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鷇口隆康和三上次男对夏鼐的评价今天看来还是那么言简意赅,他“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中最 有威信的人,在国际方面也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少有的考古家”犤1犦;“他在天上,从天空继续 发出强烈的光,照亮着中国考古学前进的道路。”犤2犦夏鼐的学术生涯,王仲殊、安志敏、王世 民、杨泓、刘庆桂等先生已多有论述犤3犦。要之于先生的学术贡献,以史前考古、科技史和中西 交通史三者为之最。一般认为,夏鼐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主要受彼特里(SirFlinder sPetrie,1853～1942年)、惠勒(SirMortimerwheeler,1 890～1976年)的影响。彼氏的埃及考古学及其陶器序列断代法,惠氏的田野发掘方法尤其 是所谓的“惠勒的方格”,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重要的是,夏鼐在巴勒斯坦的确见过彼特里,在 英国的梅登堡曾跟着惠勒参加过发掘。但是,夏鼐考古学思想的核心———考古学文化的定义、食 物生产(新石器革命)与文明(城市革命)的观念,应该主要还是受柴尔德(V.GordonC hilde,1892～1957年)的影响,尽管当年夏鼐并没有到爱丁堡大学亲受柴氏的学业 ;而一般较少被谈论的夏鼐的农史与农业考古方面的研究实践,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与方法。 稻、粟、小麦与番薯1983年,晚年的夏鼐在日本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题的演讲使用了柴尔 德的“新石器革命”(NeolithicRevolution)的概念并探讨了文化与文明的 关系:有人认为“文明”这一名称,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不 管怎样,文明是“野蛮”的新石器人创造出来的。现今的考古学文献中,多使用“新石器革命”这 一名词来指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业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犤4犦农业或食物生产成为史前 文化的最高成就或标志。有趣的是,中学时代的夏鼐就曾对人类的食物获取这一话题有过自己的见 解。他曾对吕思勉的《饮食进化之序》提出过质疑,食物的进化并不一是动物在前,也许是植物在 前,亦或动植物开始;而对于《礼记·礼运》中“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的 茹毛则作出新解,毛并不当然是指鸟兽的毛、血和肉,根据训诂和修辞,毛亦可作草木解。茹毛可 能是食草木之根叶犤5犦。这见解的确有点新颖。在其后50年的考古生涯中,夏鼐对动植物的驯 化及其交流与传播有过持续的关注与探索。1959年,夏鼐在丁颖的卓有成效的探索的基础上提 出水稻的起源问题可能要在长江流域的考古工作中解决,也就是说,水稻可能起源于长江流域或更 南犤6犦。当时云南和两广都发现了野生稻;在江汉平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京山屈家岭、天门石 家河以及武汉放鹰台等遗址发现了栽培的粳稻;在安徽肥东的大陈墩遗址也发现了稻粒。后来随着 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粳稻、籼稻等植物种子的发现,水稻的长江流域起源说得到了进一步的 支持犤7犦。1977年,他对水稻的印度起源说明确提出了异议,“现下所发现的水稻,中国的 较印度的为早,而野生稻则两国皆有,故一般不再认为中国水稻起源于印度。”犤8犦1983年 他高度评价了河姆渡遗址的新发现,河姆渡文化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这是远东及东南亚各国主 要粮食水稻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最早的食物标本,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犤9犦由于上个世 纪五六十年代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粟(小米,setariaitalica),人们认为它 可能是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时期的主要农作物。夏鼐就此提出,西亚、北非和欧洲的新石器时代的农 作物都是以小麦和大麦为主,粟很是罕见,并且出现的时代较晚。粟是耐旱农作物,适宜于我国干 燥、半干燥性气侯的黄土地带。而且,它的野生品种在我国境内分布很广。因此,粟极有可能首先 在中加栽培成功犤10犦。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找到可能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遗址,有关粟 的起源的探索也是极其有限的。70年代后期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在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 遗址中发现有粟的遗存,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5700年。但是,“这种文化还有它的渊源 ,如能找到更早的新石器文化,或可解决中国农业的起源问题。”犤11犦1965年,夏鼐说: “在安徽亳县钓鱼台遗址的龙山文化遗物中发现炭化的小麦,是属于‘古代小麦’(T.anti guornm,Heer)”。而钓鱼台的小麦遗存当时是由权威的金善宝所认定的犤12犦。1 977年,他更是明确提出小麦起源于西亚,“现下一般认为(小麦)起源于叙利亚北部及其附近 ”犤13犦。不仅是中国的小麦,中国的番薯也是这种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硕果。夏鼐对中国古代的 甘薯及其与来自美洲的番薯之间的关系也有过一番精彩的考证犤14犦。中国古代的甘薯是署蓣的 一种。而今天叫做甘薯的食用植物则是番薯,它的原产地在美洲中部。16世纪西班牙人把它移植 到吕宋岛(菲律宾岛),明代万历年间再由吕宋输入福建,这在文献上是有明确记载的。因为它的 供食用的块根有点像我国的薯和芋,当初就叫它番薯或山芋。另一种从美洲传入的食用植物——— 马铃薯,我们也叫做洋山芋、洋芋或山药蛋。番薯的原产地是美洲中部热带地带,而整个旧大陆包 括中国在发现美洲以前都没有番薯这一种植物。所有可能肯定我国古代没有番薯,而且,以番薯的 丰产和易于栽培,如果我国古已有之,为什么还要等到明末才突然地得到大量的推广呢?乾隆年间 的人口激增可能就与明末输入原产地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有关系。这两种作物都适宜在贫瘠的土地 上种植可获得丰产。我国五种最主要的粮食的产量比重依次水稻、小麦、玉蜀黍、番薯(甘薯)、 谷子(小米),可见这两种由明代才输入的谷物的重要。蚕、桑与丝绸三上次男曾经指出,夏鼐的 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文化关系及科学技术史的考古学研究的兴趣,是与他青年时留学英伦并曾在埃及 、巴勒斯坦参加过考古调查与发掘的经历有关。在史语所工作时,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地域仍然是 以与西亚相近的甘肃为中心的地方犤15犦。的确,奠定夏鼐在中国考古学界地位的一个重要事件 正是1945年他对甘肃阳洼齐家文化年代的重新校订,这被有些学者看成是“标志中国史前考古 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结束了。”犤16犦不仅如此,夏鼐另外两 项独具匠心的研究———丝绸之路与外国货币,也都与中国西部有关。夏鼐对中国古代蚕桑丝绸以 及中西技术交流的浓厚兴趣与令人惊叹的深刻见解是否也与他出身于温州丝绸商人的家庭背景有关 呢?“浙江自古以来是产业丰富的地方,以此为基础,文化的芬芳也很浓郁,而且很早就有繁盛的 海外交通,是开放之地。作为他的特点之一的视野开阔,无疑是生来就从这样的风土环境中得到的 。”犤17犦中国是全世界一个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制绢的国家,丝绸或许是中国对于世界物质文 化最大的一项贡献犤18犦。1959～1960年,在新疆的尼雅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发现了一 批东汉和北朝至初唐时期的丝织品遗物。这两处都位于新疆境内古代丝路的沿线犤19犦。夏鼐的 有关古代丝织品的研究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尼雅的出土物包括汉绮、彩锦和刺绣。夏鼐认为,汉绮 的地纹的织法都是平纹组织,而图案花纹的组织法则都是以经线起花。汉代用素地起花组织法,主 要有以下两种:1、类似经斜纹组织。早在殷商时代的丝织品中便已有了这种花纹,在罗布淖尔( 楼兰遗址)和额济纳河(居延烽燧遗址)的汉代遗址中仍有出土,唐时继续盛行,花纹图案和织造 技术从殷至汉一脉相承。2、“汉式组织”。这种花纹曾在罗布淖尔、诺音乌拉和叙利亚的帕尔米 拉等处发现。帕尔米拉在离地中海不远的地方,是当时丝路上靠近西端的一个贸易城市。彩锦是利 用不同颜色的经线起花,组织技术是所谓“经线起花的平纹重组织”。两色的汉锦是由两组不同颜 色的经线织成。汉锦花纹的轮廓线因此显得较为柔和和平整。刺绣是在已经织好的织物上用针绣出 花纹,它的艺术性比织锦更高。同时由于是完全的手工,它比织锦也就更为昂贵。尼雅之外,汉绣 在罗布淖尔、诺音乌拉、帕尔米拉和怀安及武威的汉墓等处都有所发现。尼雅汉绣都是在单色细绢 上用锁绣法绣上花纹的,这种绣法在古代希腊曾被曾采用。因为需有类似后世提花机的一种有提花 设备的织机,汉代的暗花绸和彩锦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纺织技术的最高水平。一般认为,西方织机上 的踏蹑的设备以至提机都比中国晚,这很有可能是受到中国的影响。从大的背景来看,正是由于西 方对于中国丝织品需求和仿制,近东的纺织技术受到刺激性的发展。但西亚的纺织技术传统是斜纹 组织以及纬线起花,尽管他们是从中国学去了养蚕法和提花机。为了满足西方市场的需要,在隋代 和初唐,中国丝织品的图样有些便采用波斯的风格。在织锦的技术方面,有时也受到波斯锦的影响 。在阿斯塔那墓地就发现了一些带有典型的波斯萨珊朝式纹锦的中国丝织品以及一些可能是波斯或 中亚的丝织品。到了1972年,夏鼐开始追溯中国汉代及以前蚕桑丝绸的历史犤20犦。众所周 知,夏鼐对1926年西阴村出土的那枚著名的半割的蚕茧犤21犦是持否定态度的。而50年代 后期在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平纹组织的家蚕丝织品以及吴江梅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 陶上的蚕纹则得到了他的肯定。殷商时期最可靠的还应是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这包括青铜器花纹 中蚕纹、玉饰品中的玉蚕以及出土的丝绸残片(绮和刺绣)。到了春秋战国,《礼记·月令》和《 吕氏春秋·季春季》均见蚕桑事情。战国铜器上的采桑图,可能表明当时已有“地桑”的培植。2 0世纪50～60年代在湖北、湖南楚墓中发现的丝绸实物则包括了文绮、织锦和刺绣,其中长沙 楚墓出土的织锦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织锦实物。汉代植桑育蚕技术的改良在《汜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等文献中了明确的记载。汉画像石上的采桑图,使得文献中关于矮株“地桑”的培育有了明确的证据。相对于高株的普通桑,地桑是人工改良的结果。有了好的饲料,生产优质的蚕丝才能得到保证。在夏鼐之前,根据汉画像石的材料并参考后世和现今民间的简单织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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