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种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相结合的集合性话语,它与后现代理论既相 区别又相联系。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常引起争议,但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张京媛认为,后殖民有两 种含义,一是指时间上的完结,即前殖民统治已经结束;二是意义的取代,即殖民主义已经被取代 。<1>这一点是学术界所争论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还远未超越殖民主义,体现殖民本质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仍然存在。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ArifDerek) 认为,后殖民有三种含义,它还包含前殖民时期结束以后的全球状态的话语。<2>道格拉斯·罗 比森(D.Robison)在《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Translationa ndEmpire:PostcolonialTheoriesExplained)一书中对 后殖民理论作了系统的归类,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结束 之后,在20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因此,后殖民指殖民 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从16世纪起到现在殖民地怎样适应 、反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因此,后殖民指殖民主义开始之后的文化状态;三是研究20世纪末 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 ,因此,后殖民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关系。<3>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 ,世界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时翻译领域中的各种后殖民现象也向新时期的译论 研究提出了挑战。怎样使我国历史悠久的翻译和文明永葆青春和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张柏然教授指 出,新时期的中国译学研究应该站在有史以来的译学批判基础之上,“对现实的问题进行文化分析 ,探求与新文化发展相符合的译学道路;同时对实际翻译活动中的‘纯翻译’问题的关注拓展为对 整个民族命运的关怀,为民族文化的新生寻求适合的翻译策略。”<4>因此,在翻译中强调文化 身份的民族性,弘扬民族的文化风格,不但不会阻碍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而且有利于解构当今西方 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试图借“全球化”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策略。后殖民99第20卷 第2期Jo urnalof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 y理论不但为译论研究的“文化转向”注入了新的活力,更契合了译论研究的时代背景。文化身份 的确认已经成为当今第三世界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民族文化只有通过文化身份的确认,才能 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别的文化身份的认同,是一个民族 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本文拟将后殖民理论在翻译中的映射,表现解析翻译的政治、翻译典 律和翻译伦理,以及它们与构建民族身份的关系,并探讨民族身份对于避免“自我殖民”和解构“ 文化霸权”的意义。 二、从民族身份的视角解读翻译的政治纵观中外翻译理论发展,译论范式 的交替和演进与语文学、语言学、符号学特别是哲学范式的演变有很深的渊源,许多翻译理论家已 意识到,翻译已不仅仅是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传统的翻译研究或多或少拘泥于翻译行为的内部 因素,如风格、语言、作者、译者等等。他们认为语言是透明的,翻译是一种纯语言的转换过程。 这种看法近两年来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翻译理论由于长期受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思维定 势,认为语言是一个规范的、同一的和稳定的符号系统,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工具,因此 语言被类比为数学符号系统成了理性和规律性的象征。这种思维方式考虑的只是符号内部的关系, 完全抹去了给这些符号以内容的意义,以此为基础的翻译研究“把重点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探讨,而 忽视了翻译活动中的最积极因素,即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5>。但是,语言不仅指向、表 明和反映外部世界,它同时还应该包括对语言本身的表述,语言既有其工具性的一面,还有其意识 形态的一面,即语言的意义随语境的改变而改变,随听话人的变化而变化,其意义也随着主体的参 与变得不再确定。译者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制约,他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文本的选 择以及他所采取的立场和制定的翻译方案,以及所运用的方法都强化了翻译过程中意义的不确定性 ;正如德利达(J.Derrida)所说,意义永远是有“差异”和被“延搁”的<6>。因此 ,翻译也永远不可能是原文的一个整体;翻译行为也会由于特定的社会形式和文化环境,不可避免 地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例如,在二战爆发之后的印度,民族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英国殖民政府 放弃了过去的直统而转向不在场的统治,因而英国人类学的翻译事业也因国家的赞助得到空前的发 展,土著民的“反抗”常常被翻译成“与环境失调”,因为土著民“拒不纳税是对环境变化无法适 应的一种症状”<7>。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的翻译,其本质不再是一种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 前提纯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以价值选择和意义阐释为前提的政治。由此催生的后殖民理论,把 翻译作为引发有关再现、文化身份、权利以及历史性等诸多问题的场点。“属下”(subalt ern),又译为“贱民”或“庶民”,是后殖民理论用来描写文化霸权的概念,原指那些处于边 缘地位的社会集团,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属下指被剥夺了发言权而赋予的文化身份。尼南贾纳(T.Niranjana)在《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及殖民语境》(Siting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theColonialContext)一书中深入地分析了 翻译对文化身份构建的主体性作用,18世纪末,英国为了了解东印度公司统治之下的“属下”, 要求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Jones)等学者翻译印度的典籍,但琼斯等通过一 系列的翻译策略把对印度文化的溯古或称颂之辞作为胡编乱造通通删掉,而对某些堕落的东西却大 做文章,因而所构建出的“印度人”都是“一付懒懒散散、逆来顺受的样子,整个民族无法品味自 由的果实,却期盼被专制所统治,印度人言行虚伪、奸诈无信,其品行之劣远远超过了野蛮社会的 通常标准”<8>。翻译作品对印度人的塑造至少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大英帝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正如赛义德(Said)所说,把“东方作为可资参照的形象、观念、人格 和经验,帮助了欧洲对自身的界定”<9>。在这些学者的笔下翻译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 而是实现帝国主义霸业的工具。东方文化成为阴弱、专制、感性、贪欲和落后的代名词,而欧洲文 化却是阳刚、民主、理性、道德和进步的象征。他们在翻译的同时,也书写了一代代的“属下”形 象,这些形象可以上升到民族的意义层面,因为翻译以本土的政治和文化价值为取向,把那些不利 于本土文化的争论和分歧排除,并创造异域文化身份的形象,这样翻译既构建了异域民族身份,又 塑造了一个本土文化身份。通过这种方式,翻译在读者的心目中塑造了一个被殖民者的刻板形象, 并进一步“形成了一个种族或民族的模型(stereotype),这一模型强化了霸权,也使 得殖民统治合理化了”<10>(P166)。随着翻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后殖民翻译理论家从 理论上完全摆脱了纯语言研究的束缚,把对翻译本质的研究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为了重新书写 “属下”的身份和抵抗文化霸权,在民族众多,以英语为官方语、方言繁芜的印度,以拉加·饶( RiajaRao)为代表的一批印度作家提倡用印度化的英语和印度的本土叙事策略创作,从而 “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既非英国英语,亦非印度英语”<11>。在001翻译印度作品时,他 们不用地道的英语来翻译,故意使英语陌生化,在译文中嵌入一些印度方言和习俗,以保留所谓的 “印度精神”,使他们的作品读起来像翻译作品,获得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创作的个性,不再曲意逢 迎英语世界的标准和口味。为重写文化身份和进一步解构殖民主义,尼南贾纳和本雅明(W.Be njamin)等学者提倡以“重译”和再现文化身份的“民族性”,来回答殖民主义和消除它的 余孽,认为“属下”必须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民族性的精华;“重译”的目的就是要改写殖民主义 的“属下”形象,即把原来神秘的、非理性的、原始的、无知的和迷信的刻板文化,改写为具有深 刻的宗教底蕴和博大精深的传统印度文化。尼南贾纳充分肯定了这一重写神话,认为这一策略不仅 在印度的民族志翻译中得到印证,而且将对全世界所有的后殖民文化产生影响。尼南贾纳等后殖民 理论家指出,书写“属下”的殖民翻译之后隐藏着对差异性、异质性和杂合性的压抑,因而坚持历 史性和文化接触理论,呼唤而不是压抑异质性。<8>(P173)在此基础上,韦努蒂(L.V enuti)在《翻译的丑闻:伦理的差异》(TheScandalsofTranslati on:TowardsanEthicsofDifference)中,在对历史上英国、美国 和欧洲国家的文本和翻译进行考察之后明确指出,翻译是可以实现差异的场所,翻译的目的是使一 种文化为另一种文化所理解,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归化,她主张异化的翻译,“抵抗”以目的语文化 价值为主体的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10>这种策略旨在通过强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 性作用,在翻译文本和外国读者的心目中塑造一个不同的他者,以实现对民族身份的重新阐释。 三、从民族身份的塑造质疑翻译的典律由于长期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译者在翻译东方文化文 本时,必须选择符合刻板的“东方形象”文本以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否则毫无市场,因而在事实 上形成了严格规范翻译行为的“典律”。在后殖民语境下,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文化 交流虽然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景象,但在这种繁荣之后文化交流的“典律”导致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文化误读和误解,尤其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中,人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典律”的存在,西方文化喜欢将东方民族的愚昧、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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