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财政学的研究范式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 ,它所提供的理论框架无法较好地解释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财政现象 ,于是我们不得不借用西方财政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术语。中西财政学理论和术语的混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我国财政学研究范式的混乱。随着改革的日渐深入 ,我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样一种背景下 ,部分学者在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进行研究时较多地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财政理论 ,提出了一些有别于传统财政学的观点和主张 ,由此却引发了关于“公共财政”的激烈论战 ,这一论战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共财政论”在我国的兴起。对于这场论战 ,我们与其说是争论双方在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存在分歧 ,不如说是双方所遵循的研究范式之间的一次摩擦和碰撞。就“公共财政”展开的论战以及“公共财 政论”的兴起对我国财政学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它从“范式”层面上对传统财政理论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从而也为我国财政学研究范式从计划型向市场型变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但财政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并不是一触而就的 ,一场论战不可能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财政学研究范式混乱的状况 ,它需要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为之而努力。结合“公共财政”论战和当前“公共财政论”的发展对我 国财政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作一些思考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一、财政学的基本假设基本前提假设是一门学科进行逻辑分析的起点和展开理论演绎的依据。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财政学或是沿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或是在经济学原有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虽然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大体上没有明确给出基本假设 ,但实际上仍有一些假定隐含其中。对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抽象是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假定之一。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所谓的“人性” ,同时也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在不同经济体制的约束下 ,“人”有着不同的行为方式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学和财政学也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作出不同的抽象和概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的 ,几百年来 ,“经济人假设”虽不断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与质疑 ,但始终没有被彻底否定而被取而代之 ,相反它的内涵和外延却在不断扩展和丰富 ,而且经济人分析范式还由公共选择学派从私人经济领域推广到公共经济领域。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 学和财政学事实上是以“道德人假设”为理论分析的前提的。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一假定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实际上要以“道德人”行为方式作为前提条件的。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商品货币关系 ,所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这就使得“道德人假设”即使是在旧体制下也是缺乏牢固的现实基础的 ,市场导向的改革更是让“道德人假设”进一步丧失了生存的空间。这样 ,我国的经济学和财政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也能运用“经济人假设”来分析问题就成为我们必须 认真回答的一个问题。“经济人”范畴只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的一种抽象和概括。虽然“经济人假设”存在不少缺陷,但它却抓住了市场主体行为方式的核心。如果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具备“经济人假设”所描述的基本特征 ,那么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的 ,这大概就是“经济人假设”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所沿用下来的根本原因。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接受“经济人分析范式” ,并将它用于分析私人经济活动。现在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经济人假设”能否纳入我国财政学的研 究框架、用来分析我国政府的财政活动以及“政府人”的行为。政府的活动最终是由“政府人”来具体执行的。虽然政府的财政活动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人”就没有独立的私人利益 ,而一味大公无私地为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主义的本质虽使得我国“政府人”的行为方式与“经济人假设”并不完全相符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人”也只有在自身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较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 ,从市场化改革以后的政府财政活动和“政府人”的行为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实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要对现实的某些方面进行抽象、设定一些前提假设。只要没有剔除至关紧要的特征并且又便利于理论分析的深入 ,那么即使是利用不现实的假定得出的结论我们也不应绝对排斥。同样的缘由 ,“经济人假设”只能是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基本面的一种高度抽象 ,它既接近于社会实际 ,但又不可能完全拘泥于现实 ,在相当程度上它要超脱于现实 ,我们不能因为它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的距离就彻底否定它。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需要 ,我国财政学在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时完全可以在有一定保留的前提下接受“经济人假设” ,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政府财政活动中准确把握问题的关键。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物化劳动的配置归结为活劳动的配置 ,同时又把活劳动的配置等同于劳动时间的分配 ,进而把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归结为劳动时间的有计划分配。这实际上就忽略了物质资源配置的重要性或者说将它简单化了。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国传统经济学没有设立“资源稀缺性”这一假定或者说是以资源的无限性作为研究的前提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 ,也印证了我国传统经济学在众多生产要素中是把劳动视为稀缺性资源而把其它要素当作丰裕性资源的。正因为缺少“资源稀缺性”这一假定 ,所以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财政学一直没有对政府财政活动的效率问题进行研究(在“资源稀缺性”假定下 ,也没有必要研究财政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 )。可以说 ,我国财政活动效率低下与传统经济学未把“资源稀缺性”假定纳入研究框架进而在理论上未对财政 活动进行效率分析研究有着很大的关联。“公共财政论”在“资源稀缺性”假定的基础上对政府财政活动的效率作了深入地研究,并论证了公共经济活动和私人经济活动遵循同样的效率法则。西方国家相对较高效率的财政活动与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这一研究大概不无关系。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财政理论界曾对“财政效益”问题作过一些研究 ,但是“效益”强调的只不过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 ,它不像现代经济学中的“效率”概念鲜明地体现出“资源是稀缺的”基本内涵。毫无疑问 ,今后我国的财政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的研究都应建立在“资源稀缺性”基础之上。二、财政学与其价值理论基础我国当前的“公共财政”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财政理论 ,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甚至直接来源于西方公共财政学。在西方公共财政学的核心内容“市场失效论”和“公共产品论”中 ,如果说“市场失效论”的价值论色彩还较淡的话 ,那么“公共产品论”则是鲜明地立足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一些学者就曾以不能与劳动价值论相容为由来否定“公共财政论”。应当说这种指责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是无法得出我们所要借鉴的现代“公共财政论” ,尽管亚当 .斯密时期的“公共财政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价值理论作为财政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 ,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推动甚至是决定着财政学的发展。近代经济学说史中 ,相互对立的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使得中、西财政学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同时在两者之间也划出了一条似乎难以跨越的鸿沟。财政学的发展是不可能脱离价值论单独进行的 ,因为财政学中的许多基本问题直接决定于价值论 :(1 )一直以来 ,我国理论界就存在是否应将财政限定在“分配”范围内的疑问。在具体的实践中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活动范围实际上已经延伸到微观生产领域 ,这与将财政局限在“分配”领域内显然是不符的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我国政府活动的范围在有较大退出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有了新的扩展 ,这也是难以仅用“分配”可以概括的。这种状况反映在当前的财政理论上就是有的学者主张将财政界定为“公共 (部门 )经济” ,也有学者用“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这样一种折衷的表述。其实 ,在劳动价值论的框架内是只能将财政界定为分配范畴的 ,因为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创造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 ,国家并不从事物质生产活动 ,所以财政就不可能是从生产到消费的一个完整的“经济”活动。不管对“财政”作何种界定 ,至少在逻辑上应与其价值理论基础保持一致。从根本上看 ,财政经济观在我国财政学中能否真正成立取决于价值理论。如果我们固守劳动价值论是一成不变的或者不在劳动价值框架内作出新的诠释话 ,那么财政经济观只能是空中楼阁。(2 )我国财政运行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 ,这与我国财政理论缺乏对财政效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些学者提出“传统财政学无法把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统一到帕累托效率状态 ,而在新的财政学中 ,要建立起两者一致的理论模型”① 。这一观点对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有一定意义的 ,但它忽略了此观点成立的价值论基础。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是不能赋予主要存在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政府活动以价值并对其进行价值评定的 ,因而也就很难形成政府活动的效率标准 ,进而也就不可能把非市场机制和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统一到帕累托效率状态。可见 ,我国财政学要研究财政效率必须先克服价值论上的障碍。(3 )西方古典财政学根据劳动价值论所导出的非生产性国家观 ,认为政府活动应局限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我国传统财政学虽未明确界定 ,但基于劳动价值论这一共同点 ,理论上是应得出与西方古典财政学相类似的结论。然而在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政府活动的触角几乎无处不在 ,市场化改革以后 ,政府的活动也并未压缩到“小政府”的范围。这种理论与实践相违背的状况 ,也需要我们从价值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目前 ,多数公共财政论者对“公共财政论”的价值理论基础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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