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公平角度看农民税费负担 公共财政理论认为 ,税收应公平承担。税收公平的两大准则是受益原则和纳税能力原则。前者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 ;后者认为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分摊应考虑各自支付能力的差别 :相同的人应给予同等的对待 (横向公平 ) ,不同的人应给予区别对待(纵向公平 )。我国农民税费负担实质是税费的公平性的问题 ,具体可分为 :一在公共产品的供求上 ,农民的税费支付是否得到了其相应的公共服务 (受益原则 ) ;二是税费的社会负担上 ,农民与非农民相比 ,其税费待遇是否同等 (横向公平 ) ;三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 ,各自承担的税费是否有区别 (纵向公平 )。下文就从这三个方面对我国农村税费的公平性加以分析。 1 农民得到了相应的公共服务吗 ? 税费负担的受益原则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我国农村以乡镇为基层政府 ,农村的税费大部分为其所用。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以分析 ,就可了解它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 ,可以看出农民受益和税费支付的对应状况。 一般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中 ,人员经费有 60 % -80 %以上的比重 ,其中 2 / 3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的供电、供水由于有专门的收费 (电费、水费 )与之相应 ,不在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其余的服务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交通服务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 ,在那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与农民最相关的农田水利及技术服务并不占主要地位。从这种支出结构中可以看出 ,基础教育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 ,农民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而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等公共产品的比例并不 很高。农民并没得到与其税费支付相应的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对税费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因。产生这种现象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税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务上。由于我国原有计划体制的影响 ,政府机构承担很大的直接资源配置功能。基层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门性质的机构 ,它们占有的税费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务的产出。在改革的初期 ,为发展地方经济 ,大量公共资源被用来生产私人产品 ,其中失败的投资 ,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 ,这些债务的偿还占用了部分的税费。历史遗留下来的庞大政府机构和债务 ,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它引起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 ,成为一种没有交换的负担。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 ,财政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 ,产出未能最大化。我国的乡镇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官员的寻租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 ,财政资源被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高额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务加大了纳税人 (农民 )税费支付和受益间的不等价。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 ,它们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当地居民所受用。例如 ,基础教育在大多数地区完全是乡镇的责任 ,而其产生的“产品”(人才 )却并不能完全为地方受用 ,更不能为成本承担者———税费支付者 (农民 )所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超越了地方 ,完全由地方承担成本 ,损害了税费支付与受益对等的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 基于这三个原因 ,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与其公共服务的受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 ,农民大量的税费没有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 ,农村税费没有体现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 ,是农民没有等价的不公平的支付。 2 农民与非农民相比 ,税费负担重吗 ? 税收负担的横向公平原则要求 ,对相同的人应给予同等的对待。就农村税费而言 ,要求在相同的情况下 ,农民与非农民税收负担应相等。将农民与非农民的税费负担相比较 ,可以分析我国农村税费的横向公平性。 对于农业税 ,其征收方式是按每亩的单产 (取常年平均产量 )为计税基础 ,税率在 7% (安徽试点税率 )左右浮动 ,有人认为其实际税率只有 3 %左右 ,因而认为农业税负担是不重的。但这是与过去相比 ,与非农业部门的横向比较的结论则大不相同。张元红 ( 1 997)将它与城市个体工商业的所得税比较 ,发现它的边际税率是高于后者的。同样的收入 ,在其他行业可能无需缴税 ,而农民则负担了税负。其他行业的所得税 ,以扣除了成本费用后的净所得为基础 ,而农业税的计缴 ,以农田总收入为基础 ,没有减除农民的工资 ,并以所有产品收入而非销售产品的收入为基础。可见 ,认为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相反 ,其边际税率是远远高于非农业部门的。 作为“三提五统”的收费 ,则完全可以看成个人所得税 ,中央规定的征收率为 5% ,实际执行中往往以定额的方式为多。与其他非农行业从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相比 ,边际税率很高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起征点 ,不管农民收入的多少 ,即使以 5%为标准 ,也高于了一般个人所得税 ,其边际效应十分突出。 即使不考虑“三乱” ,农业和农民与非农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相比 ,在相同的情况下 ,税费负担是不同的 ,其边际税率已经远远高过了后者。农村税费成为农民在社会中不平等的负担。 3 农业税费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公平吗 ? 税收负担的纵向公平原则要求 ,对不同的人应给予不同的对待。对我国农村税费而言 ,要求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 ,税费负担应有所不同。而我国目前的农村税费的实践并没有遵守这一点。我国农业税费在实际征收中 ,大多按田亩或人头为计税基础定额征收 ,即以每亩田或每人为计税单位 ,按田亩或人口平均分摊。这种定额方式 (每亩或每人交纳一定金额 )忽略了不同田和个人之间的差异。高产的田和低产的田、高能力农民和低能力农民 ,承担了同样数额的税费。农业税费的负担金额与农民个人收入高低完全无关 ,收入越低的人 ,农业承担的税费占收入的比重反而越高。农业税费在实践中具有了累退的性质。这造成农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收入不同地区 ,课以同等的税额 ,也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同地区和收入的农民对农村税费的感受不同 :越是贫穷地区 ,贫困的农民越能感受税费负担的沉重。农村税费违背了纵向公平 ,加大了农民间的差距。二、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农村税费的经济影响 税费作为政府的一种政策手段 ,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一般对农村税费的分析 ,都忽视了这一点。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税费的归宿来探讨它的资源配置功能。 1 农村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农村税费可以看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征税 ,运用局部均衡的分析工具可以追溯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农产品市场的重要特征是它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 ,作为单个生产者的农民面对的是一条具有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他只是价格的接受者 ,不能对价格加以调控。这样 ,对他征收的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可以分析如下 :图 1 农业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图中线Ｓ代表征税前的供给曲线 ,线Ｄ是单个农民 (农产品生产者 )面临的需求曲线 ,由于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 ,农民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 ,线Ｄ平行于Ｘ轴。征税后 ,供给曲线移到Ｓ +Ｔ ,结果税收Ｔ完全由供给者 (农民 )承担 ,没有一点可以转嫁。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 ,农业税费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税费 ,即使在同样的税率下 ,由于它完全无法转嫁 ,生产者承担的部分要多于能转嫁的其他行业。这部分的税费完全等价于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 ,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需求。最近几年 ,农民税费负担的增长幅度大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 ,更加促进了这种效应 ,农村的社会总需求不旺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增加农民的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税费改革在其中的作用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2 农村税费归宿一般均衡分析 税收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税费负担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 ,达到均等化。一般均衡的分析可以找到税费的最终承担的要素 ,可以分析税费对要素投入的影响。 我国农业税费的征收可看成对农产品生产的征税。农村税费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 ,并通过要素相对价格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共同作用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要素有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 ,对农业征税可以对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影响。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不存在流动性障碍的情况下 ,对农业的征税如果高于非农业部门 ,农民就会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和劳动力投入 ,从而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 ,进而改变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 ,使对农业的高税费得以转嫁到非农业部门 ,从而是整个社会各部门税费负担均等化。在存在流动性差的要素的情况下 ,流动性较好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流动到税费负担较轻的部门来逃避超额负担 ,流动性较差的要素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的最终承担者。 我国当前的情况是 ,城乡长期处于分割状态 ,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民的流动性受到约束 ,同时农产品的价格也受到较严格的管制 ,价格体制的作用不能充分的发挥。这样流动性较好的资本就可以通过流动到其他部门来逃避农业部门较高的税费负担 ,流动性差的生产要素—农业劳动力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最终承担者。我国农村税费高于其他部门的部分最终由流动受限制的农业劳动力承担 ,直接表现为农业劳动的低工资。较强的农产品价格管制 (定价制度和收购制度 )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应。从另一个角度看 ,也可以说我国当前较重的农村税费激励了农业资本的外流 (以逃避不公平的负担 ) ,造成农业资本投资的不足 ;同时它还维系着剥夺农业劳动力收入的角色 ,长期中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劳动投入和创新的积极性。 在劳动力流动放松的情况下 ,农产品价格机制是税负均等化的障碍。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对税费改革的将来也有深远意义。 这种效应在我国实际生活中表现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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