能力以及一党制能否成功地领导国家向一个新的创新的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人们对发展的可及性和可行性丧失了信心,反过来也强化了社会文化的多元性 。为了成功地转轨为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共产党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多元性。他们只能重组一党制 的机构框架,为自治的社会利益集团开辟合法空间,从而增加创新所需要的积极性。应对社会多元 化的模式众所周知,东欧的所有共产党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地应付这种挑战,即把不同的社会利益和 文化取向重新整合成对新的共同目标的一种社会共识,管理好向现代经济的转型。直到1980年 代后期,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措施虽然在大多数东欧国家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施,但是,当党的 领导害怕经济竞争会削弱一党统治的基础时,这些措施就被停止甚至被取消了。不过,在不同的国 家,共产党对1980年代的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挑战的反应各不相同。不同的应对方式对于他们在 1990年以后几年中的政治、经济转型和政权交替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产生了影响。用我们的 三个范例概括来说,对社会多元化的反应可以分为三类。(一)在匈牙利,亚诺什·卡达尔领导的 共产党在1960年代就开始谨慎地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调和措施来调和不同利益和政治倾向之间 的关系。这样一来,共产党就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社会多元性,虽然接受程度有限,但已是在逐渐增 加。明显的事实是,中央委员会内部各群体与政治局本身之间的非正式竞争被认为是“合法的”, 只要这种竞争不超越一定的限制,当然这些限制比在任何其他共产党内的限制要宽得多。与其他东 欧国家政党的常规做法不同的是,在匈牙利,战略决策的转移通常不是根据总书记提议、政治局一 致决定对政策进行修改并被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而是党的领导内部各派权力制衡的结果。这些派 系与政党机构和“民间社会”的精英团体关系密切。同时,有限的表达不同利益和政见的自由空间 (在东欧国家中是较大的)被扩展到党和国家官方机构之外了,工会也复兴了。在1980年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政策和“第二经济”强化了大众中的个体化和非政治化倾向,同时,减弱了 经济精英对政党机构的依赖性。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虽然在社会主义秩序下实施了这些改革政策 ,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努力90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还是失败了。在1980年代,对共同 目标的社会共识最终在普通大众和更广泛的机构职员和管理阶层中逐渐削弱了。最后,自1987 年“改革派”在党的领导中占多数以后,党开始向竞争性的多党民主“协商过渡”,合法化独立的 政治团体的建立,以及与新政党的代表举行圆桌会议。的确,在奠基选举中,后继党失去了统治地 位,败给了由原先的反对党组成的新联盟。但是由于它在过渡期所起的作用以及能够重组一个社会 民主党和有效的议会反对党,后继党能够重新获得大众足够的支持,赢得1994年选举,成为与 原政见相异政党组建的联合政府中的主导成员。自199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匈牙利政府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党领导,这是原共产党的后继组织,而且加入欧盟的主要措施也是在它的领导下实施的。(二)在罗马尼亚,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领导的政党从来没有承认社会多元化是现代化和发展的驱动力,社会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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