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初的第一年，即ｌｏｐ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下寺主持道士王圆篆，雇人清除三 层楼下层洞窟（第１６窟）南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据后来的学者们研究统计，出土从东 晋至宋代时期的佛经抄卷、社会文书、绢画、纸画、版画、绣画等文物５万余件。其数量之多，学 术价值之大，古今罕见，震惊中外。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并不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就挑选其 中书写工整优美的抄卷、绘制精美完整的绢画，赠送给当地官吏和地主绅士，巴结官府，还用抄卷、文书、幡画换取捐助和粮食。这样，敦煌藏经洞文献、遗画就流向了社会。藏经洞文书遗画的发现，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一批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就接殖而至莫高窟，有英 国的斯坦国、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桔瑞超和吉Ｊ！！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先后从王道土手中盗窃、骗买、掠夺了藏经洞出土的大批文献、遗画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以往的各种书刊都介绍，是英国的斯坦因最先来到莫高窟的，是第一个得到藏经洞文献、遗画的外国 人。诱使斯坦因到敦煌探险考古的原因和斯坦因从何地何人得到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也众说不一。 许多著作都说：诱发斯坦因到中国劫宝的原因是他在ｌｏｐ年参加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会 议上，听了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齐于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到中国甘肃河西一带调查地理 、无意中发现敦煌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和塑像的报告，引起了斯坦因的很大兴趣，决定到中国进行探 险考察。又说：斯坦因先后四次到中国进行考察，第二次的考察目标是楼兰遗址，当他行经敦煌时 ，意外地从一名居住敦煌的乌鲁木齐回教商人口中，听到王圆策发现敦煌藏经洞文献之事，于是就直奔敦煌莫高窟寻找宝物。门（”ｏ）谢稚柳却说： 盖宋时避西夏之乱，秘藏于此， 即世所传藏经洞也。王道士于是延城 中士绅来观，士绅不知其可贵，谓此 佛经流落于外，诚大造孽，辄嘱仍还 窟内。王道士颇机诈，思藉之贸利， 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 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 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 沮丧，弃之而去。时嘉峪关税务司比 国人某将回国，来谒廷栋，临行廷栋 出数卷赠之。此比国人行过新疆，复 谒长庚将军（亦满人）及道台潘某。 相与道敦煌事，复以经卷分赠长庚与 潜道台。有匈牙利人斯坦因，自印度 来中国，至新疆，闻知其事，遂来敦 煌，晤王道士，蜜言利诱……兼许银 三百两。王道士惧城中绅士，初不敢 应，及见赠银，意始为动。【。１（Ｄ） 谢稚柳先生于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同张大千一起在莫高窟考察研究，文字记录，并临摹了部分北魏 至隋唐时的壁画。谢稚柳著有《敦煌石室记》和《敦煌艺术叙录》。张大千和谢稚柳同敦煌官员和 地方文士有广泛的接触交往。我们相信谢稚柳的记载是有所调查，有所根据的，绝不是民间传闻。 据谢稚柳记载，可知第一个得到藏经洞文献的外国人，不是斯坦国，而是“嘉峪关税务司比国人某 ”。斯坦因也不是在敦煌从一名居住敦煌的乌鲁木齐回教商人听到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文献之事的，而是在新疆从官员那里得到这一消息的。谢稚柳所讲没有姓名的“比国人”，究竟是何人？ 赵崇民在翻译德国著名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１８３３－ｌｏｐ年）的《中国考察游记》①时，。发现李希霍芬多次提到的比利时人保尔·施普灵盖尔特（ＰａＵｅ Ｓｐｅｉｏｐｉｔ）很可能就是谢稚柳所说的那个“比国人”。我认为赵崇民的推测是正确的。 １．李希霍芬《中国考察游记》第７６－７７页），叙述了他１８６９年初，在上海准备沿长江而上进行考察一事： 在人事安排上，我最重要的收获 是搞来了一个译员，他是比利时人， 名字叫保尔·施普灵盖尔特（Ｐａｕｌ Ｓｐｌｉｏｐｉｔ），是三年前从欧洲来的，在当时按照教皇的命令在蒙古设立的 比利时教会中工作。头两年他的任务是侍候神甫们，他利用那段时间出色地学会了中国话。他没有受 过多少学校教育，只具备读和写的最必需的知识，此外他会讲佛拉芒语②，也会说不很完善的法语 。他没有基本的语法知识，他的中国话是像小孩子学说话那样学的，没有什么系统，只是在实际应 用中学习。恰恰是这种方式使得他能够学到民间口语。此外他有一种”独具的天分，善于领会中国 人的思维方式和感情，因此对于进行日常生活通俗事物的交谈来说，他是当时在中国能够找到的最为可贵、最为合适的人。在他离开了蒙古教会之后，就来到北京德国使馆当巡警。不久前他从天津押运一笔款项到北京，其间 很不幸，与一个俄国人发生了冲突。后者看来对他押运的贵重物件有图谋不轨之意，并动手打人， 而且由于他随身带着手枪，于是施普灵盖尔特不得不进行自卫。在越来越激烈的搏斗中，施普灵盖 尔特用短剑把对方刺死了。该短剑是为了保卫他的押运而因公配发的。为这件事他被送到了上海， 让他在那里听候一个指定的国际仲裁所的判决。在听取了所有证人的证词之后，确认此事属于自卫 ，因而对他从宽处理。不过在发生了这件事之后，立即找到一件工作，对他来说就困难了。于是他 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陪同我进行一段旅行。过了不久我就感到，他的品性非常好，于是从那之后我就长期雇用了他，也就是从那时起，他陪同我在中国进行了所有各类 旅行。他是忠诚、服从、认真和肯于 作出牺牲的模范，始终是我最重要的 依靠。我所取得的成就中，有很大一 部分应归于他的汉语知识，以及他的 谨慎、勇敢和天生的才能。 ２．原书第２００页，李氏于１８６９年５月１０日寄给他父母的信中： 你们一定还记得随同我在扬子江 上旅行的那个比利时人施普灵盖尔 特。我发现他非常好，非常有用，于 是就长期雇用他作为我的译员和大管 家。他总是精神饱满，兴高采烈，在 正直、责任心、工作热情方面，几乎 没有人能超过他，并且天生就十分机 灵，知道怎样待人接物。他热中于打 猎和爬山。他对琐碎工作有一般的帮 忙，把合鸟退毛、采集标本（他对化 石已经产生了浓厚兴趣）等等；他的 主要工作则是口译、探听情况、与当 地居民交朋友、为小金库每天记流水 帐，以及作为欧洲人进行社交活动。 他会说一种法语方言，但说得不好， 会说很不完善的德语，佛拉芒语也说 得不好，这是由于只讲德语而荒疏 了。中国话讲得好，我还没有遇到哪 个人，学了如此短的时间（三年）就 讲得如此完美。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 由于他的头脑中没有其他知识的累 赘。由于这种原因，我不能使用他从 事任何较高水平的工作。他对于地理 的理解并不比一个六岁的孩子好，对 于旅行他毫无经验。我不得不把一切 事都告诉给他、指点给他，不过指点 一次也就够了，因为他很伶俐，掌握 得非常快。 你们从各种情况看可以明白，我 在这全部陌生的中国民众中，不可能 找到更为合适的人物。我可以毫无危 险地游逛各个地方，而如果没有他， 我几乎是不敢出去的；我可以获得关 于重要事物的信息，而如果没有他则 这些信息对我将永远漆黑一团。他同 当地居民总是很快就情同手足，并且 成为他们的宠儿，不论我们走到哪 里，都结交了朋友。 ３．原书第２卷第１３５页第３段，李氏在１８７１年写给父母的信中讲述了他们在内蒙古的比利时教会中的一些情况： 施普灵盖尔特随同教会的主持 人、菲尔毕斯特神甫早些时候就来到 蒙古。在这里他也像给我工作时已证 实的那样，表现出忠实与诚恳，并且 以其在实际工作中所具有的灵巧，使 居住生活舒适而进行了许许多多安 排。 ４．原书第２卷第３４５页第２段至第３４６页第１段，李氏介绍了他与施普灵盖尔特离别时的情况： 今天在我的并不重要的生活经历 中，一条重要的纽带拆散了：我送我 忠实的施普灵盖尔特上了轮船，那船 把他运往北方去从事他的新工作。我 和这个忠实、正直的人朝夕相处了 ４２个月，共同分担了艰辛与风险， 现在和他分别着实使我难过。他具有 金子般珍贵的品质，这种品质在我们 的时代变得罕见了。特别是在海外飘 泊不定的生活中，更难于保持下来。 按照我的建议，他将在蒙古经商，这 对他是极其合适的，并且他已带去一 批货到那里。他在那里有比利时的传 教士，他们将像保护自已眼珠那样保 护他。他在那里还有一批基督教徒为 他服务，他们将按照他的需要而工 作。因此我希望，他在那里会生活得 很好。我已经作了安排，使他与上海 一家虽然并不高贵、但却很大的商号 建立了联系。 ５．原书第３４６页的注１中，该书的编辑者写道： 这之后不久，施普灵盖尔特就在 中国任职了，并且升到了高官地位。 他娶了一个中国老婆，她给他生了 １２个子女。这里复制的照片是他与 家人在一起的情况，是他寄给李氏以 庆祝李氏的刀岁诞辰的（１９０３年５ 月５日），在附信中他还向李氏表达 了他的忠诚，他对李氏保证说，他对 她所有孩子进行教育所采用的原则， 就是他在随李氏旅行时从李氏那里学 到的。他在中国的北方以及中国的土 耳其斯坦（即新疆——译者）各种官 署中当了３０年之久的官，于ｌｏｐ年 在李氏死后不久——死在了他的第二 故乡。 从上面转录的几段译文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情况： １．从国籍上说：施普灵盖尔特是比利时人。他１８６５年前随教会来中国，学会了中国民间汉语，懂得中国的思维方式和感情，是一个中国通。 ２．从时间上说：施普灵盖尔特于１８６９年开始做李希霍芬的翻译和助手。三年半后与李希霍芬分 手，其后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经商，作官３０余年，大约是１８６９年至１９１０年之间。此时，正是藏经洞文献发现和被盗的年代。３．从官职上说：施普灵盖尔特和李希霍芬分别不久后，“就在中国任职，并且升到了高官地位。他 在中国的北方以及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即新疆）的各种官署中当了３０年之久的官”。因此，他在甘肃嘉峪关当税务司长是很有可能的。４．最有力的证据是：施普灵盖尔特于ｌｏｐ年５月５日，为庆贺李希霍芬的７０岁诞辰，寄给李希霍芬的一张全家像。像片的背景锦帐上大字书：“嘉峪税关”，“办理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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