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出版,标志着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史的迄今为 止最为细致的整体陈述,由此我们对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的历史也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印象。 但是人们不会满足于这种线性的历史陈述。实际上,早在八十年代,研究中国文论“体系”的工作 就已经展开,而且很快进入状态。这表明人们对“体系”的诉求渴望是比较强烈的。大体上讲,现 代中国学者的“体系”诉求有三方面的动机。中国现行文学理论是一种以“反映论”为本质论基础 、以“典型形象”为创作论最高范畴、以叙事文学为主要对象的体系。“反映论”的理论渊源其实 是欧洲文论中的“再现论”或称“模仿论”,这一点无须赘述。我们看到,“反映论”固然可以用 来分析《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典型形象”可以用来分析贾宝玉,但“反映论”却会在分析白居 易的讽谕诗和感伤诗的美学价值时发生误判,而“典型形象”更是难以体现唐诗宋词的美感。正是 基于这一点,人们才有强烈的回归中国文论的冲动,希望用本土的文论“体系”来摆脱上述困境。 此外,中国文论研究的“体系”诉求还反映了现代学者的文化价值观。还在几年前,人们就为中国 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的问题展开过讨论。上面说,欧洲文论不适应于中国的古代抒情文学,但 是同样,中国古代文论也难以适应现代叙事文学。批评古代的作品,中国文论也许不存在着“转型 ”的必要,但对于现代文学批评,中国文论显然是派不上用场了,最多也只是点缀品而已。这不仅 仅让中国文论的研究者(包括一切古代文化的研究者)在自我价值的确认上感到迷茫,而且也在深 层次上感到了传统文论在现代文学中的失势与无能。所以人们寄希望于“转型”的策略,以延续传 统的生命,弥合传统现代之间巨大的裂隙。“转型”的目标,当然不是仅仅满足于发掘几个实用性 的范畴或命题,而是要将中国文论的核心命题和范畴,通过重新的诠释转化为现代理论的命题和范 畴,这也就意味着用这些经过了重新诠释的命题和范畴,建构起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体系。另外 ,探寻中国文论之“体系”还存在着一种民族主义的动机。现代理论是西方本位的。在观点的陈述 上,我们受到了黑格尔式的“正题—反题—合题”这种三段论思维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思维的展 开上,我们同样深深地限制于“本质论—创作论”的模式。为了改变传统文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失 语”状态,为了突破西方文论的话语霸权,人们开始试图追寻东方式的“体系”,以此来消解“欧 洲本位”观念。不论哪一种动机都会使中国文论研究的“体系”诉求显得格外迫切。我们看到这种 “体系”的雏形已经产生。它有两种。一种是在原有的文学理论框架中加入中国文论的命题和范畴 ,于是出现了明显的“双轨”现象,比如,既有“典型形象”这一叙事文学范畴,也有“意境”这 一抒情文学范畴;既有在“再现论”基础上产生的“反映论”,也有属于“表现论”的“言志缘情 ”说。它显然是不成熟的,因为与其说这是建构了新的体系,不如说是瓦解了旧的体系。另有一种 “体系”,是以中国文论命题和范畴为元素,比如以表现论为基础,按照现代理论的通行框架(“ 本质论—创作论”)进行重新整合,建构起“本土化”即(“民族化”)的文论“体系”。这种体 系的建构相当于建筑装修,房子的结构是由现代人设计的,古人负责提供装饰品。且不论它是否已 经充分利用了古人所提供的思想材料,也不论它在现代文学批评中是否真的具有操作性,最关键的 一点是,它本身不可避免地与“本土化”的文化动机发生抵牾,因为它是“现代思维”对古代观念 重新整合的结果。这种整合与其说是现代观念的“本土化”,不如说是古代观念的“现代化”。而 所谓的“现代化”无非是“西方化”的同位语,那么当人们力图将中国文论“现代化”以取代西方 文论在现代理论中的话语霸权时,终于还是落于中国文论的“西方化”的结局,也就谈不上“本土 化”了。也就是说,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仍然是一次“西方化”的历程。要真正地实现文论的 “本土化”,首先要知道“本土”究竟在哪里。二 在“本土”寻找文论体系时,人们往往在“ 本体论—认识论”的哲学模式中展开。但是大量的文论著作,并不阐述文学的本质论问题。《文心 雕龙》有一篇《原道》,但笼罩全书的其实是经典本位观念。从《诗品》中寻找文学本质论思想是 没有多大意义的。至于《诗话》,就更缺少本质论思想了。虽然中国哲学不乏本体论思想,但中国 文论家却普遍缺少本质论意识。他们会从文本上的角度去理解什么是“文”,什么是“诗”,但极 少探讨它们的抽象的“本质”。毋庸置疑,中国文论的本质论思想是十分薄弱的。如果按照建立在 本质论基石上的西方传统文论体系来衡量中国文论,那么很难说中国文论会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体 系。如果要讨论中国文论是否存在“体系”的问题,那我们是必须要澄清“体系”的概念的。我们 需要一个非西方本位的“体系”概念:一,“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而只是一种思维形态,理论的 价值不以是否具有“体系”论高低;二,“体系”不一定完成于个人之自觉的逻辑建构,也可以产 生于某一民族所特有的思维和趣味的无意识沉淀;三,“体系”不一定是以哲学本体论为基点的, 它在以作品为本位的具体的审美经验中也可以呈现出来。第一点是为了避免用“体系”来贬低中国 文论的价值。即使我们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体系思维”的水平上较钟嵘的《诗品》胜出一 筹,但也不能单单以此判断《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就比《诗品》高。总之,我们不必刻意去寻找 中国文论的“体系”,更不必有刻意建构东方之“体系”以抗衡西方之“体系”这样的民族主义心 态。我们要避免这样的“前识”,以便让文论研究的“体系”诉求回归于学术自身的要求。从第二 点上讲,既然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存在着特定的思维和趣味的无意识沉淀,那么中国文论具有“体系 ”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理解发现姑且可以称为“隐性体系”的体系,与欧洲文论 中的“显性体系”相区别。如果说“显性体系”是思想家个人“建构”出来的,那么“隐性体系” 则是基于传统文化的个性自然“呈现”出来的。毋庸讳言,中国文论家虽不乏具较为突出的建构“ 显性体系”之能力者,但在总体上是远远逊色于欧洲的思想家们的。那么,我们固然应当发掘出中 国古代个别理论家所完成的“显性体系”,但更主要的是要从产生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语境中寻找 出整体性的“隐性体系”。就第三点来看,我们已经指出,中国文论家的本质论意识是比较单薄的 ,这就决定了中国文论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联没有像西方文论与西方哲学之间那么紧密和直接。西 方文论的“本质论—创作论”模式是根据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衍生而来的。但是,我们 却不能仅仅从中国哲学史中去寻找中国文论的发展规律及其本质论依据,比如,不一定要从道家的 “道”或其他哲学本体论范畴推寻中国文论体系。实际上,现代西方文论和美学也放弃了以“本质 论”为前提的体系观念,可知西方传统文论体系并非是唯一的“体系”。总之,要发现中国本土的 文论体系,不得以西方传统理论为模式,要从中国文化这一大语境中,从这一语境规定下的思想和 趣味中,从中国文论的真正的基点中,去完成这一过程。三 如果说中国文论的“隐性体系”不 是从本质论出发的,那么它的基点又是什么呢?我们得先看一看中国文论的陈述体式,这一点很重 要。最具代表性的体式:诗话(包括笔记)、选本、评点、序跋。它们有两大特点。一是陈述的非 系统性。它们没有一种是以表述系统理论为目的的体式,可知中国文论家缺乏理论表述的系统意识 。二是以作品为本位。后三种体式是直接围绕着具体作品的,至于诗话,分“论诗而及事”和“论 诗而及辞”两类,同样也是以作品为中心的。以作品为本位,使中国文论具有明显的批评性质,在 内容上,自然而然地突出了审美经验的地位。再看一下中国文论家的身份。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 是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第二类是文学家。这两类是中国文论家的主流。中国文论家毋宁说是批评家 ,他们的抽象能力和逻辑能力都不算强,也就是说,他们较为普遍地缺乏哲学家的素质,不过他们 却具有很强的鉴赏能力,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理论思考是审美经验型的,他们所关注的必然也是各 种审美经验现象。第三类是一些哲学家,比如朱熹、王夫之等。他们的文学理论自然会相应地带上 一定的哲学体系色彩,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并不是严格地建立在哲学思想之上的,在他们身上,哲 学家与文论家的身份在不同程度上是相分离的。当他们谈论文学问题时,更多的是居于文学家或批 评家的位置上,他们所思考的东西与其他两类的文论家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构成体系的基本元素 是范畴。它们更能直接地体现出中国文论的基本特征。在中国文论中,像“风骨”、“神韵”、“ 格调”等等这些重要的范畴,如果要用抽象的理性的逻辑语言将它们的内涵表述出来确实是比较困 难的,但在具体的审美经验中,它们的特征却是充实而明确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直接来源于具体的 审美经验,而不是从理论出发逻辑地推导出来的缘故。有人试图摆脱具体的审美经验去完成对中国 文论的理论表述,使它更具有逻辑思辨性,就像西方文论那样。这很容易导致中国文论失去真实的 具体的内涵而显得浮泛。此外,在中国文论中,占了绝大多数的正是风格论范畴,其次为创作论和 技法论范畴。总之,中国文论体系是以作品为本位、以审美经验论作为基点而呈现出来的。它不像 西方古典文论体系那样是建立在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的。钟嵘的“滋味”、司空图的“韵外之致” 、严羽的“兴趣”、王渔洋的“神韵”、沈德潜的“格调”,无一不是审美经验论范畴。它们的内 涵不需要从本体论来诠释,却需要有真切的审美体验来支撑,因为它们是直接结合具体的审美经验而产生的。西方文论家通常在提出美学命题和范畴之前要作较充分的逻辑理性的思辨,进行本质论追问,因此,他们所提出的观点更具有抽象性,各种范畴也整合得更具系统性和逻辑性,高度的抽象性和逻辑性将理论体系和具体审美经验远远地分离开来。但中国文论家不是这样,他们的审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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