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0 2年底 ,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上著文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 ,主张“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 ,“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 ,“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 ,……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① 2 0 0 3年 4月 ,时殷弘也在同一刊物上提出对日“外交革命”的所谓“迂回战略” ,主张中国为改善中日关系单方面、无条件地对日方做出五条让步 ,即 :搁置历史问题争端 ,帮助日本增加对华出口及投资 ,对日本军事力量扩充采取“足够大度”的政策 ,支持日本以大国地位参与东亚安全、政治、经济事务 ,以及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② 这两则“石破天惊”的言论一时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应 ,引发了一场关于中日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大辩论。近两个月来随着讨论的逐渐展开 ,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对日新思维”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批判。然而我还想从一些被人们忽略的角度做些分析 ,权当补白。一 首先 ,关于“非理性”问题。“对日新思维”及其支持者认为 ,追究日本的历史罪责只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无谓之举 ,应当让位于着眼于现实战略利益的理性计算。更多的人在所谓“舆论精英”的误导下也相信中国民众对日本逃避战争罪责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是“非理性的情绪和态度” ,须加克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在中国的社会价值观中 ,在共事务上任何感情或情绪的表露 ,诸如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平则鸣、拍案而起、喜笑怒骂、呐喊怒吼、慷慨激昂、血气方刚……都被等同于“感情用事”和“情绪化” ,成了“非理性”的“偏激”和“盲动” ,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曾被社会推崇的对崇高和美好的热爱和追求、对罪恶和黑暗的愤恨和斗争 ,或已成为“幼稚”的笑柄 ,或已成为“狭隘”的缺失。流行的观点是 ,在对待公共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时 ,一切感情因素都应当被压抑、剔除 ,只剩下纯粹的利益计算 ,才是值得提倡的理性行为。在“新思潮”的引领和制度安排的制约下 ,“没脾气”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社会认同的“美德”和行为规范。其实 ,这纯粹是价值的迷失。“喜怒哀乐 ,人之情也” ,情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情感的流露是人性最自然的体现。缺少了情感 ,人不成其为人 ,民族也不成其为民族。事实上 ,把情感和理性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毛泽东说过 ,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① 正常人的情感及其宣泄自有其内在的逻辑 ,情感的背后是原则和理性 ,爱憎分明实际上就是对是与非、善与恶的界定和取舍。可以说 ,爱憎分明是一切社会正义的起点 ,很难想像一个对罪恶无动于衷、对受害者冷漠无情的社会会有任何正义可言。有人说 ,“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贤教诲的复苏。可是 ,提倡中庸之道的孔老夫子不是也说过“乡原 ,德之贼也”吗 ?又有人说 ,让人打了左脸再打右脸的宽容和“大国风度”是西方人文精神的引进和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然而 这也是那些食洋不化、对西方只知其一的“自由派”文人的杜撰。只要看看被他们奉为圭臬的美国在“9·11”之后如何对被怀疑为元凶的组织和个人务必赶尽杀绝而后快的例子,就知道引领世界潮流的美国人所相信的 ,不是“姑息养奸”而是“除恶务尽”。事实上 ,对罪恶、特别是对侵犯自己家人和同胞的犯罪是否怀有强烈的仇恨和愤怒一直是美国人判断一个人素质的重要标准。在 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一次辩论中 ,反对死刑的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就是因为在回答“假如你的妻子被强奸杀害 ,你是否还会反对将罪犯处死 ?”的假设问题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义愤而遭受舆论的严厉抨击 ,终因其“冷静克制”的“理性”态度而付出了支持率大幅下降的沉重代价。②大概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网上有人提出请对日新思维论者公开回答诸如“假如被日军掳去天天遭兽兵轮奸的是你的母亲妻女 ,假如先被日军强迫感染烈性传染病而后又被当成实验动物遭受活体解剖的是你的父子兄弟 ,假如……你还会心平气和地主张‘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历史问题应当搁置’吗 ?”之类的问题。提问者的用意是想把对日新思维论者置于一个两难境地 :如果他们回答“不会” ,那么根据“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逻辑 ,他们就不能要求别人这样做 ;如果他们回答“会” ,那就会因怯懦、背叛和出卖在国人面前身败名裂。然而提问者们过于乐观了———他们高估了这一 诘难的杀伤力而低估了“恕道”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力。在美国形同政治自杀的回答在中国反倒可能给逆来顺受者带来“忍辱负重”、“理性宽容”、“顾全大局”的美名,足见两种文化的巨大反差。所以 ,“对日新思维”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不只在个别人的思想和人格 ,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和文化的特质以及整个民族的思想方式和民族性。中国这个民族真是太古老了 ,老得已经丧失了激情、不见了脾气———这在许多国人看来是“理性”修炼臻于成熟的完美境界。多少年来道统的束缚、说教的误导加上社会规范的压铸 ,使我们这个民族早就“缺少慷慨悲歌的英雄和抚尸号哭的勇士”(鲁迅语 ) ,到如今更有太多的国人变成了失去情感能力、惟利是图的冷血动物和逆来顺受的懦夫。其结果 ,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已不知愤怒为何物 ,而一个不知愤怒的民族就是一个人人得而欺之而不必顾虑后果的民族。两年前林治波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 ,你为什么不愤怒 ?》 ,写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他那篇文章又是受台湾作家龙应台同名文章的启发而成 ,说明这个问题超越了时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 ,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痼疾。今天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要复兴 ,首先要改造我们的民族性。一个没有血性和豪气的民族 ,一个不敢愤怒和斗争的民族 ,不管它变得多么富有 ,也只能是任人欺凌的弱者 ,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 如果情感是理性的道义原则的强烈表现 ,那么在压抑情感的主张背后也自有一套哲理。不许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历史罪行及其逃避罪责的新罪行表示愤慨的“对日新思维” ,就代表了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而且至今在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中间很有市场的处世哲学 ,那就是 :胆小怕事、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可悲的是 ,正是这一以“忍让”为核心的行为准则 ,使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更可悲的是 ,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这一处境的根源还浑然不知 ,甚至以为是忍让得还不够 ,还要进一步开拓忍让的“新思维”。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一点都不夸张。环顾全球 ,中国人 (包括海外华人 )在世界各国非但是犯罪分子摧残戕害的首选目标 ,也是政府官员 (如海关、移民、警察等部门 )刁难骚扰的主要受害者 ,而且还是服务业 (如航空公司、旅馆、饭店等 )肆无忌惮加以歧视的对象。中国渔民在公海甚至在本国领海内都常遭邻国海军的缉捕、羁押甚至杀害 ,而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则屡屡成为大规模排外种族暴行的牺牲品。不错 ,各国犯罪和歧视的受害者中也有其他族裔的人 ,但如此集中而且频繁地发生在中国人身上 ,就不是偶然的了。况且中国人受欺负还有两个特点堪称举世无双 :一是大国受小国欺负 ,如在南海欺负中国渔民的都是周边的小国。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 ,大国欺负小国原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秩序 ,这样的事几乎天天都在上演 ,但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不但常受大国如美国的打压 ,还不断遭受像菲律宾、越南等小国的欺侮 ,而且还总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可谓世界一绝。二是在本国土地上受外国人欺负 ,见诸媒体上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有关外国流氓公然在中国大街上侮辱妇女、行凶打人 (甚至在派出所里还敢打警察 )却总能逍遥法外的报道。中国人在外国是少数 ,所以受欺负 ;中国人在中国是绝对多数 ,也还照样受欺负。这样的现象难道还不发人深省 :中国这个民族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中国人到底招谁惹谁了 ,竟遭此厄运 ?答案是 :不是因为中国人招谁惹谁了 ,而是因为中国人谁都不招不惹 ,连欺负自己、虐待自己的恶人都不敢招不敢惹 ,结果就招来天下人都来欺负中国人。数年前 ,美国旧金山警方破获了一个专门入户抢劫、强奸、杀人的犯罪团伙。该团伙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即其受害人无一例外地全都是华人。在种族关系高度敏感的美国 ,人们立刻怀疑罪犯是否有种族主义的动机。调查的结果却发现 ,这批罪犯根本与种族主义无涉 ,他们之所以锁定华人作案 ,其原因只有一个 ,而且特别简单 ,那就是 :没有反抗、没有后果。据罪犯供述 ,华人在遇袭时反应最温顺 ,乖乖就缚、忍痛交出钱财、默默忍受侵犯 ,而且事后不报警 ,警方调查时也不提供证词 ,更不用说出庭做证了。其结果就是罪犯得以逍遥法外 ,继续为害。据报载 ,类似的悲剧在美国其他地方 ,在法国、俄国、日本、澳大利亚……都在不断重演。没有后果 !这就是全部答案 !没有后果就意味着歹徒和罪犯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任何代价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能鼓励犯罪呢 ?要保卫自己不受侵犯就必须让侵犯者付出巨大的代价 ,只有当这代价大到超过了侵犯者从侵犯行为中得到的好处时 ,才能有效地消除侵犯动机。这一简单的生存之道是自然的法则 ,连许多低等动物都本能地深明此道。蜜蜂对侵犯蜂巢者必定群起而攻之 ,甚至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 (工蜂蜇刺后即亡 )。对于每个工蜂而言 ,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行为 ,但对于整个蜂群的生存乃至蜜蜂这一物种的延续 ,却体现出自保的最高理性。在人类社会中 ,特别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世界里 ,生物界的这一生存自保之道被弱小者借来作为抵御强大者的威慑武器。美国开国之初 ,面对实力悬殊的强敌英国 ,不是俯首称臣、乞求和平 ,而是以“不自由毋宁死”的誓死决心对英国的非分之想加以阻吓。当时南方一些州的州旗上镶有一幅图案 ,画的是一条昂首吐信、随时准备攻击的响尾蛇 (尾部画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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