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过青年路，东段那曾被称作梁府街的，虽不似东大街的热闹繁华，也没有高新区的摩天大厦，但装扮靓丽的楼群也还是挤挤挨挨，争奇斗艳，远不是昔日模样。 昔日——提起昔日，眼前就浮现出那宁静的土“马路” (后来改为沙石路，被老百姓称为扬灰路 )，路边的排水明沟和两旁清一色的青砖碧瓦组成的高高低低的平房。“土”曾吸引了多少孩子留连 忘返，被家长揪了耳朵连拉带扯，那明沟又曾让我和我的小朋友们多次不慎跌落其间，沾惹了满身 泥水。偶尔有一辆人力车或送水的马车经过，叮叮当当的车铃远不能破坏这儿已经积攒了有些年代 的宁静，只有学校放学的刹那，才会突然腾起一阵喧闹，这喧闹又会被一声声门的开合吸收逐渐减弱，最终又复归宁静。 我就曾是这喧闹群中的一员，那显得无比庄严神圣的陕西省第一个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蹲踞在这 里，我在它的附属小学和中学部度过整整九年。九年的沉淀，至今踏上这条路我耳边仍会飘起隐隐 约约“校舍鸿开，一堂济济育英才”的歌声和“小麻雀呀，小麻雀呀，你的母亲哪里去了”的童声齐唱。 虽然先贤早就说过“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但那是指男孩子们说的。在这个学校成立的 1910年以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女子无才便是德”仍然甚嚣尘上，以致不 得不采取由县衙考试，每县保送一名学员，由政府负担吃住行及书籍等费用的办法，鼓励女孩子读 书，但入学者仍旧寥寥。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初小毕业，在我那偏远闭塞的老家勉县武侯镇还有人敲锣打鼓，拿着大红喜报，向在千里之外的大哥去讨“喜钱”，说是“你家妹子中了女秀才”。 新文化新思潮涤荡着旧中国的角角落落，陕西尽管相对来说比较落后闭塞，当年这所在旧习俗、 旧道德、旧观念包围中举步维艰的女子学校，在抵制了几任校长的“三从四德”说教之后，也终于有了自己明确的教育宗旨，有了自己的基本教师队伍。1930年，在同学录上校长就留下了这样的词句：当此妇女解放，社交公开，经济独立，参政当权 ，皆诸生所应有事，要非有高深之学问不可，有高深之学问而无优美之人格尤不可……而培养既有 高深之学问又有优美之人格的毕业生的责任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在有更高深之学问、更优美之人格且能得学生爱戴的老师肩上。 年月已不可考，只影影绰绰记得是一个学年即将结束之际，校长在结业会上叮咛：一个学年结束 了，毕业班的同学即将离校，非毕业班的同学，有考得心满意足的，也有考得不好的；有要走的， 也有要留下继续读下去的。但无论是走的、留的、毕业的、不毕业的、高兴的、不高兴的，大多都 会有一种暂时解脱的轻松。这里要提醒大家，无论是考得好的还是考得不好的，都要平心静气对待 眼前的得与失，切记不要在悲喜中忘乎所以，做出违纪违规的事来。但违规的事还是发生了。几个 毕业班的大姐姐，躲到学校花园去挥泪话别。不知谁第一个无意间用手指去抠已经有些松动的花墙 砖缝里的土块，接着，你一块、我一块，幸好被训导主任及早发觉，花墙才没有被拆掉。事后一位 大姐姐说当时她们只顾说话，谁也没意识到手指在干什么，直到听见训导主任的喊声才想起糟了，毕业证肯定被扣了，至少“操行”一栏里的“甲”保不住了。可能家长会被“请”到学校，是赔?是罚 ?在她们心上好一阵子七上八下。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则欢蹦乱跳地边说边笑，剥着不知从谁口袋里掏 出来的花生。待到后边一声“小姑奶奶们”，回头一看，矮矮胖胖的女校长衣襟里已经有了不少沾 着灰土的花生壳。庆幸的是，花墙当时就由训导主任和泥，大姐姐们七手八脚重新修补好那个被拆 开的豁豁，我们也在吐舌、缩颈作鸟兽散后重又很快地聚集一起，拿着笤帚簸箕，把走廊打扫得一 干二净。没有人被扣发毕业证或通知书，也没有人因此而在“操行”一栏中被打上“丙”或“丁” 。没有责备，没有处罚，犯错误者和“执法”者在相互理解的情况下，对事态作了淡化、补救。惟留下了“要永远学会管好自己”、“凡事要有度”的记忆，让我终生受用。 历史课讲什么 ?不就是朝代更迭、权势者们的你争我斗吗 ?听起来不单调沉闷吗 ?记起来不费劲吗 ?可我们那位历史老师却把一个个历史事件描绘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知道朱元璋是怎样“黄袍加 身”的么……这叫“官逼民反”；唐初怎么会出现“贞观之治”呢……领袖人物要有博大胸怀，能 听得进反面意见，能“兼收并蓄”，以“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讲到鸦片战争，老师声泪 俱下，好像他就在虎门炮台，目睹关天培率众弟兄浴血奋战直至舰毁人亡；省港大罢工的场面更是 轰轰烈烈，中华民族的骨气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这些中学生，血气方刚的中华儿女就这样 被老师将一个个血泪片段镌刻在自己的脑海里。他还把枯燥无味的东西巧妙地编成顺口溜，如“三 皇五帝夏商周，归秦及汉三国谋，晋终南北隋唐继，五代宋元明大清”，还有什么“北宋称九主， 太祖与太宗，真、仁、英、神、哲，边关起狼烟，徽钦失其驭，景况何凄零，金师及再至，同入五 国城”。不知道老师为此曾费过多少心血，熬过多少夜晚，只知道老师早在一心一意地用自己的知识和形象在为当时备受屈辱的祖国培养新一代。 长我十五岁的表兄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他读小学时的一位最好的老师。他写道：我在初级小学 读书时的班主任名叫王象贤，蓝田人。少年时曾在该县名儒牛兆廉先生门下读过书，后被选送到省 立单级师范传习所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初级小学四个年级的级任。初级小学是一个教室却容纳 了四个年级，王老师对各年级的教学时间都严格掌握，教态严肃。对怎样面向学生讲课、怎样执教 鞭、怎样写黑板都经一番仔细琢磨演习。那时正在推行“国语”，为了让学生能讲“国语”，老师 以身作则。他用语考究，声音洪亮，态度严肃认真。王老师不仅课教得好，还特别注意“教人”。 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必须从小就培养。他经常告诫同学要爱惜光阴、刻苦学习，做人要正直、 有骨气，做事要绝对认真，不能“大概”“差不多”。有一次结合讲课，他指着黑板问：“你们说这是黑的还是白的?”同学们齐声回答“黑的”。他继续问：“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或者在你面前摆满金银珠宝让你说这是白的，你们又会怎样回答 ?”同学们又回答说：“黑板就是黑的，不是白的。”老师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你们都是好学生 ，长大了一定要有正义感，有志气，绝不能做没良心的事。要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王 老师一生清贫，教书所得除维持自己俭朴的生活外，都供给了穷学生和公益事业。老师死后，家贫如洗，由学生们凑钱厚葬了他，修葺了他破旧的房屋，安排了他妻儿的生活。 在同一条梁府街上还有一所名为女子平民职业学校的。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频仍的年代。陕西尤甚。兵灾、年馑、瘟疫，到处留下 劫后疮痍。无家可归的灾民，嗷嗷待哺的儿童，贫病交加的老人……妇女更生活在这个不幸社会的 最底层。她们中不仅有受灾的山村妇女，而且有被家庭卖出来的“丫头”“童养媳”和沦落烟花却 又不甘受辱的青年。为拯救这些妇女于水火，并教给她们一些求生技能，陕西女子平民职业教育促 进会应运而生。这是一个有社会贤达参加的半官方的慈善机构。在该会的协调、组织、资助下，西 安女子平民职业学校诞生了。由原任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吴砚青女士任校长，邀集了几位愿意为此 献身的同僚，一个个放弃了原来从事的收入较高的工作，加盟到这个事业中来。我的母亲和干娘就 是其中的一员。干娘的老家在乾县，但在我的记忆里她很少回老家过春节，倒是她年迈的母亲偶尔 会来西安看看。当她看到身为校董事一揽学校财政大权的女儿住的是没有取暖条件到处透风的房子 ，吃的是只有咸菜辣子的稀饭、蒸馍和大锅煮的所谓“碎面”时，她硬要女儿跟她回家，说是家里 至少有个“热炕”。老太太哭哭吵吵，最后校长出面答应给干娘盘个“热炕”才算罢休。这是干娘 在这个学校里惟一的“特殊待遇”。而干娘的工资除了自己的生活所需以及贴补母亲外，几乎全用 在那些贫穷的学生们身上。其实岂只工资，又岂只干娘一人，这里的老师几乎都把学生当成自己的 亲人，教她们文化，教她们织袜，教她们织布……教她们独立生活的技能，并灌输给她们独立、自爱、自信、自尊、自强的信念。她们和老师们一起，用自己的劳动改善着自己的生活，也改善着教师的生活(老师们开始只拿生活费，后来，学校有了产品、有了收入，才逐渐拿到较一般学校约低 20％的工资 )，并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 (开始，政府还补贴一部分经费，后来财政困难，就完全取消补贴，把学校改为“私立” )。她们最爱唱的歌是电影“新女性”里的主题歌：新的女性是生产的女性大众，新的女性是社会的 劳工，新的女性是建设新社会的先锋，新的女性要和男子们一同……不作奴隶，天下为公，不分男女世界大同…… 户县无臂画家王永春说，是老师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命运。上面所说的那些包括女子师范、女子 平民职业学校在内的学生们恐怕更难否认正是老师的教导改变了她们的命运，把她们救出深渊。其 实，一代又一代的老师几乎都在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改变着受业者乃至国家、民族的命运。那位曾在西安“关中书院”讲学35年、在当时被誉为“关西夫子”“理学大师”的冯从吾就曾宣称：“开天辟地在此讲学，旋转乾 坤在此讲学，致君泽民在此讲学，拨乱反正在此讲学，用正变邪在此讲学。”他认为讲学的目的就 是“发蓓击蒙，移风易俗”。魏忠贤当权时，曾召冯为工部尚书，这位老夫子竟拒不从命。后人评说“天下皆建(魏忠贤 )生祠，陕西独无，以士皆守冯少墟 (从吾号 )廉耻之教也。”老师的影响由此可见。 1938年秋，我插班进了位于城固县的西北师范学院附中高中一年级，第一堂课就碰上平面几 何。讲着讲着，老师突然从衣袋里拿出纸来，说来个“临时测验”。初中三年，虽也经过大大小小诸多考试，可谁见过这事先没有一丁点征兆的“临时测验”呢?考什么 ?怎么考 ?心慌慌的一头雾水。看看“老”同学们已经一个个收起练习簿，拿出直尺、圆规等，我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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