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到一合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客死长安的墓志和志盖。尽管该墓志文仅有 171字,但言简意赅,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了许多有关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信息,这为我们深入研究 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客死长安的墓志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些不可多得的新资料。该墓志由于是迄 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惟一一方唐时日本人墓志,因此,立即引起了中日学术界极大的关注。笔者也 不揣冒昧对以下六个问题发表一孔之见,以求与中日学术界同仁进行研讨。一、关于墓志铭“赠尚 衣奉御”的开首语首先,值得指出的是,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对志盖和墓志的书写形 式与内容观察入微,对“赠尚衣奉御”的写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志盖和墓志在表现墓主人身份方面,都是从‘赠尚衣奉御’开头的。在通常情况下,一般是要去掉‘赠’字,变为‘唐(大唐 )故尚衣奉御’,而井真成墓志的这种写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1>在我看来,志盖和墓志分 别写为“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和“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两者都是完全符合唐代墓志一般书写格式的,而绝对不能写为“唐(大唐)故尚衣奉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墓主人生前并没有做过“尚衣奉御”这样的官,因此 ,即使在他死后也并不存在所谓“故尚衣奉御”的问题。像这样开头直截了当写为“赠尚衣奉御” 官衔的墓主人,表明他的官衔是死后赠予的。此类例子虽不多见,但也不是孤例。例如,考古发掘 的鲜于庭诲的墓志盖为《大唐故鲜于将军墓志》,志文为《大唐故云麾将军右领军卫将军上柱国北平县开国公赠右领军卫大将军鲜于公墓志铭并序》<2>(P62);曹景林的墓志盖为《大唐故赠扬州大都督曹府君墓志之铭》,志文为《唐故云麾将军左 龙武军将军知军事兼试光禄卿上柱国谯郡开国公赠扬州大都督曹府君墓志铭并序》;尤其是陇西董夫人的墓志盖为《唐故陇西董夫人墓志》,志文为《唐故赠陇西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并序》<3>(P100, 103)。从上述 3例可以清楚看出,凡是使用“故……”官衔的场合,表明墓主人生前曾做过此官;凡是使用“赠… …”官衔的场合,则表明墓主人生前并未做过此官,而是死后赠予的。因此,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 别,绝对不能合二而一,混为一谈。二、井真成与“尚衣奉御”“尚衣奉御”一职,是隋唐时期“尚衣局”之下的一种职事官。据唐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卷11记载:“尚衣局,奉御二人,从五品上。……隋门下省,有御府局监二人。大业三年 (607),分属殿内省,其后又改为尚衣局。皇朝因之,龙朔二年(662),改为奉冕大夫。咸亨元年 (670)复旧。……尚衣奉御,掌管天子衣服,详其制度,辨其名数,而供其进御,直长为之贰。 凡天子冕服十有三。一曰大裘冕;二曰衮服;三曰鷩冕;四曰毳冕;五曰絺冕;六曰玄冕;七曰通天冠;八曰武弁;九曰弁服;十曰黑介帻;十一曰白纱帽;十二曰平巾帻;十三曰翼善冠。”<4>(P235-236)显而易见,“尚衣奉御”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天子衣服”。不过,从“赠尚衣 奉御”来看,井真成生前并没有做过此官,而是死后赠给他的一种荣誉官衔。值得注意的是,在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712-756),“尚衣奉御”的任职情况较之以前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唐玄宗 30个皇儿当中,尚无一人做过此官。皇后妹夫长孙昕 <5> (P615)居然坐到“尚衣奉御”的职务,这就无形中加大了包括皇子在内的皇族贵戚晋升“尚衣 奉御”的筹码。由此可见,出身低微的下级官吏要想在唐玄宗时期担任从五品上的“尚衣奉御”之职绝非易事,更何况井真成是一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如果井真成的确是 717年随第 8次遣唐使团赴唐的话,那么到 734年意外死亡,他在长安居住了 17年之久。可以设想一下,井真成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后来究竟还会在长安居住多久?最终在唐朝能做到多高级别的官吏? 乃至后来他本人对中日文化交流能做出怎样的贡献? 这是任何人无法估量的。不过,我想至少不会是“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惟大臣 (吉备真备 )及朝衡 (阿倍仲麻吕 )二人而已”<6> (P423),可能还会出现井真成的名字。如上所述,井真成在长安滞留期间,适逢是唐玄宗李隆 基的执政时期,这期间也是晋升“尚衣奉御”官职最为困难的特殊时期。因此,我认为井真成生前 尽管从未做过“尚衣奉御”的职事官,也未必是他的能力问题,可能是由于当时该职位并没有空缺 。不妨可以试想一下,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日本留学生井真成,死后能够让唐玄宗皇帝感到如此悯伤 和“追崇有典”,这情况至少反映了唐玄宗皇帝对井真成生前为人处事有一些欣赏,或许他们之间 还有一定的私交。三、井真成之名是中国名字关于井真成其人,除了墓志记载之外,在中日古代典 籍中只字未提,无从稽考。据三省堂编修所编纂的《简明人名辞典》介绍,日本历史上与“井”字 相关的姓氏只有“复姓”与“多姓”,而尚无发现一例“单姓”。“井”姓在我国起源很早,据说 与中国古代天文有关,井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天文分野在陕北一带。所以早在上古三代就出现了所 谓的姜姓井族;西周时期,这些井姓望族集中分布在古代的周原地区,即现在的陕西岐山和扶风一 带,直到今天,井姓的居住区域仍然主要分布在陕西省和辽宁省,据说这两个省份的井姓已占整个 井姓人口的五分之三。因此,从目前所掌握的日本人名姓氏资料来看,我认为井真成的名字显然不 是古代日本人的姓名,很有可能是他来到长安之后为自己所起的中国姓氏。不过,中日学者也对此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其中,国学院大学铃靖民教授认为:“所谓'井 '姓这样的中国姓,或许是与以现在的大阪藤井寺市一带为根据地的渡来者 '井上忌寸 '的家族有关,他不仅是这一家族中特别优秀的人才,而且也是一位有门路的人。”<7>奈良大学东野治之教授则认为:“所说的 '井 '姓,理应是省略日本姓而自称的姓,这从带有 '井 '字姓氏家族出身者的身上可以略知一二。这里,使人想起 7世纪末至 8世纪前半叶,有层出不穷的遣唐使少录、遣新罗使、遣唐留学生都是出自于葛井氏。这一族是迁徙 来的民族,他们是以南河内的葛井寺一带为根据地,原本称之白猪氏。从很早以前,好像这一族就 自称为葛井氏,和铜年间的葛井诸会就与白猪广成排在一起,这从《经国集》中看得一清二楚。这 一族中的白猪广成、葛井大成、葛井清成等人,都是拥有相似名字的同代人,或许就是井真成的近亲吧!当然,‘井’上再加一个字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像葛井氏那样,活跃在这个方面的人物还没有问世。”<8>现在看来,究竟井真成是出身于“井上氏”呢,还是出身于“葛井氏”呢? 我认为上述两种推测的可能性都不能完全排除,但井真成的改姓似乎与“井上”与“葛井”没有必然 的联系。前一种意见认为,应去掉后一个“上”字,而后一种意见则是认为,应去掉前一个“葛”字,两者之间显然是无规律可循。其实,早在隋炀帝大业三年(607),统治阶级上层就开始对来自异邦的遣隋使名字进行音译了。例如,当时隋人呼 (小野 )妹子曰“苏因高”,呼 (难波 )雄成曰“乎那利”。据汪向荣、夏应元二位先生考证:遣隋使大使“苏因高”之名显然是日文イモコ(妹子)的音译,而“乎那利”之名则无疑是日文ヨナリ(雄成)的音译 <9> (P54-55)。进入唐代以后,似乎流行于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们中的一种风潮就是给自己起中国名字。例如,阿倍仲麻吕 (仲满 )的中国名字“朝衡”,有时也写作“晁衡”,就是他为自己所起的中国名字。另外,“其偏 (副)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10>也是一个明显例证。由此可以推 断,井真成的名字如果不是古代日本人真实姓名的话,那么,我认为他就应该同阿倍仲麻吕为自己 所起的中国名字朝衡的情况类似,也很有可能是他为自己所起的中国名字———井真成。西北大学 贾麦明副研究员认为:“井姓应为到中国之后所起,真成之名也为汉名,非日本名。”<11>西 北大学王建新教授也认为:“井真成,可能为其所用中国姓名,如阿倍仲麻吕的中国姓名为朝衡, 也有可能是日本原姓名。……原名井上真成,按中国的读法,可能会称为姓井,名上,字真成,志 文中只有姓和字,而略去了名。”<12>四、“日本”国号确立年代考古代高丽僧侣道显曾经写 了一本名为《日本世纪》的读本。从《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八年十月辛酉条文可知,道显《日本世 纪》的成书年代应在天智天皇八年(669)。如果这样,我觉得将《日本世纪》的成书年代和“日本”国号正式确立的年代都定为天智天皇八年( 669 )之前是较为合适的。在这一点上,我与王仲殊教授的观点 <13>也是不谋而合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与《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的“日本”国号出现的年代为 670年是十分接近的。刘 等人撰写的《旧唐书》中就有记载:“日本国,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 :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小国,并倭国之地。”<10>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 的《新唐书·东夷列传》也有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咸亨元年(670),遣使贺平高丽 。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14>实际上,《旧唐书》的成书年代在前,而《新唐书 》的成书年代在后,因此,我们说《新唐书》中有关“日本”的内容与《旧唐书》的记载出现雷同 也就不足为奇了。五、浐水东原墓地探微最后,我想就“窆于万年县浐水东原”的井真成之墓志铭 谈一点个人的看法?」苣壳拔颐腔共恢谰娉赡怪久鐾恋娜非械氐?但是,志文“窆于万年县 浐水东原”的石刻资料却为我们今后探100寻其他客死在长安的日本人墓葬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 的线索。如果沿着这条线索坚持不懈地去勘查与调查,我想在“万年县浐水东原”一带发现客死长 安的日本人高向玄理、弁正、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吕以及众多无名氏的墓群并不是没有可能的?赜诳退莱ぐ驳囊煜缛说穆裨嵯八?在贾麦明副研究员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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