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期金属时代 ,特别是在具有浓厚青铜时代特色的弥生时期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岛根县荒神谷遗址、福冈市吉武高木遗址以及唐津市宇木汲田遗址等一些战后50年青铜器研究划 时代的调查发掘改写了学术研究历史。铜铎的研究也不例外。人们认为铜铎的系谱来自朝鲜半岛。铜铎虽然是发声器具,但是它和剑、矛、戈一样 ,随着时代的变迁 ,逐渐变成具有祭祀意义的器物了。对于这一结论的证实 ,的确可以说是战后在青铜铎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果。在弥生时代的青铜器中 ,铜铎的发现很早。 71 3年 (和铜六年 )大倭国长冈野就发现过铜铎 ,这说明很久以前人们就关心这种器物。然而这些发现大都不是由调查发掘出土的 ,所以关于它的起源和性质解释颇多歧异 ,于是便产生了许多争论。 (见小田富士雄《铜铎的年代和性质》 ,《论争学说的考古学》四 ,雄山阁 ,1 986年 )关于铜铎 ,最重要的争论是编年论和年代论。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由于铜铎多半是单独出土 ,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和它共同出土的资料 ,这就势必要在型式编年上作探索。作为这一研究基础的分类工作是 1 91 0年 (明治四十三年 )以鸟居龙藏为首对钮的实用价值渐次消失的变迁过程所作的探索 ;佐原真所作的菱环钮式、外缘带钮式、扁平钮式和突线钮式之分类 ,使我们看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铜铎的铸造》 ,《世界考古学大系》 ,1 96 0年 )这也就是从原先实用的“听用铜铎”向装饰意义的“观赏铜铎”变迁过程 ,(田中琢《从“祭祀”到“祭典”》 ,《古代的日本》 ,1 970年 )这一看法得到了多数研究者们的认可。可是型式学编年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实际年代的解决。我曾经对开展制作铜铎时间的问题从学术史的角度上作过一些综合。 (《铜铎制作开始年代论的问题点》 ,《九州考古学》四十八 ,1 973年 )在这篇文章中 ,我认为在论及铜铎系谱的诸说中 ,朝鲜小铜铎是祖型的说法最妥当。可是从小铜铎的年代来看 ,如果以小铜铎为祖型 ,只能将其年代上溯到弥生时代中期 (弥生 3期的前半 )。正如本文以下将叙述的那样 ,我的见解有必要作大幅度的修正。这不单单是解释上的不同 ,而是关系到铜铎制造开始的年代和它的系谱 ,应直接从考古学资料的出土上说明问题。 1 977年大分县宇佐市别府遗址出土朝鲜小铜铎以后 ,在近畿和九州相继有铜铎的范型和陶器一起出土 ,在青铜器文化遗迹已经有所进展的今天 ,我们对于铜铎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根据发掘调查的资料 ,新的知识还会增加 ,因此我做了以下的构想。 铜铎的祖型朝鲜小铜铎是铜铎的祖型一说 ,到目前为止直接的证据还很少。可是在日本列岛北部九州从弥生时代前期末 (弥生 1期末 )开始在青铜器中出现了多钮细纹镜、细型武器(剑、戈、矛 )、刨子、钏等 ,这些东西和交流的实际情形、交流形态以及时代完全符合。因此 ,若探求铜铎的系谱 ,应从这一时期 (公元前 2世纪前后 )的朝鲜半岛上寻求 ,这大概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在庆尚北道入室里、忠清南道合松里等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遗址中 ,朝鲜小铜铎、多钮细纹镜和细型武器往往作为组合放在墓葬里。镜、武器和小铜铎是成组的。这样 小铜铎、多钮细纹镜和青铜武器一起传播到列岛上来的可能性不能否认。图一 福冈市诸冈遗址出土的无文陶器上面所说的朝鲜小铜铎很可能是在弥生时代前期末到中期前半(弥生 1期末到 2期 )传来 ,这和 1 973年我的综合论述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也和发掘调查的成果有关。也就是说 ,由于以前我们所知道的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九州青铜器文化并行的关系资料的欠缺 ,所以对两地区年代的认识有很大的缺环。这一问题的解决是第二年 ( 1 974年 )福冈许多遗址中发现弥生陶器和朝鲜无文陶器 (图一 )共存 ,根据两种青铜器文化中的陶器的时间尺度作了调整之后的事。 (后藤直《朝鲜系无文土器》 ,《三上次男博士颂寿纪念文集》 ,1 979年 )这一结果证实了朝鲜小铜铎的年代比以前所认为的年代早了一个到数个世纪 ,上溯到 (弥生 )中期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样 ,在铜铎研究上具备条件的 1 977年 (这也是后来铜铎资料不断出土的开端 )迎来了宇佐市别府遗址发现小铜铎这一划时代的局面。别府的铎通高 1 1 6厘米 ,器身高 9 9厘米 ,舞宽 5 6厘米 ,鼓宽 8 3厘米。复原后的小铜铎 ,铎身的正反面和侧面有四处 ,舞上一处有范型气孔。 (图二 )在器身的侧面和钮上残留着铸造时留下的痕迹 ,呈鳍状。铎身虽然有意被压扁 ,但是 ,形状和尺寸都和韩国庆尚北道入室里的 1号铎近似 ,所以这可能是朝鲜半岛的模造品。从年上说可以将朝鲜的小铜铎分为槐亭洞类型、入室里类型、坪里洞类型 ,这个小铜铎可归入第二型 (入室里类型 ) ,其盛行的时代相当于列岛的青铜器出现的时期。图二 铎身故意被毁坏的宇佐别府铎 (右 )及其复原状别府的铜铎是从弥生时代后期终末 (弥生 5期末 )从放垃圾的废弃的窖穴房屋中出土的 ,所以其传播的时期不明确 ,但是在现实中受到了入室里型传播的冲击 ,这一点即使是在现在重新审视起来给我们的印象也是很深的。同一类型的铜铎早在弥生时代中期的初头到前半 (弥生 2期 )在北部九州就可能传播了。关于这一点我从唐津市宇木汲田遗址出土的铜舌和佐贺县神崎郡诧田西分遗址出土的忠实模仿朝鲜小铜铎特征的舌形陶制品上得以了解。在福冈县春日市大谷遗址 1 977年和1978年的调查中 ,从Ｂ地点 8号房址的填土和 1 0号房址的柱洞中发现了铜铎的铸型(图三 ) ,这证明了朝鲜小铜铎在北部九州的铸造。由接合的情况来看 ,这个铸型长 7 8厘米 ,宽 4 7厘米 ,厚 9 5厘米左右 ,已经成了片麻岩的碎片。另外从地面采集的鼓部来看 ,经复原鼓宽为 9 5厘米 ;从欠缺鳍、未刻纹样以及时代地域特点上来看 ,可以断定是朝鲜小铜铎的铸型。鼓宽 1 0厘米左右的例子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夫租君墓和相传为平壤铎的铸型中都可看到。铜铎的高度大约是 1 3厘米到 1 7厘米。从出土遗存的时代来看可知该遗迹为弥生时代中期后半到末期之间 (弥生 3期后半 )被废弃的 ;从铸造面已经变黑可以窥见实际的铸造年代还要早 ,由此推断这是作为模特儿存在的朝鲜小铜铎。从这一些大谷铸型、别府铎、宇木汲田铜舌、诧田西分的铎形陶制品来看 ,从弥生中期的前半叶开始入室里型 (第 2型 )已经传播过来 ,这是很明显的。在铜铎起源论上 ,以朝鲜小铜铎为祖型的论断大致没有什么错误 ,而关于开始制造的时期可以上溯到弥生中期的中叶 ,这在资料上也没有出现矛盾的地方。图三 春日市大谷遗址出土的小铜铎铸型铜铎出现的轨迹如前所述 ,佐原真以钮为依据、从实际中使用的强度出发 ,把铜铎分为菱环钮、外缘带钮、扁平钮和突线钮等几种型式 ,并且认为时代的先后也是按这一顺序变化的。从祖型的朝鲜小铜铎钮的断面为圆形这一点来看 ,与日本最早的铜铎之间有差距。日本小铜铎身既没有纹饰 ,也没有鳍 ,铸型留下的孔在正面中央和侧面共四个 ,这一点和朝鲜入室里型的小铜铎一样———在有纹饰的铜铎正面各有二孔。说明朝鲜的小铜铎和佐 原真认为的日本最早的菱环钮横带纹铜铎之间有差距。酒井龙一认为在二者之间还有一个结合型———圆环钮式有纹铜铎。(《对铜铎研究的提示》 ,《考古学ＪＯＵＲＮＡＬ》二十 ,1 982年 )也就是说 ,圆环钮式无纹铎是由朝鲜小铜铎经圆环钮有纹铎发展成菱环钮横带纹铎的。这一说法尽管不充分 ,但是证明的资料已经具备一些了。这一说法把朝鲜小铜铎有关的资料看成是和入室里型接近的 ,并依此对铜铎进行排比 ,提出了青铜铎产生的四阶段说。可是由于资料比较少 ,在时间的整合上还有些问题。说到底还只不过是型式变化的模式。我认为以目前的资料还可能作出更好的解释。第一阶段 朝鲜小铜铎的第 2型 (入室里型 )传到北部九州 ,这是一个模式阶段。实际的资料虽然是从后期终末的遗存中出土的宇佐市别府铎 ,可是从废弃的时代和形态上看是接近入室里时代的 ,所以毫无疑问这个铜铎最晚是在弥生时代中期制成。从唐津市宇木汲田遗址出土的中期前半的铜舌和原原本本模仿了佐贺县神崎郡诧田西分遗址出土的朝鲜小铜铎的特点 ,从这些属于中期前半的铎形器和舌形陶制品来看 ,可以说在弥生中期前半 (弥生 2期 )传入北部九州的入室里型朝鲜小铜铎得到了受容。第二阶段 这是铜铎在列岛上北部九州开始制作 的阶段。这一点可以以铸型证明。近年从沿有明海岸的佐贺平原的遗址中发现了弥生中期前半的细型铜剑和铜矛的铸型,和朝鲜半岛上的制品酷似 ,并出现了最早的中细型铜剑的铸型 ,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创新。大谷遗址的铜铎铸型忠实地模仿了朝鲜小铜铎 ,在裾部外面的突带上可以看到独特的创造。使用的是片麻岩 ,从这种材质的使用时间来看 ,毫无疑问可以上溯到弥生中期。由于铸型出土于废弃的遗迹 ,所以其铸造理应在这之前。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认为剑和矛同样是接续第一阶段铸造开始的。第三阶段 1 这是继续向九州化推进的阶段。福冈县春日市冈本遗址的铜铎铸型不见于朝鲜半岛 ,这是一个总高约 6厘米上下的小型铎。这种型式的铎在以北部九州为中心的地区长期稳定使用。在材质上和大谷铜铎一样 ,也是使用了片麻岩。从这一点上来看 ,它们的时代是接近的。在第三阶段 1相当短的时期里 ,和朝鲜小铜铎相比 ,向着小型化发展 ,在这儿可以找到其变化的进程。第三阶段 1的变化是铎身正反面铸型留下的孔变为上下长圆的形状。这一点从福冈县前原市浦志Ａ铎和在裾上几乎以同一比例斜方格纹的福冈县嘉穗原田铎上都可以看到。原田铎随葬在木棺墓的棺外 ,从它和瓮棺的关系上看可视为中期前半叶或者在此之前。在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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