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来的近五年里,有关中国近代风俗史范围的研究文章大约有五十篇,涉及的领域非 常广泛。下面拟从政治人物、事件与风俗,女性与婚姻,地域风俗,多视角等四个方面对相关文章 做系统梳理,以为全面之展示。一 政治人物、事件与风俗从风俗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与事 件予以分析,别开新意,有助于人们对之更全面的审视与把握。李跃乾《论辛亥革命前后的服饰改 革》<1>一文认为,清朝服制是封建专制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阻碍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因 素之一。早在清王朝灭亡前,剪发易服之说就已流行。辛亥革命后,主张剪发易服成为社会生活的 主流之一,人们纷纷对剪发易服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中可以看出先驱者们忧国忧民的一腔情怀。严 昌洪《五四运动与社会风俗变迁》<2>一文指出:五四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变迁产生了 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化运动在民国初年出现了强劲势头,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物质和思 想基础,也为社会风俗的演变提供了条件,并提出了要求,即批判和摈弃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旧 风俗,从而建设一种新的生活。一批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把目光下移,用各种 方式向民众宣传移风易俗的道理,促进了社会风俗的转移。当时的移风易俗思潮虽然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绝对化的思维方法、过激的言行与脱离实际的主张,对后来群众性移风易俗活动产生了消极 影响,但它那种对旧道德、旧礼俗不妥协的彻底清算态度和革命精神,使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风俗 演变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李长莉在《晚清士风与义利观念的变动》<3>一文中认为晚清士风 与义利观念的变动如下:一、士风衰坏与“道德礼义”权威性的下降;二、“治生为急”与重利观 念的上升;三、新义利观的萌生。温钦虎在《从近代教案看基督教和中国社会习俗的冲突》<4> 中指出:基督教作为世界宗教的标准形式,是“古代风俗的储存库”。而寓于其教义中的习俗,许 多和中国习俗相抵牾。从此种意义上说,基督教和中国习俗的冲突是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思想冲突的 继续,而且是在更广泛层面上的冲突。郭汉民、袁洪亮在《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萌芽———论地 主阶级改革派的人心风俗思想》<5>一文中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与严重的社会危机相对应,人 的道德、心理与行为方式也面临着近代转型的根本任务。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在充分吸 收传统文化中个性解放思想等优秀成分的基础之上,揭露、分析了当时国人人心风俗全面堕落的种 种表现及其政治、学术、社会成因,并提出了他们对理想国民性的崭新设计,这是一个集传统文化 优秀成分之大成的人心风俗改造模式,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萌芽,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它还 不具备国民性改造的近代意义。韩养民、翁建文在《中国近代风俗史上三大家》<6>一文中认为 ,在中国近代风俗文化史上,黄遵宪、严复、陈独秀先后做出开创性努力,贡献巨大:黄遵宪是中 外风俗研究的开山者;严复是鼓吹全国学习西方风俗文化的第一人;陈独秀是中国新风尚的倡导者 。袁洪亮在《人的危机与改造:论龚自珍的人心风俗思想》<7>一文中指出:在近代社会转型前 夕,龚自珍认识到当时国人所普遍存在的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的严重危机,他深入探寻了其政治、 学术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呼吁提高人的主体性,开始冲破超验的纲常道德“天理”的束缚,把关 注的重心转向人的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欲求和内在心理情感,为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形成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但是,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其人心风俗思想还不可能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 的自觉意识。二 女性与婚姻有关女性与婚姻方面的习俗,一如继往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王守 恩在《清末何时颁布劝禁妇女缠足上谕》<8>一文中认为,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并未颁布劝禁 缠足上谕,而是在1901年12月23日才颁布一道劝禁妇女缠足的上谕。徐永志在《晚清婚姻 与家庭观念的演变》<9>一文中指出,晚清时期,由于传统、西力和政治变革三个要素的互动作 用,沿袭了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婚姻与家庭观念发生了脱旧开新的历史性嬗变。它们的前后衔接、汇 通与超越,实际上展现了婚姻家庭变革和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共同趋向,构成中国近代社会新陈 代谢的一个基本环节。吕美颐的《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10>一文,通 过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向人们揭示,妇女运动是作为人们改变社会现状的重要手段而兴起的。 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与传统社会中的群体利益、行为规范、思想意识等方面发生冲突。经过激烈 斗争,取得直接的或是间接的成果。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某种程 度的改善与提高,两性关系的错位逐步得到纠正,性别群体利益不断得到调整。二是妇女运动在整 个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着重大影响,使人们逐 步接受某些新事物,产生某种新共识。妇女运动的影响,往往从局部展开,由点向面扩散,从量变 发展到质变。这是一个社会重新整合的过程,也是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李长莉的《从“杨月楼案 ”看晚清社会伦理观念的变动》<11>一文所述1873年上海租界发生了一起良贱为婚案件引 起民间人士在《申报》上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一争论反映出当时人们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中,关 于良贱等级身份观念、乡党关系与宗族观念以及法律公正观念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平等观念、家庭 独立观念及依律执法观念等近代趋向的社会伦理观念的演生轨迹。生活方式的变动是这些观念演生 的社会基础,非正统的民间伦理是其内在源流,而把西方作为富强榜样,则使这种观念变动与学习 西方的近代社会变革相联系,反映了与西方近代社会伦理观念相汇合的趋向。王儒年在《上海近代 婚事习俗变迁的背后》<12>一文中指出,上海开埠以后,随着西方商品大潮的冲击和文化观念 的登陆,上海地区的婚事习俗在形式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无论是结婚使用的一系列物品,还是结 婚需要履行的一系列仪式,都同以前有了本质的不同,而同这些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结婚内涵和 隐含在结婚形式背后的哲学理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从而完成了近代上海婚事习俗的一次断裂 。严昌洪在《旧式婚礼所折射的妇女地位问题》<13>一文中用民俗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了中国旧式婚礼所折射的妇女地位问题,认为“父母之命”和“结二姓之好”的议婚过程,折 射出女子无个人意志可言;“广家族,繁子孙”的婚姻目的,折射出妇女无个人幸福可言;各种禁 忌与厌胜仪式,折射出对妇女的歧视;“跪茶”之礼与“拜柽”之俗,折射出妇女无独立人格可言 ;“闹房”陋习与“验贞”恶俗,折射出对妇女的侮辱;“踩门槛”与“抢新房”中的对抗,折射 出妇女对不平等地位的抗争;而旧式婚礼的改良与“文明婚礼”的出现,折射出近代妇女地位的有 限提高。三 地域风俗地域风俗作为区域史学的重要内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绚丽景观。张敏在《 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14>一文中指出:开埠后的上海,服饰习尚追求高档和标 新立异的力度大大增强,形成不同以往的特殊风格。这一变化为传统等级秩序的崩溃,近代新的阶 级秩序和相应观念的形成扫清了道路。人们重新审视和力图破除某些久沿成习的社会不良服饰行为 及审美观念,如缠足、断发易服等。秦燕在《近代陕北地区的生殖文化》<15>一文中认为,由 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的遗存,近代陕北地区民间习俗和民间艺术活动表现出丰富的生殖崇 拜的内涵,生殖文化是研究陕北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饶明奇、祝军在《论近现代华北农村饮食的 变迁》<16>一文中认为,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首要物质基础。在近现代 以来的华北农村,人们的饮食领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根本上说是近现代以来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和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的结果。尽管它是缓慢的、有局限的、不平衡的,但它却 是人们物质生活领域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它昭示着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苦难深渊的华北农村 ,正蕴育着走向近代化、获得新生的积极力量。王晓军在《近代龙州风俗演变浅论》<17>中认 为,近代龙州风俗的演变是在社会形态、社会生活变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它本身又是这一时期巨 大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近代龙州风俗的演变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侵入, 二是政治革命的推动,三是商业发展和社会动荡的影响。其显著的特点是城镇变化大,乡村变化小 ;社会中层变化快,上、下层变化慢。肖军、赵可在《近代四川生活习俗的演变趋势及特征》<1 8>一文中,据四川近代地方志资料,从生活习俗角度透视了近代四川社会生活的变化趋势及特征 。近代四川的生活习俗无论在衣食住行还是在文化娱乐等方面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构成了近代四 川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重要层面。其演变趋势呈现为受外来影响较大、城乡变化不平衡、新 旧中西杂糅混合等趋势和特征。刘大可在《西风东渐与近代福建社会变迁》<19>一文中分析了 西方资本主义所具有的野蛮与文明的双重属性对近代福建风俗所产生的双重影响。四 多视角审视 有政府、民族、家族、家庭、陋俗等多种视角,可谓是攀山路千条。政府视角:严昌洪在《20世 纪30年代国民政府风俗调查与改良活动述论》<20>一文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由国民 政府内政部发起,各省市县开展了一次广泛的风俗调查与陋俗改良活动。这次活动是配合刚取得全 国政权的国民党进行社会整合,加强社会控制而进行的。该文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各地 风俗调查和陋俗改良活动的材料,对这次活动进行研究和评价,从而从一个侧面探讨国家、地方、 民众三者在社会风俗改良活动中的互动关系。民族视角:徐杰舜的《汉族风俗形成和发展论———汉族风俗研究之一》<21>一文则系统地阐释了汉族风俗随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经历了先秦时期的孕育,秦汉时期的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异和重构,隋唐时期的整合和发展,五代宋元时期的变异和重构,明清时期的重新整合和发展,近代汉族风俗从古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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