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慕陶已成公论,早在通判杭州时便有“不独江天解空阔,地偏心远似陶潜”<1>的句子,贬黄 州后效其躬耕于田,又作《稍遍》,序曰:“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 筑雪堂于上,人皆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上,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隐括, 使就声律,以遣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知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2>离黄州赴汝州云:“渊明吾所师。”<3>元知杭州又云:“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 斜川。”<4>以后知扬州,始和陶诗,直至远谪海南,共和了一百多首。苏轼为何自比陶潜?他 曾经夫子自道:“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渊明之子 )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后患,虽勉辞世 ,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世,以犯世患,此 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东坡续集卷三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又道:“陶 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 今贤之,贵其真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语》前集卷三引)言语之中大有惺惺惜惺惺之态,既慕 其诗更慕其人,甚至还把东坡雪堂比为陶渊明的斜川:“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 人间,依旧却归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 亭丘,孤秀耸层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5>两人同是梦中了了,醉中清醒, 确为隔世之音。然而欲效之正是不可为之之故,慕之正是不可企及之故,知此者莫如其弟苏辙:“ 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世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 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苏陶本属异世,经历与所受之学又不同,故 二人心态实有很大区别,当以“自得”概括陶渊明,以“自适”概括苏轼。“自得”一词出自嵇康 《答难养生论》:“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田川亩,被褐 啜菽,莫不自得;不足者,虽养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这段话正合用在陶潜身上,超外物 而意足,意足而自得。渊明一生无不如此。怎样才能超外物呢?嵇康又道:“外物以乐之,外物虽 丰,衰亦备矣。有生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俱矣。”(同上)漠视外物,视角内敛,关 注自身,由此,个体人格凸现,外物无法束缚主体。郭象也曾描绘过“自得”的境界:“放自得之 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逍遥游》注)任性而为,率性而发,便 是“自得”,如此,则一切享受、欲望都是正当的。因此,“自得”具有四个特点:(1)自我意 识;(2)悲:生命体验;(3)著境;(4)避世。“自适”即适世而存。与“自得”相比,“ 自适”“唯冥心而听道化之所使,则无所容伪矣”,而“自得”“为人欲所役,则易至于欺伪”。 (南宋林希逸《人世间》口义)同时,冥心合道,“万物皆备于我,我与天地为一,其乐可胜计哉 ”(林希逸《大宗师》口义)。由上观之,“自适”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理性精神;(2) 乐:人生感悟;(3)通达;(4)入世。一自我意识与理性精神晋人高蹈,言及玄远,飘飘有出 世之态。然而时不与焉,司马氏专权,朝野之士惶惶不可终日。阮籍“口不臧否人物”,陶潜隐归 山林,并非仅仅是魏晋风度的表现。在晋人妙骨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动荡的社会,倾 轧的政治使晋人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与脆弱。因此晋人无暇如宋人那样探讨生存的意义,他们更关心 如何珍惜“奄忽若飚尘”的生命。社会已不能提供宁静的空间,他们便把目光投向了自己与自然。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深情。”(宗白华语)于是,玄言诗里出现了大量山水描写, 但至陶潜为止,自然并不是单独的审美客体,而是人格的附庸。在陶潜的田园诗里面,我们清晰地 看到一个高风亮节的隐逸者,田园风光只为主体提供了恬淡的背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其一)复返自然不是因为丘山有如何美丽,只是性本 如此,自己如此高洁不必在尘网中适俗而已:“种豆南山下,草盛麦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日荷锄 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陶潜并没有醉心农事,却竭力自我表白:“衣沾不足惜,但使愿 无违。”(《归田园居》其二)《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 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采菊是 虚,寻求真意方为实。南山的黄昏正因为有了采菊的隐者才显得悠然美丽。<6>(这样的隐者设 置在王维那里被取消)<7>。山水对于陶潜来说,缺乏完美全意义的诗意融合。山水一旦脱离主 体则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乔亿《剑?诗话》卷上载:“陶公尝往来庐山,集中无庐山诗”。李白、 苏轼均有不少庐山诗,陶潜却漠视人间胜景,不能不说明其田园诗的实质。罗宗强也认为:“他( 陶潜)没有去描写山川的美,也没专门叙述他从山川的美中得到的感受。山水田园,就在他生活之 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他并不对山川作纯粹的审美欣赏。他是写山川在他生活里 ,在他心里的位置……山间景色,是他心中的景色。”(《玄学与魏晋人士心态》)自然被陶潜打 上深深的人格烙印,主体的光环也不会在山川田园里隐遁,反而更加耀眼。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陶 潜金刚怒目的一面。颜廷之与渊明友善,及其亡,作哀诔,没有称道他的文章,仅赞道“孤生介立 之节”,可谓能知渊明苦心。陶潜作文是为了“颇示己志”、“衔觞赋诗,以乐其志”(《五柳先 生传》)。(与隆庆、万历间的明人比较,其自我意识显得昂仰绚丽,明人却趋于感伤颓废。)< 8>苏轼不是隐者,兀立的主体意识已然淡化。自然已具备独立的意义,主客体在相互交融中得到 平衡。于是,任性变为适世,“莫与之争而听其所为”,即安又和,“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 之感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东坡集》卷二十三《问养生》)。之所以如此,乃是随 天理之故。万物同理,天理自与性命相通。苏轼重“理”为时代使然。宋人皆讲理,政治家讲事理 ,哲学家讲天理,文学家讲文理。宋太祖曾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 (《梦溪续笔谈》沈括)理性的智慧取代了晋人的悲恸、盛唐的高亢、中晚唐的感伤。理性体现在 文学上便产生所谓“宋调”。“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沧浪诗话·诗辨》)“宋人诗主言 理。”(杨慎《升庵诗话》)在这种背景下,苏轼也谈理。他论画,有“常形”、“常理”,以为 “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道理”,常形易辨,常理难 求,“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苏轼文集》卷一《李太白碑阴记》)对于韩愈的“不平 则鸣”,他也颇有微词:“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 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苏轼诗集》卷一七《送参寥师》)苏轼文风以豪迈为主,但豪迈不是一味豪猛,豪猛则显怪戾, 豪迈而得超然,前者任情而发,后者遵循天理。苏轼的理有时还有迂腐之气:“(王)祈尝谓东坡 云:‘有竹诗两句,最为得意。’因诵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坡曰:‘好则极好,则 是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王直方诗话》)然而,苏轼的理毕竟与道学家的理有很大区别 。苏轼强调理通万物:“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万物之理 ,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处而观万物之变,尽 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东坡集》卷二十八《上曾丞相书》)苏轼不如陶潜那样“己好则好 之,己恶则恶之”,也没有压抑主体,而是心随物动,意能达理。他常常讥诮程颐事事遵循古礼, 不尽人情。他还说:“臣素疾程颐之奸,本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东坡议奏集 》卷九《杭州还乞郡状》)两人的分歧终于导致“洛蜀党争”。至南宋,最不满意苏轼的是朱熹。 他评价王安石与苏轼道:“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德行那得以荆公。”(《与汪尚书》及《语类 》卷一百三十答斐卿一条)道学家竟偏激如此。苏轼能出道学之理,故免于偏激;又能持性,故自 适而不放纵,豪迈而不怪诞。他在元丰二年曾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 ;必不仕则忘其君……养生怡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东坡集》卷三十二《灵壁张氏园 亭记》)“无适而不可”的态度使其在宦海沉浮中始终保持平静的心境。二悲与乐:生命体验与人 生感悟悲是晋人的情感特质,是晋人对生命本身执著的表现。宗白华说:“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 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事实上,“扩而充之 ”是没有必要的,晋人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更多只关注自身的生命形式。这在陶潜的诗文里 表现得同样明显。其隐逸的外衣无法掩饰他对人生短暂的恐惧悲凄:《杂诗》其二:“日月掷人去 ,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 四海,骞翮忍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 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陶潜多次 提到“猛志”,但在他短暂的仕途中也未见有益于百姓的政绩。<9>“猛志”仅仅是一种口号, 一种理想的自我意识的标榜。所以当他滞留在自己的世界里,看着生命一天天的消逝,又如何不能惊惧?不仅如此,他还为贫困而自悲自号:《杂诗》其八:“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何伤!”陶潜开了士人忧老叹贫的先河,后世有杜甫,至孟郊则为“寒虫号”。可惜的是,苏轼只对孟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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