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经济史研究中 ,财政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讲 ,经济的其他各个方面都与财政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这就决定了财政史研究有其更为突出的意义。 1 991年以来的十年中 ,晚清财政史研究无论是宏观整体的把握 ,还是微观细节的探究 ,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对之予以概述。一 专门著作与资料整理十年来 ,经济史学界出版了一批较有分量的财政史专著 ,并搜集整理了部分财政史资料 ,这是晚清财政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就。周育民著《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是此间专就晚清财政问题进行研究的力作。该书将晚清财政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下 ,以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主线 ,对晚清各历史阶段的财政状况予以宏观论述 <1 > 。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一书则从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的互动、互制关系着眼 ,对晚清财政制度、财政管理体制、财政收支、财政改革等情况作了深入探究 <2 > 。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太平天国政权的财税制度与政策。书中对“照旧交粮纳税”、“业主收租”、“着佃交粮”等田赋政策详加考察 ,并具体分析了工商税与捐费 <3 >。其他经济史与财政史著作中 ,亦有专门章节探讨晚清财政情况的 ,在此不予赘述 <4>。具体财政问题上 ,也有不少专著出现。郑学檬主编的《中国赋役制度史》指出 ,晚清赋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盐税商税收入增加 ,地丁正额地位则相应下降<5> 。黄惠贤、陈锋主编的《中国俸禄制度史》认为 ,清代俸禄制度“包含着近代社会俸禄制度的新内容和新变制”,晚清社会的大变动导致了俸禄制度的大变更 <6> 。许毅等学者合集体之力 ,撰成一部专题论文性质的外债史专著 ,对外债、赔款、外国资本侵略等诸多问题作了研究<7> 。曹均伟、方小芬则从利用外资的角度出发 ,从相对积极的层面去理解近代中国的外债问题<8> 。陈诗启在其海关史专著中指出 ,海关税收的增长确实使清政府的财政赤字状况有所改观 ,但与此同时 ,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又通过海关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 <9> 。戴一峰亦对近代海关与财政的关系问题予以探讨 ,认为近代海关典型地扮演了双重角色 :“它既是列强扩大对华经济侵略 ,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工具 ,又是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的样板。”<1 0 >资料整理方面亦取得了丰硕成果。刘聚星、林宝清编写了《中国财政金融年表》的清代部分。该书以《清实录》为主要选编范围 ,辅以其他史书与类书 ,第一次以年表形式将财经资料汇编成书 ,实为财政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参考工具<1 1 >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分别组织编写了清代外债史资料著作。前者以清政府正式文件记载为主 ,报刊书籍中反映的一般材料均未采用 ;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书的不足 ,几乎搜集了所有相关档案材料 ,可谓全面完整 <1 2 > 。汤象龙爬梳清政府军机处档案中海关监督的 6 0 0 0件报销册 ,将其整理成 1 1 8个统计表格 ,清楚地再现了全国海关与地方各关的税收及其分配情况 <1 3 >。地方海关方面 ,拱北海关主持编写的《拱北海关志》与《拱北关史料集》、莫世祥编的《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等一批资料均于 1 998年出版。二 财政状况晚清财政发展演变的基本状况是个宏观而复杂的问题 ,但可以通过对不同时段和不同区域财政情况的论述来“各个击破”。十年来 ,学者们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着笔 ,对晚清财政状况进行了探讨。费鸿萍从总体上分析了晚清财政的变化趋势、特点及其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过程的关系 ,认为晚清财政主权、体制、原则等的转变是其性质发生变化的主要表征 <1 4 >。赵梦涵论述了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财政的影响 ,认为中国财政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形成过程是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发展历程相伴而行的 <1 5>。孙瑞新、刘治泰分析了《辛丑条约》对晚清财政性质变化的影响 ,认为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财政的正式形成 <1 6>。梁义群论证了庚子赔款对于晚清财政崩溃所起的决定性影响 ,认为它“不仅导致清王朝财政的总崩溃 ,也加速了其覆灭的进程”<1 7> 。王开玺对辛亥革命前后清廷财政彻底崩溃的过程及深层内因予以探折。他指出 ,清末财政的半殖民地性质、新旧财政体制交替的不健全状态以及地方财政的相对独立是清廷财政最终崩溃的主要因素 <1 8> 。区域财政方面。李玉军详细分析了清末广西财政危机的缘由、表现及其影响。他指出 ,农业经济的凋敝和连年不断的战争导致了广西财政危机的出现和加剧 ,财政危机对广西边防政策、新政及民变均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1 9> 。廖伟章对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广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及财政性质的变化作了细致研究。他认为 ,为摆脱财政赤字 ,广东督抚采取了捐纳捐输、开征厘金等搜刮措施 ,其财政性质也在同时开始半殖民地化<2 0 > 。岑生平把咸同时期的湖南作为晚清财经政策的范例来分析。他指出 ,湖南的财经政策仍奉行“重农抑商”宗旨 ,其中治理通货膨胀和改革田赋体现了积极进取的一面 ,而开征厘金与经营盐茶是其落后的一面 <2 1 > 。熊英通过描述湘军饷源的几个筹措途径 ,亦对湖南的财政政策作了探讨 ,认为这些政策的施行充分挖掘出了湖南的经济潜力 ,刺激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成倍增长 <2 2 > 。三 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财政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年来 ,学界不仅从总体上对晚清财政收入予以关注 ,还具体探求其各个构成部分的情况。邓绍辉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 ,对晚清赋税结构演变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论述。他指出 ,晚清税收的总量、主体及形态均发生了剧变 ,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经济基础及结构的变化 ,直接原因则是清政府税收制度与政策的重大改变 <2 3 > 。赵仁平从赋税结构变化与近代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出发 ,认为中国赋税结构由封建性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转变 ,正是晚清近代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反映 <2 4> 。在财政收入的构成部分中 ,学者们对公债的研究尤为重视。先看外债史研究。吴景平对近代外债史研究对象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思考。他指出 ,研究外债史不仅应在整体上对外债有个准确的把握 ,还应对个案作科学分析 ,个案研究应从搞清构成特定外债关系的要件入手。外债史研究既包括举债本身 ,又须外延到外债偿付、外债思想、外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多个层面 <2 5>。隆武华分析了晚清政府外债政策的三个发展阶段 :禁止借领外国资本、谨慎举借外债和依赖外债 ,认为它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片面性和被动性 <2 6>。曹均伟从利用外资的新角度出发 ,论述了近代中国与外国资本的关系。他认为 ,近代利用外资具有开放性、进步性与爱国性三种性质 ,并体现出双重性、复杂性与曲折性特征 <2 7>。俞建国探讨了清末财政性外债对社会经济的双重影响 ,认为清廷对外赔款和借债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财政危机 ,但又最大可能地调动了调整经济政策的积极性 <2 8>。马陵合对晚清地方外债的阶段性特征和甲午之前中国外债的抵押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 ,晚清地方外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通变权宜 ,以应急需 ;议请借用 ,定为政策 ;苟安目前 ,弥缝一时。甲午前外债抵押方式主要为关税抵押与产权抵押两种 ,前者使海关主权逐渐丧失 ,后者则加深了民族企业的对外依赖<2 9> 。具体外债问题上 ,铁路外债仍是研究重点。王致中对晚清铁路外债政策确立的历史背景及内容作了描述。他指出 ,晚清铁路外债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 :国家设立铁路总公司负责借债事宜 ;不以关税作抵 ,而以铁路作押 ;拒绝洋股等<3 0 > 。孔永松、蔡佳伍对晚清铁路外债的发展阶段、类别及抵押予以述评。他们指出 ,晚清铁路外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初期商业借贷性质的借款 ;大规模借债筑路时期 ;挽回利权、反对借债时期 ;完全依赖外债筑路时期。从用途上讲 ,铁路外债可分为筑路借款、赎路借款和路政借款三类。铁路外债抵押经历了从以路作抵到由各省厘金税捐或他路进款余利作保的政策转变<3 1 > 。芮坤改考察了晚清铁路建设的资金筹措及政府政策的发展变化。她认为 ,晚清政府在借债筑路问题上有个态度转变过程 ,这些变化与铁路资金筹措的具体情况相维相系 <3 2 >。张九洲评析了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借债筑路活动 ,认为借债筑路虽有应该记取的教训 ,但它促使了中国社会经济、社会风气与思想观念的近代化转变 ,主导方面应予肯定 <3 3 >。学者们还对铁路外债作了个案研究。王致中通过分析清政府在津沽铁路筹资过程中的政策变化 ,认为“以外债形式的外资进入中国铁路市场 ,迟早势所不免”<3 4 > 。高志斌、王国平考察了中英沪宁铁路借款合同的曲折订立过程 ,认为中国借债筑路的历程几乎就是主权与利权外丧的过程<3 5> 。文恒益论述了湖广铁路借款的过程与得失。他指出 ,2 0世纪初的湘、鄂两省资产阶级还不具备自筑铁路的经济实力 ,借债筑路是符合引进外资原则的<3 6> 。姜新则对1 90 8年签订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予以评析 ,认为它争得了部分路权 ,是近代借债筑路的重要转折点<3 7> 。铁路外债之外 ,一些学者还论述了其他方面的外债问题。潘家德对晚清军事外债作了总体探讨。他指出 ,清政府共借军事性外债 5 8笔 ,总额为 1 0 35 0余万两 ,这些外债具有反动性与进步性双重性质 ,“体现了近代半殖民地半主权社会的时代特征”<3 8>。金普森分析了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及以后举借外债的情况 ,认为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及战后勒索赔款 ,是近代中国外债产生的最主要根源 <3 9>。马陵合以左宗棠西征借款为例 ,透过军需来源由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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