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19日傍晚,陕西省杨家村一西周晚期窖藏出土青铜器27件,皆有铭文,最长者有 372字,是建国以来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其中盘铭提到的周王有文王、武王、 成王、康王、召9(昭)王、穆王、龚(共)王、懿王、考(孝)王、得(夷)王、刺(厉)王、 天子,天子应指时王宣王,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极为重要的资料。这批铜器气势雄伟、造型典雅、 纹饰华美,是20世纪70年代扶风县庄白村窖藏微氏家族青铜器群及岐山县董家村窖藏青铜器群 以来最大的发现。这批青铜器的发现震动海内外,更引起考古、古文字学界的极大关注。1月27 日晚,著名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李伯谦先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 教授徐天进先生飞来西安。28日,他们一行在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对这批青铜器及其铭文作了考 察,并到眉县杨家村现场考察窖穴原貌。陕西省文物局局长张廷皓、副局长刘云辉、宝鸡市文物局 局长张润棠、副局长任周方、宝鸡市考古队队长刘军社、眉县文化馆馆员刘怀君、陕西省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王辉、张天恩、王占奎、曹玮、陕西省文物鉴定组研究员呼林贵、刘合心、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刘士莪、张懋镕等一同考察。1月29日,陕西省文物局在西安召开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座谈会。座谈会由刘云辉副局长主持,他讲了杨家村窖藏青铜器群发现的重大意义,请李学勤、李伯谦二位先生作指导,请各位专家发言。 李学勤先生说,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群是震惊中国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对学术界是一次震撼,其意义怎 么说都不会过份。《西安晚报》最先报导了这一发现,《文汇报》的文章以为这是对夏商周断代工 程的检验。我和李伯谦先生商量后觉得这次发现极为重要,立即决定来作一次考察。我们对几件大 的青铜器铭文如盘、鼎等作了释文,尽管还未除锈,个别字不清楚,但95%以上的字能确认,基本意义能明白。这批铜器出在杨家村,绝非偶然事件。1956年眉县李家村出土箍驹尊等青铜器,李家村为杨家村 的一个自然村。蠡应该就是杨家村佐盘的惠仲盏父,是透(佐)的先祖,曾参加过对荆楚的战争。 前些年附近又出土迈钟,为同一人之器(整理者按:李先生说的透钟窖藏1985年发现于同村, 在此窖东约60米,见《文博》1987年2期刘怀君文,原称速钟)。逐字从走,承声,承即差 字(震)上部,读为佐。盘铭历述文、武至厉王的世系,以及迈的家族单氏八代世系,有单公、公 叔、新室仲、惠仲螽父、零白(伯)、懿仲,龚叔、逐。单氏家族为西周贵族,西周中晚期之交器 扬簋有单伯,曾作司徒。这批铜器中的一件盂作于西周中期,有族徽“天”字,非此家族器,除此 之外皆属单氏家族。东周单氏多见《春秋》经传,在孟津。后人皆以为单为周成王后(整理者按: 罗泌《路史》以为成王封幼子臻于单,郑樵《通志》,马骟《绎史》皆信从),由盘铭看,单在文 王、武王时已分封,前人之说不可信。第二代公叔,又见“叔作单公宝蹲彝”方鼎(《殷周金文集 成》4·2270),器藏澳大利亚墨尔本博物馆,叔即公叔。10件鬲铭“单叔作孟媚(祁)障 器,其万年永宝用”,孟祁为单叔之妻,匝铭称“叔五父”,叔五父即单五父,五父与透可能是一 名一字。这批铜器直述到厉王、天子,在考古学上可以了解宣王后期铜器面貌。以往学者对西周晚 期厉王、宣王时铜器多不能区分,这批铜器大多为宣王时标准器,具有重大意义。透所作扁岙也值 得注意,相近者三门峡出有一件,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有一件,皆西周晚期器。10件列鼎都是宣王 四十三年器,2件鼎为四十二年器,盘之年代应该稍早。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鼎称逐曾任职吴、吴 蔷,吴渎为虞,蔷读为林,吴蔷管理林地,相当于现在的林业部长,他的职责“用宫御”,即供给 朝迁用材及山林野物。四十二年鼎中逐又击伐{严狁于井阿、唇羼、弓谷,迓执讯,俘获器物、车 马,王赏赐迓柜鬯酒及在郏三十块田地,在碑二十块田地,赐物多与毛公鼎、颂壶同。四十二年鼎 有地名“杨”,多友鼎有“杨冢”,应为一地,史减受王命书册命迓,史减又见寰盘。四十三年鼎 右助者为司马寿,迈又任历人。四十二年鼎铭“隹(惟)四十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四十三年 鼎铭“隹(惟)四十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年、月、记时术语包括月相、干支四要素齐备,对 推算西周金文历谱极为重要。宣王四十三年为公元前785年,依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既 生霸为月初生光至望,该年六月甲申朔,丁亥为初四,与月相相合。四十二年为前786年,该年 五月辛卯朔,乙卯为二十五口,与月相不合。究竟怎样解释,还需要重新研究。或说后者“生”字 不很清楚,也有可能是“死”字,或是古人写错字,果真这样,就没有问题厂。但一一有问题就说 古人写错字,恐不可取。另外,共和14年究竟是包括在宣王纪年以内还是以外,也值得研究。如 包括在内,则43—14—29,宣王二卜九年为前799年,六月丙子朔,丁亥为十■日,合于 月相;宣王二十八年为前800年,五月壬子朔,乙卯为初四,亦合于月相,这样皆能相合。如加共和14年,宣王会不会有60年?这恐涉荒诞,也有人以为不是全无可能。历法方面,王占奎先生是专家,请他谈一谈。王占奎先生说,宣王纪年问题的争论是由晋侯苏钟的年代而引起的,该钟所记三十又三年晋侯苏率兵 随王作战,而按司马迁的记载厉王三十三年时,如果他已来到人世,只是一个侯孙,不是晋侯,当 时的晋侯是靖侯。所以,钟铭的三十又三年只能是宣王的三十三年。但司马迁以来的宣王三十三年 ,晋献侯苏已经去世。所以才结合司马迁关于千亩之战年份在《晋世家》与《十二诸侯年表》中的 不同记载(两者相差13年,与“共和14年”相差仅1年),冒昧提出共和14年应计入宣王名 下,也就是说宣王纪年应该有60年。这一说法引起了争论,后来吴虎鼎出土,其中的“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与我的看法不合,但鉴于我对晋侯苏钟的认识及“断代工程”西周列王年表并未将全·1 4·部四要素俱全的铜器合理地得出安排,暂时未加深究,依然坚持我的看法。 吴虎鼎出现之后,周晓陆先生在我的基础上,将宣王元年向前“微调”了一年,由前841年提到前 842年,以求与吴虎鼎相统一。晋侯苏钟出土后,陈久金先生认为宣元年可能在传统认识的后一 年即由前827年下调到前826年,黄盛璋先生从之。这样,关于宣王纪年问题(主要是年值即 相当于公元前某年)一共有四种观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其中有后调一年的;另一类是“叛逆”,认为其和十四年应计人宣王名下,其中有前调一年的。两件速鼎(姑且从旧读)的出土,会带来新的讨论。刚才李学勤先生已经说了,在传统认为的宣王四 十二与四十三年里,前一器对不上,后一器能对上,在共和以来的四十二与四十三年,两器均可对 上。我在元月20日晚上也作了对勘,除了李先生说过的以外,对勘周先生和黄先生的观点,也是 四十二年鼎不合,吴虎鼎与四十二年速鼎打架,这到底说明什么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我 总的感觉是,现在要把西周列王年问题解决了,还为时过早,等更多的四要素俱全的铜器出土,也许从中可以将现在难以论定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才能进行拟年,并提出令人信服的西周列王年表。另外,两件速鼎的既生霸在阴历背景下相距9天(两头算),可以将定点说关到门外了。 春节过后,我又将两件迭鼎与张培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作了对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 “断代工程”给出的厉王年值之后的共和六年与七年,也就是“工程”计自厉王之年的第四t二与 四十三年,两件速鼎干支合乎“工程”给予的既生霸定义。为了解决它与吴虎鼎的矛盾,是否可以 利用这一点。比如认为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是计自厉王元年的(以往有人曾主张共和应算在厉王帐 下),但当时执政的是宣王,宣王在位的前十四年中,其父厉王在世(厉王卒于共和十四年),盘 铭中提到的刺王(厉王),可用李学勤先生“前朝事后朝记”的办法来作解释:厉王被赶离京城后 ,宣王即位,在第十四年前的某一年,宣王任命速司四方吴蔷、速到厉王死后的某一年(此时可以有谥号剌)制作此盘以记此事。这一可能性是否存在?难以证实。它虽然有解释吴虎鼎与四十二年迷盘矛盾的好处,但又带来如下问 题:宣王既已称王,为什么还要用被赶下台的王的纪年呢?另外,晋侯苏钟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未得 到解决。“工程”取李学勤先生“前朝事后朝记”的办法未能解释为什么苏钟铭文中不见“剌王” 字样的问题,对比迭盘中前王皆有谥,时王无谥,此问题更加突出了。所以,我虽然看到上述可能性,还是觉得问题尚未解决,对“共和”计人宣王纪年的看法不愿草率放弃。李伯谦先生说,单氏家族铜器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资料,是空前的发现。断代工程只是一 个阶段性成果,不是定论。这批铜器铭文对西周历谱提出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研究。比如四 十二年、四十三年鼎以共和计人宣王纪年能相合,但吴虎鼎为宣王“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 ”所作,无论如何推算皆不相合。这批铭文共有3000～4000字,多属一个家族,对西周晚 期青铜器断代有重要意义,对晋侯墓地铜器断代也有重大意义。晋侯M8学者或以为宣王时,其出 土铜器器形与单氏家族铜器接近,使宣王说得到佐证。单氏家族铜器中的一对壶与晋侯墓地M64 所出壶也接近。单氏家族鬲是单叔为其妻孟祁所作,单非祁姓。晋侯墓M63所出杨姑壶乃晋侯妻 杨姑所作,情形相似。出土的一件盂有夔龙、扉棱,也值得注意。出土铜器的窖穴为竖穴套洞,与 其他窖藏形式不同,引入注目。竖穴有二层台,是否原为墓而未用,起迷惑作用?出土铜器无簋, 不成套。12件鼎最少是两套,四十三年鼎10件是两套列鼎还是一套?晋侯墓地是5鼎配4簋。看来周代的用鼎制度有待重新研究。另外,封出去的王室后代与王臣礼制有无不同,亦值得研究。王辉先生赞同李学勤先生对铭文的分析,但认为盘、鼎的器主是否应隶作透,读为佐,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字前人如吴大潋等释速,旧版《金文编》从之。后来张政娘先生把何尊此字隶作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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