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即以文为本。就是要以作品的字、词、句子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为本 ,而不是以这些要素以及他们发生关系时所表达的种种固定的含义为本。基于此 ,我们可以说《围城》是一部具有巨大召唤结构的潜在文本。一、文化精神的描述文学是文化的基本载体之一。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 ,总是要描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那么《围城》描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呢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过 ,他是抱着“忧世伤生”的悲悯之情 ,想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 ,某一类人物”的。也就是说 ,作者所着力表现的应当是“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作者之所以会“忧世伤生”,是因为作者所感受到的这种文化精神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既有西方资本主义奴化思想的浸染 ,又有中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思想的历史遗存。在文本中 ,方鸿渐万里回乡的第一印象便是“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的那些人 ,那些人还做着四年前所做的事 ,说四年前所说的话。”《围城》中所表现的中国 ,好像一潭死水 ,无论加什么进去 ,也激不起半点涟漪。就连上海那样受西方文化浸染最为严重的“十里洋场”,仍要按惯例请算命先生来支配儿女的婚姻。方老先生给新生的孙儿起名字 ,也要“把举人书袋底的陈年货全掏出来”。许国璋在《文化与文明》一文中指出 :“文化随民族而异 ,文明随时代而异。中国的六书、庭院、谷粱、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构件 ,汉唐如此 ,今天如此。这些是中国文化的长存因素。”许先生认为 ,“文化的因素没有截然的先进落后之分 ,文明的因素却有先进落后之分 ,先进代替落后 ,是不争的事实。”旧思想、旧道德做为历史惰性力 ,对人们观念的影响之大 ,钱先生在《围城》中寥寥几笔就勾勒了出来——就连在捷克公使馆当过参赞 ,饱受过西洋文明薰染的董斜川 ,回国后也发出封建遗少那样的慨叹 :“不须上溯康乾世 ,回首同光已惘然。”旧文化遗存中的封建糟粕 ,不仅造成社会的封闭守旧 ,举步维艰 ,而且对抗战环境下的中国知识者也造成了颇深的影响 ,制造出了一批自私卑劣、廉耻丧尽的士林败类。口口声声“严于男女之大防”的李梅亭 ,赴湖南途中向妓女调情 ,吊苏州寡妇的膀子 ,是个不折不扣的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家。他那只随身携带的大铁箱和里面的卡片、药品 ,活脱脱现出他那不学无术、利欲熏心的嘴脸 ,难怪赵辛媚讥讽他 :“有了上半箱的卡片 ,中国书烧完了 ,李先生一个人可以教中国文学 ;有了下半箱的药 ,中国人全病死了 ,李先生还可以活着。”那个“老派名士”汪处厚 ,原是下野军官 ,一向保留着“前清习气”,“像一切官僚、强盗、赌棍、投机商人一样”相信命运 ,惯于拉帮结派 ,钻营升迁。倘若把根深蒂固的旧文明比作一棵不死的病树 ,那么李梅亭、汪处厚之流就是这病树上结出的罪恶之果。钱钟书无论是从讽刺主题的现代性上 ,或者是讽刺小说体式与世界文学当下的联结上 ,都十分出色的把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腐蚀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围城》中 ,钱先生辛辣地嘲讽了当时盛行的崇洋媚外的文化心理。通过对留学生身上的各种不良习气及道德品质的无情剖析 ,返照了西方社会文明的一个侧面。对于中国西式知识分子的自嘲及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的再审视 ,融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 ,将文本的潜在能量动员起来 ,并把那些经过日积月累而沉淀为文本之组织结构的意义积淀“搅动”起来 ,使它们浮到表面上来。即通过读者参与的“补充逻辑”(读者参与对“文本”构成是起一定作用的 ) ,在建构中解构文本自身。留学生中的一部分人出洋是为了“光宗耀祖”,挂一个金字招牌。方鸿渐就坦率地承认 :“现在的留学就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 ,从前不中进士 ,随你官做得多大 ,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可以解脱一种自卑心理 ,并非为高深学问。”不但学自然科学的要出洋留学 ,就连学中国文学的也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起来有些滑稽 ,事实上 ,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 ,早已洋气扑鼻 ;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 ,还需要外国招牌 ,方可维持地位。”清末大儒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曾盛赞“出洋游学”云 :“出洋一年 ,胜于读书五年 ,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 ;入外国学堂一年 ,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作为留学生一员的钱钟书 ,对留学生中的种种心态 ,尤其是赴欧留学生中的一些人的心态更是了如指掌。留学生中出于升官发财、寻找靠山、镀金等私 利目的而“游学”的不乏其人。方鸿渐也正是在父亲和挂名岳父的两面夹击之下从爱尔兰人手中买了一张伪造的博士文凭;另有一部分人念念不忘自己是留学生 ,回国后在同胞中撒谎骗人 ,招摇过市。如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招牌 ,标榜“新古典主义”诗人的曹元郎 ;买了假博士文凭且能撒谎到底 ,娶了白俄女人为妻冒充美国公民的历史教授韩学愈 ;专靠写信吹捧西洋大哲学家而得到三四十封回信 ,俨然以“中国新哲学创始人”自居的褚慎明 ,就是一群寡廉鲜耻的洋奴文人。这股崇洋之风不仅吹刮在中国上层知识界 ,而且像毒菌一样扩散到摩登文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苏小姐客厅里那个受过法国教育 ,身上有一股“愠羝”味道和脂粉香的沈太太 ,“薰得方鸿渐要泛胃 ,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只好在内心揶揄她“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上海电车上那个十六七岁的女孩 ,“脸化妆得就像搓油摘粉调胭脂捏出来的假面具”,不由得方鸿渐感慨万千 :“中学女孩子已经把门面油漆粉刷 ,招徕男人了 ,这是外国也少有的。”满怀“忧世伤生”之情的作者 ,在这里不惜用喜剧性的夸张笔调 ,尽情地嘲弄那些西化文人 ,把崇洋媚外风气在知识界和青少年中造成的恶劣影响力透纸背地刻画了出来。二、语言意蕴的把玩索绪尔的语言学认为 ,语言是一种表示观念的纯粹关系的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或称符号学( Semiology) ,把语言分成基本的两部分 ,一是“能指” ( Signifiant) ,即用来表达意思的字、词或句子本身 ;二是“所指” ( Signifié) ,即这些要素指向的意义。这种意义一般都是比较固定的和约定俗成的。在“文本”中 ,重心不再位于“所指”,而是在“能指”。既然这种“文本”不再指向固定的意义 ,那就不需要对它作意义的解释 ,而只需要通过阅读它并与之交谈 ,就可达到对它的语言意味的体验。在《围城》中 ,人物的名字 ,以寓意、暗示、类比等方式 ,跟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发生直接或隐蔽的联系 ,从而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作者的思想 ,更进一步去理解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如方鸿渐的命名 ,就隐慝在《周易》的八卦哲学思想中。“鸿”出自“渐”卦 ,卦辞的内容 ,主要是反映家庭的变化与冲突的 ,六爻的首名都以“鸿渐于△”起兴 ,即“鸿渐于干 ,鸿渐于磐 ,鸿渐于陆 ,鸿渐于木 ,鸿渐于陵 ,鸿渐于阿”。《卦序》说 :“物不可以终止 ,故受之以渐 ,渐者进也”。这种哲学表达 ,与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万物流转不息”之论不谋而合。他们共同的一点 ,就是把“生成”与“变化”作为世态人生的本相大真 ,而否认存在与恒定 ,何况事物的任何“渐进”过程 ,都要付出矛盾的代价。这对方鸿渐命运来说 ,既是象征 ,也是真实写照——他在异国他乡 ,四年间“换了三个大学”;万里回乡之后 ,“职业不容易找 ,恋爱不容易成就”,经历了从上海到内地、内地到上海的颠沛流离 ,最后连小报馆里“最不重要”资料室的职位也未能保住 ;婚姻家庭方面 ,也是历尽曲折。《围城》在总体命名上 ,无疑也包含了这种人生的荒谬性、非理性地深刻批判与反省。“渐”卦在哲学意境上 ,就隐喻着人生不断变化 ,不断冲突。人生现实的种种矛盾性 ,和“物不可以终止”的流变性 ,无一不从方鸿渐对待人生、事业、爱情、婚姻的态度上 ,从他走向悲剧的命运与性格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围城》中的其他各色人物的命名亦是如此。作者绝不刻意创造“雅俗共赏”,而是强调“俗中生雅”。“俗中生雅”的关键是“生”。也就是说,“生”不是凭空而生 ,而是在旧的东西中有所本而生。韩学愈、褚慎明、赵辛楣、高松年、汪处厚、顾尔谦等 ,以及与方鸿渐发生瓜葛的四位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等等 ,其命名均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处”,但又在俗的和旧的东西中生发出新奇的雅致。至于“欧亚大旅社”、“三闾大学”和书名《围城》,也都包含着哲学思辩的色彩 ,充满着作者对人生、爱情、价值及出路的思考。钱钟书的诡奇、尖刻 ,焕发着机智而又富有知识容量的语言技巧 ,大到主题意蕴的暗示 ,小到人物隐秘心理和心理转折的发掘 ,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 ,都堪称独步。三、生存处境的思考人文科学领域中的解释学大师狄尔泰认为 ,读者面对文本 ,就像面对作者本人 ,以此达到对作者的理解 ,超出了对他自己的理解。通过《围城》,我们看到旧中国的千疮百孔 :方鸿渐一行人从上海到湖南的旅途困顿 ,反映了抗战环境下的社会动荡 ,经济萧条。破旧的汽车 ,一再光顾的日本飞机空袭 ,蚤虱云集的“欧亚大旅社”和时有妓女、大兵出没的鹰潭小店 ,构成大后方社会一幅光怪陆离的图画。在三闾大学 ,我们看到了抗战初期大后方高等教育的黑暗腐败 :校长高松年“用小政客的手段办教育”,把办大学作为个人进身的阶梯。系主任和教授们大都是不学无术、荒淫无耻之辈 ,或持假文凭行骗 ,或钻营职位升迁 ,或制造传播流言。作者特别讽刺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导师制规程》。规程要求导师“随时随地调查、矫正并向当局汇报学生思想 ;”“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 ,导师连带负责。”连曾在欧洲各国游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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