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次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围绕战争和战后援建问题的世界大国间的冲突与磨合以及各国国内政策的调整和变异 ,都使“9·11”事件后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呈现出发人深思的变化。对于东北亚各国来说 ,对世界政治变化的感悟还不仅仅局限于此 ,几乎与伊拉克问题同时提到国际议事日程的朝鲜核武器开发问题 ,更使该地区各国陷于了久违的危机漩涡。亚洲东西部的两个国家对战争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的抉择 ,客观上加速了新世纪国家间政治和国内政治大幅度转型 ,更使东北亚各国的内政和外交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世界政治和区域政治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 ,使东北亚各国的政策选择显现出某种连续性和间断性的混乱 ,对世界政治变动的敏感、捕捉和对引发地区动荡的根源性问题的切实体验 ,使得各国陷入深深的困惑和思变之中。日本政治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直面选择的 ,国内的政治危机和国际的政治动荡相互助长 ,不但小泉内阁、自民党的政权地位受到严重的冲击 ,就连日本政治的总体运营根基也经受了考验。 2 0 0 3年对于日本是极富挑战性的一年 ,对这样的一年来说最具参考价值的应该是第 1次海湾战争和前苏联 1991年的解体 ,那一年对日本外交的影响一直是日本政界挥之不去的阴影 ,因此 ,相对“海部式”的应战而言 ,今天更应该关注的是“小泉式”的应战和影响。两个危机对日本的挑战 如何理解伊拉克战争和朝鲜核危机挑战下日本的国家行为 ,从理论上说至少有这样的两个观点。国际关系中的新现实主义认为 ,结构是体系层次上决定结果的主要因素 :结构鼓励一些行动而阻止其它行动。因此 ,理解国际体系的结构 ,使我们有可能对国家行为的方式做出解释<1> 。按照肯尼斯·沃尔兹的观点 ,行为体也许会感觉到对他们施加约束的结构 ,并理解到结构是如何运作来奖励某些行为而惩罚另一些行为的。这种国家行为总是被看作是由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构成的。卡尔德将这样的国家为“反应国家” ,即主要的对外政策并非是独自制定的 ,而是通过对富于变化的外部压力的反应而予以实施的 ,也就是说 ,他强调的是 ,在政策制定上 ,相对于作用而言的反作用是主要的 ,相对于主动的行为而言被动的适应行为是主要的<2 > 。对此 ,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出 ,一国的政策选择 ,并不是哪个国家对所处制约性结构的单方面被动反应的产物 ,行为体的主体性能动作用的发挥也是关键。而且 ,个别国家在一定的自律性范围下 ,还会摸索适应结构变化的策略乃至通过创造特定的规范、规则 ,使结构制度化或改变结构<3 > 。应该说 ,两个视角对于分析日本的选择都具有同样的重要作用。伊拉克问题从危机演化为战争 ,从战争步入重建 ,使日本的外交政策经历了新的磨练。在第 1次海湾战争中 ,日本“只出钱 ,不流血”的“支票外交” ,曾经遭到美国及其西方伙伴们的强烈批评 ,日本国内围绕日本的作用、贡献问题进行了持久性的辩论 ,如何强化同盟关系、发挥日本的军事作用一直困扰着日本。所以第 3次伊拉克战争客观上为日本面向世界扭转 12年前的外交不利影响提供了一个机会 ,也正因为如此 ,它的选择也备受注目。伊拉克战争前 ,围绕武力的行使问题美欧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但是同时期的日本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和先发制人的攻击乃至改变他国政权的理论 ,却表现出积极地支持态势 ,这同 1990年日欧对攻击伊拉克问题的立场选择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欧洲的法德曾经在 12年前积极地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 ,但是在 12年后却反对对伊动武 ;而日本的选择却同法德相反 ,它对 12年前经联合国授权的美国行动的反应过于迟缓 ,而对此次缺乏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美国单边行动表现得过于积极。在伊战发动的当天 ,小泉首相就迅速地正式表明了支持战争态度 ,认为这是“基于同盟关系的必然选择”。这遭到了国内多数人的批评 ,从而引发了新的论争。众所周知 ,坚持美日同盟、联合国中心主义和作为亚洲的一员 ,是日本外交的 3大基轴 ,日本政府强调美日特殊关系而不顾联合国反应、只强调对美支持而未从亚洲一员予以考虑的表态 ,使日本战后所坚持的外交理念遭到了质疑。因此 ,伊拉克问题使日美关系第一的日本外交得以显形 ,而此后日本国会通过的有事关联三法案、对伊拉克特别援助法案 ,将对美支援以及向伊拉克派兵提到了具体的议事日程。从同盟的角度看 ,法德是可以出兵但却反对美国动武而拒绝美国的要求 ,日本是缺乏合法的派兵依据而利用机会通过法律而积极响应美国的要求 ,这充分显现了日本安全政策变化和国家体制转型的方向。日本做出迅速反应的最大的理由除了 12年前的教训外 ,还可能是考虑到了朝鲜核问题的非确定性。朝核问题对日本形成的威胁远远大于伊拉克问题 ,核问题的发生使 2 0 0 2年小泉访朝力图扭转日朝关系的希望化为泡影。更为严峻的是日本必须面对美国可能对朝动武给日本带来的外交危机。无论从日本自身更安全的角度 ,还是与周边大国关系的角度看 ,日本都不会积极支持美国的武力解决方式。但是 ,在朝鲜采取强硬立场、美朝关系日渐激化 ,且日本又缺乏能自身化解危机的信心的形势下 ,日本选择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可以说是向朝鲜和周边国家传递这样的信息 :如果美国对朝鲜动武 ,日本也可能会不得不选择支持。这同美国通过打击伊拉克震慑“邪恶轴心国”的朝鲜和伊朗的意图 ,可能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尽管核问题对日本可能造成的危险使日本处于严重危机的境地 ,但更使日本感到危机的却是解决核问题所显现的它的认同危机。朝鲜拒绝日本参加六方会谈的行为 ,使日本外交政策显现出本身的弊端。也就是 ,如果将对伊拉克问题的积极态度看作是对朝鲜发出的信号的话 ,那么 ,朝鲜的行为某种程度可能是对于日本举措的回击或者说是“报复”。这样 ,日本就处于两难的选择境地 ,不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 ,可能会被视为是对朝鲜核开发行为的姑息 ,而使日本愈加被动 ,美国对日的责难会使两国关系恶化 ,且丧失在朝核问题上的对美协调力度 ;支持美国 ,朝鲜可能将此视为某种“挑衅” ,排斥日本在核问题上的发言权 ,同样使日本陷入被动 ,并引发其它国家的敌视行为。可以说 ,这可能是日本通过了有事关联三法案和对伊拉克派兵法案后 ,却迟迟未采取实质性行动的原因之一。伊拉克问题和朝核问题尽管显现了日本外交的两难选择问题 ,相互牵制日本的政策方向 ,但是 ,从整体上做历史性的考察会发现 ,不管何种力量在限制日本的选择 ,日本以国际危机为契机进行大幅度的政策调整乃至突破法律和宪法限制 ,使日本越来越“普通国家”化的步伐在加快 ,从对中国威胁的宣扬到朝鲜核开发的指责 ,从增强日本对“9·11”恐怖袭击的警戒意识到对伊拉克战争美日关系第 1的确认 ,都使以前被视为“禁区”性的问题 ,在各种名目下很“合乎逻辑”地得以通过 ,新防卫合作指针、周边事态法案、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有事关联三法案、伊拉克新法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借助了“外压” ,此后尚存的问题还有修改宪法、将防卫厅晋升为防卫省等问题。按照日本国民的性格 ,这些法案虽然在其制定、探讨时期会存在可能及其很强的反对势力或群体 ,但如果法案通过的话 ,多数的反对势力或群体会将重心转移到具体的实施问题上去 ,默认法案本身的合理性只重视细节问题 ,这就使日本的议会民主政治日渐空洞化 ,使右倾化的势力有机可乘。“小泉式”的政治应战 外交决策体现的是决策者对政治机会把握和愿望的诉求。要产生一项特定的行动 ,既需要机会也需要愿望 ,二者同为必要条件<4 > 。日本外交的危机与小泉内阁的政治危机是紧密相连的。 2 0 0 3年对于小泉内阁来说 ,除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受到挫折和必须对外部军事冲突作出审慎的抉择外 ,统一地方选举、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解散、大选问题也困扰该内阁 ,尤其是自由党和民主党的合并 ,使小泉更处于党内和党外双重的压力之下 ,在这种内忧外患咄咄逼人的形势中 ,小泉政治的前景成为最大的变数。对日本经济结构性的调整陷于困境的批评 ,不但来自日本国内的反对派 ,还来自于日本的盟国美国。 2 0 0 3年初 ,美国对小泉结构改革的期望值在降低 ,对于小泉政治的前景也很悲观 ,对小泉改革的支持力度在下降 ,美国考虑最多的是解散议会进行大选的时间和可能带来的日本政治变换问题 ,但是美国也承认除小泉外、可供选择的、能够寄予厚望的人选并不多。从小泉自身的政治经营看 ,2 0 0 2年下半年政治的危机已经显现苗头 ,出于解决国内政治困境的某些考虑 ,小泉选择了访问平壤 ,力图实现日朝关系的突破以扭转困境 ,但是核问题使其希望落空。2 0 0 3年 1月他又访问俄罗斯进行日俄首脑会晤 ,但是国内对小泉实现日俄关系的突破始终持消极态度。对于小泉来说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是引发国内政治动荡的因素 ,也是扭转政治危机的因素。美国对日关系的强化 ,使小泉政治再现生机 ,此后的内阁支持率不断攀升。 5月 15日历经 1年多论争的有事关联三法案终获通过 ,7月 2 6日伊拉克复兴特别法案 (伊拉克新法 )也顺利通过 ,这样小泉选择了 9月下旬进行自民党总裁选举 ,选举后在几乎与众议院增补选举的同一时间的 10月中旬解散国会 ,11月上旬进行大选。这样一系列的巧用制度合理性的选举策略安排 ,显示了小泉对再当选的信心。小泉纯一郎被称为日本政界的“怪人”<5 > 。自 3年前开始执政以来 ,不但为日本经济的改革设定了整体性的结构框架 ,而且对于日本政治的改造也处心积虑。在继承了前几届内阁“改造日本”的作法的同时 ,他抓住小布什执政以来美国政策变化的契机 ,利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以及朝核问题的国民危机意识 ,在修改宪法、集体自卫权、TM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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