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提出：“江西在宋朝涌现的诗人特别多，此前和此后都比较少。”（《中国文学史》第一卷） 可见江西宋代诗坛的崛起已经成为一种学界普遍关注的文学现象。造成江西宋代诗坛繁荣的原因尽 管是方方面面的，但禅学的影响尤其值得重视。笔者认为，禅宗对江西宋代诗歌的影响不仅体现在 总体艺术风格上，而且表现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之中。就宋代江西诗人而言，在中国诗歌史上影响最 大的莫过于“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和“诚斋体”的创制者杨万里。细析这两位诗坛泰斗所倡导 的诗歌创作方法，其中或隐或显的禅学化走向是宛然可辨的。一、“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在黄庭 坚倡导的诗歌创作方法中，最受后人讥评的就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法。金人王若虚就曾经对 此提出过十分严厉的批评：“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 ，特剽窃之黠者耳。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滹南遗老集》卷 四十）此论一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方法几乎成了“蹈袭剽窃”的代名词。这实在有 失公允。客观地说，“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既非教人“剽窃”，亦非“强辞而私立名字”，而是 宋代诗歌创作在受到禅宗思想影响后的一种必然选择。中国古代诗歌在经历了唐代数百年的繁荣之 后，各种体裁大多基本定型，各类题材也几乎写尽。在这种情况下，宋代诗人要想继续在文学样式 上有所创新显然已经十分困难。据说王安石就曾经对此发出过深深的感慨：“世间好语言，已被老 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见《苕溪渔隐丛话》卷十四所引《陈辅之诗话》）笔者 认为，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实际上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就诗歌创作方法翻新问 题所作的一种积极尝试。所谓“点铁成金”，实际上是比喻在诗歌创作中，通过对旧有语言材料的 借鉴改造，以创造出新的诗歌意象的一种独特手法。对此，黄庭坚本人的解释是：自作语最难，老 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 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与“点铁 成金”相联系的是“夺胎换骨”。如果说前者重在对旧有语言材料的借鉴改造，后者则是主张通过 对旧有的诗歌意象加以引深，并用新的语言形式来开拓出新的意境。对此，黄庭坚的看法是：诗意 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 ，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引自慧洪《冷斋夜话》卷一）可见，无论是“ 点铁成金”或是“夺胎换骨”，贯穿其中的共同精神不外乎主张在学习、借鉴前人创作经验时应有 所发展变化。取古人“陈言”时，必须经过“陶冶”，才能为我所用；取古人之意时，则要“造其 语”或“形容之”，方能入我诗篇。其实，无论是对“陈言”的“陶冶”，还是对古人之“意”的 “造其语”或“形容之”，本质上都是一种新的艺术构思。尽管这种构思有时难免会因对前人作品 的过于偏爱而弱化了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能力，从而造成艺术原创力的消损，但就总体情况而言，它 仍然是以求新求变为基本特征的。对此，笔者认为莫砺锋先生的看法比较公允。他认为：“‘夺胎 换骨’说不可能是主张‘蹈袭剽窃’，而只能是要求努力向前人学习，尽可能多地吸收、借鉴前人 诗文中的语言技巧，特别是词汇、典故等修辞手段，从而充分利用前人的文学遗产，达到‘以故为 新’。在这里，‘以故’只是手段，‘为新’才是目的。”（《江西诗派研究》）至于黄庭坚为什 么要“以故为新”而不主张自创新意、自铸伟辞，这主要是时代使然。周裕锴先生就认为：“总而 言之，这两条诗法都是宋人在唐诗艺术丰碑的巨大压力下穷极思变的产物，‘点铁成金’是对‘辞 不出风雅’的应战，‘夺胎换骨’则是对‘思不出《离骚》’的回答。”（《中国禅宗与诗歌》） 周裕锴先生所言，实际上还只涉及到黄庭坚主张“以故为新”手法的时代原因的一个方面。其实， 我们所说的“时代使然”还包括更宽泛的含义，其中禅宗的影响就是构成时代原因的一个十分重要 的方面。首先，从语源上分析，无论是“点铁成金”或是“夺胎换骨”，它们都不是黄庭坚的“私 立名字”，而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出自禅宗典籍。其中“点铁成金”本是道教炼丹术，佛法东渐后 ，禅师们便常常以此比喻凡俗之人的顿悟成佛。如灵照禅师就说过：“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至理 一言，点凡成圣。”（《景德传灯录》卷十八）《五灯会元》卷七《翠岩令参禅师》中也有类似记 载：“还丹一粒，点铁成金。至理一言，转凡成圣。学人上来，请师一点。”至于“夺胎换骨”一 词，虽不直接出自禅宗典籍，但同样可在禅宗典籍中找到它们相互关联的蛛丝马迹。据《五灯会元 》卷一记载，达摩祖师传法给四个弟子，其中道副得其皮，尼总持得其“肉”，道育得其“骨”， 只有二祖慧可得其“髓”。此外，《祖堂集》卷二《慧可禅师》中有如下记载：本名曰光光，因见 神现，故号为神光。至于第二夜，忽然头痛如裂，其师欲与炙之。空中有声，报云：“且莫且莫， 此是换骨，非常痛焉。”师即便止。遂说前事见神之由，以白宝静。宝静曰：“必是吉祥也，汝顶 变矣，非昔首焉。”或许正是看到了“夺胎换骨”与禅宗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所以早在南宋时期 ，有的学者便把它与禅宗的“活法”相提并论：“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 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 吾言之内。”（俞成《萤雪丛说》卷一）由此可见，“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确实与禅宗典籍 存在一定程度的语源学上的关联。其次，从思想渊源上看，“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的精神实 质是求新求变，要求自成一家，这种精神实质显然直接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禅宗的最 大特点就在于它否定外在的权威，强调“本心”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求新求变乃是禅宗不懈的追求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禅宗才生长出了“一叶五花”的繁茂景象。就江西禅宗而言，这种特 点表现得更为明显。百丈怀海所谓“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古尊宿语录 》卷一），可以视为江西禅宗创新精神的集中表述。进入宋代之后，文字禅开始流行，从本质上看 ，文字禅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禅宗固有的创新精神，只不过这种创新更多地表现在“以一则公 案、一个话头或一首偈颂为对象，这就启示宋诗人以前人的作品为对象，从中翻出自己的新见解、 新意境、新风格来。”（《中国禅宗与诗歌》）笔者以为，黄庭坚“翻出自己的新见解、新意境、 新风格”的主要方法正是“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可见“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的作诗 方法确实与禅宗存在着思想渊源上的关联。这种关联在黄庭坚的《书梵志翻著袜诗》中表现得尤为 明显：“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一切众生颠倒，皆类如此，乃知 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伟，田家子尔，杀鸡饭其母，而以草具饭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劝 使就学，遂为四海名士。此翻著袜法也。（《豫章文集》卷十三）“著袜”是禅宗威仪之一，类似 于禅僧搭袈裟。王梵志作为唐代著名诗僧，他将袜子翻过来穿，从形式上看是对宗门的大不敬。然 而，这种形式上的不敬，恰恰符合禅家呵佛骂祖的创新精神。黄庭坚对此无疑是赞赏的。在他看来 ，《后汉书·郭太传》中那位杀鸡侍奉母亲、用粗茶淡饭招待宾客的茅容，就与王梵志的“翻著袜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妙就妙在不因循流俗，敢于创新。这一情况足以表明，作为禅宗黄龙派 法嗣的黄庭坚确实秉承了禅宗超师越祖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体现在作诗方法上，自然会提倡 以求新、求变为实质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法。二、作诗打诨唐诗重神韵，宋诗尚趣味， 这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事实。宋诗的趣味除了的禅趣和理趣之外，实际上还包括谐趣。这种表现谐 趣的诗篇在宋代江西诗人黄庭坚和杨万里的作品中可谓俯拾即是。试举数例如下：爱酒醉魂在，能 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黄 庭坚《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全诗八句均借用典故组合而成，但不用其原意，而是或用其字面 意，或反用其意，或翻出新意，充满了诙谐之趣。岭下看山似伏涛，见人上岭旋争豪。一登一陟一 回顾，我脚高时他更高。（杨万里《过上湖岭望招贤江南北山》）稚子相看只笑渠，老夫亦复小卢 胡。一鸦飞立钩栏角，仔细看来还有须。（杨万里《鸦》）在杨万里笔下，自然界的山有与人一争 高低的性格，长胡须的乌鸦则成了令人捧腹的喜剧角色，真可谓风趣有加。翻检黄庭坚和杨万里的 诗集可以发现，尽管造成他们作品充满谐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打诨”作诗手法的运用，无疑 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黄庭坚本人在向学生传授作诗方法时就公开宣称：“作诗正如作杂剧， 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转引自《王直方诗话》）王季思先生曾对此作过鞭辟入里 的分析：宋诗一面固受禅宗的影响；而打诨通禅，宋诗于当时流行的参军戏，正复得到不少启示。 ……至山谷谓：“作诗如作杂剧，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更明揭以示学人，而江西派之宗风以 立。山谷题伯时顿尘马诗：“竹头抢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是打猛诨入；“忽看高马顿风 尘，亦思归家洗袍裤。”则是打猛诨出矣。……下至杨诚斋，大而日月山川，小而虫鱼草木，无不 可以打诨，江西派的宗风，可说发展到极限了。（《玉轮轩曲论·打诨、参禅与江西诗派》）这段 论述对宋诗，特别是黄庭坚和杨万里作诗打诨的手法作了十分细致的分析，足以证明“打诨”手法 在谐趣诗中的广泛运用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尽管宋诗的“打诨”手法是从唐宋时期盛行的参军戏直接引用而来，但究根溯源的话，仍然可以发现它与禅宗密切相关。首先，“打诨”手法与禅宗的“游戏三昧”存在着本质上的趋同。所谓“游戏三昧”，是指“心灵臻于最高觉悟之境，而为绝对自由，不受任何对象性所囿”（《佛教大辞典》）。这是一种极具中国禅宗特点的佛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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